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12年5期第145~154页
【作者简介】何方昱(1975- ),女,陕西省汉中市人,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上海 200235)。
【内容提要】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晚清以降,尤自甲午一役之后,西式新学堂蓬勃兴起。随着分科教育的实行,这种西方知识分类系统,通过制度化的形式重构了中国传统知识结构,进而推动近代学术体系发生变革。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分类代替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教育领域则突出表现在大学的系科设置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过整理国故运动以后,现代中国史学的学科独立意识益形确立”①,地理学亦具有“独立之系统,整齐之组织,集中之精神”②,因此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开设置。浙大史地学系在现代学科体制初步建立的大环境下“逆流”而行,绝非一时冲动之举,它既是竺可桢、张其昀秉持“史地合一”理念及通才教育观的结果,又是竺、张二人成功地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这一理念的必然产物。而竺、张二人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相继离开浙江大学,也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③

  一、南高渊源与竺张合力
  晚清以降,中国新学堂和新式大学的办学模式深受日本影响,高等师范与大学分而设置,前者为专门性学校,后者为大学。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先后设有文史地部与数理化部两部正科,及体育、工艺、英文、农业、商业、教育等六科专修科。1919年,国文部改为国文史地部,理化部改为数学理化部,目的在于使历史、地理与国文同等,数学与物理、化学并重。南高校长郭秉文依照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学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主张,力图打通基础与应用的学科限制。④1920年1月,郭秉文将南高的两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设八个系,其中包括历史学系与地学系。南高的科系设置实际上已突破了师范的界限,具备了综合大学的雏形,为创设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成立。东南大学创立于南高基础之上,延续了南高的“正科”及“专修科”的系科模式。1923年7月,南高并入东大,学科建设十分齐全。张其昀将郭秉文的办学特色总结为“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⑤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在郭秉文、刘伯明、柳诒徵等人经营下,已成为东南中国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地学系主任。竺可桢被誉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奠定其宗师地位的,正是20年代他在南高及东大从事的教学工作和科研活动。⑥竺可桢加盟南高文史地部后,南高遂“成为中国另一个地理学重镇”⑦。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一改传统意义上的“舆地”学科专业狭窄之不足,并培养众多“以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为己任”的地学家。⑧竺可桢重视自然与人文的融会贯通,1922年,他撰文建议普通中学应该开设混合地理科目,应“以自然与人文之关心为中心,否则无灵魂”⑨。对于地理学的学科界定与发展趋势,竺可桢亦有独到见识。他看重欧美地学家将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的主张,认为“易于联络贯通,而地学乃能得美满之发达”,并举美国克拉克大学所设置的地理研究院,自然地理与人生地理熔于一炉,“无此疆彼界之分,实开地学界发展之一新纪元”。⑩
  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念。“地理学寓于史学”当属中国传统史观。从《汉书》创设地理志开始,中国地理学渐趋发展,后衍生为方志之学,内容繁杂,不过直至清代,地理学依附于史学这一格局并未改变。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国势日衰,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地区虎视眈眈,边疆史地学就此兴盛。不过,边疆史地学之所以引发学者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在于边疆地理学已非仅指地理学本身,其内容包含民族问题、历史问题、文化问题以及政治交通等诸多问题,百年以来不仅“中国学者极端重视之”,“世界各国如俄日英法等学者,亦都重视之”,不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亦重视之。⑪究其根源,正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正被一步步逼入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系统。这个世界系统从15世纪开始萌芽,17、18世纪茁壮成长,到19、20世纪发展至顶峰。在资金、市场、殖民扩张三者交叉作用之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从欧洲扩展至全世界。⑫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强国挑衅,中国屡战屡败。竺可桢与刘伯明、柳诒徵等南高同侪敏锐地观察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积贫积弱的危险性,令时间与空间超越了其本身的意涵。对他们而言,时间特指20世纪,西方列强主宰着由民族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空间则指不断遭遇挑战与侵犯的中国领土边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中国的政治体制与领土主权所面临的危机日益加剧时,能够准确涵盖时空合一观念的复合名词“史地”与“历史地理”便获得广泛传播。⑬“史地”概念强调,在理解人类世界的复杂性时,既要考虑时间性,又要考虑空间性。时空合一观念与民族主义的结合,颇受南高学人的欢迎,他们主张科学与人文并行不悖,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史地合一的教育观,竺可桢、柳诒徵、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张其昀就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⑭
  张其昀(1901-1985),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其晚年自述中,言及南高的刘伯明与柳诒徵对自己影响最大,被张视为恩师。刘伯明时任南高训育主任及文史部主任,他对于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批评态度及民族主义立场,给青年时代的张其昀留下深刻印象。⑮身为史学家的柳诒徵则指示学生应多读地理,研习科学,并以追从二顾之学(顾炎武、顾祖禹)相勖勉。柳诒徵教授的方志学、图谱学与史料学令张其昀受益终身。1921年,南高扩充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学习。毕业后,他“努力于地理教科书的编撰,翻译世界地学名著,以及作地理考察等,受其老师竺教授的影响也深”⑯。
  毋庸置疑,三位大师的学术主张与教学方法对于张其昀日后史地兼修的治学路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南高—东大时期他从事的学术活动则为其史地合一观念奠定了学理基础。1919年10月,张其昀入南高读书之时,其所处的史地部与其他科系联合组成史地研究会;两年之后,“史地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史地学报》创刊,基本成员为南高文史地科学生,教授则担任指导员。柳诒徵、徐则陵和竺可桢三人就曾担任史地学会的指导老师。张其昀作为史地研究会的创始会员,对学会及《史地学报》所起的影响均不可低估。就致力于史学、关心时事,穿梭于古今中西之间的几个范畴而言,张其昀可说正代表了史地研究会的基本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史地学报派的一个缩影。⑰这一时期张对西方历史地理学发生浓厚兴趣,曾对近代欧洲地理学做了分门别类的简介,并将法国著名学者白吕纳(Jean Brunhes,1869-1930)与克米尔合著的《历史地理学》一书主要内容译成中文。⑱这是中国学界首次将西方近代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及其主要内容介绍到中国,在日后的史地研究与办学上张其昀都深受白吕纳思想的影响。⑲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
  竺可桢与张其昀学理思想的一致,加之深厚的师生情谊,为他们聚首浙大、联合创建史地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竺可桢接下来执掌浙江大学更为实现他们共同的教育理念提供了契机。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3月10日,竺可桢致函张其昀:“晓峰同学足下:前星期六得晤谈甚快……桢如赴浙,第一问题即在罗致人才,深望足下于下年度能赴杭讲学,如不能久,一年半载亦行。”⑳竺在这天的日记中亦言:“为浙大事复晓峰及叔谅函,告以已与布雷接洽,允赴浙大半年,在此半年期内物色继任人物,并邀晓峰赴浙讲学。浙大无地理教授与无历史教授,故对于史地非增人不可。”(21)竺可桢正式接手浙大后,更是倍感师资之重要。5月2日,竺可桢又特意致函张其昀:“桢初抵浙校百端待举、头绪纷繁,下学年聘请教员事尚未能详加探讨,迪生先生处已托由刚复先生在沪电邀,史地方面深望足下与赞虞均能惠盼肯来。”(22)
  竺可桢一方面积极地敦促张其昀等人来浙大助力,另一方面他也加紧敦促校方通过设立史地系的提案。5月9日下午四时,浙大召开第一届校务会议,竺可桢在会上提出四点办学方针,首要一点即为:“本大学过去由专校合并而成,今后当顾名思义,各方平均发展,使学生既得基本训练,又能各具专长,俾成全才。”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会上通过文理学院增设中国文学系案、增设史地学系案、各院一年级不分系案等三项议案。(23)其中,增设史地学系案更是未经讨论就获通过。(24)随后,竺可桢再次致信张其昀通告此消息。尽管此时的张其昀已有出国进修的打算,然于情于理,他都不得不重新思量竺可桢的邀请。5月17日,张其昀致函陈训慈云:“竺师前日有一手谕,知浙大已通过成立国文、史地二系,史地系嘱赞兄与弟任之。弟本思自费赴英读书一年,现遵师嘱,延期至明秋。”(25)张其昀放弃出国留学的计划,追随竺可桢加入浙江大学,随之成为史地学系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推手。
  张其昀等一批南高—东大学生的加盟,为史地学系的成立创造了良好的师资力量,也为教育部的核准打下了基础。5月27日,竺可桢前往教育部会晤部长王世杰,谈及浙大经费及设立史地、国文二系事。王世杰主张史地系最好能改为历史或地理,免得以后再改,竺可桢则坚持认为“二者得并存”(26)。据1933年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中山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理学系属理工学院;四川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无地理学系;北京大学史学系属文学院,地质学系属理学院。(27)与浙大史地学系颇具渊源的中央大学,变化更剧。1928年8月,原属社会科学院的史地学系改名史学系,并入文学院,其地理学程则并入理学院之地学系,不久地学系又分为地理学系与地质学系。(28)实际上,自1925年柳诒徵因易长风潮离开东大后,柳氏弟子中除了陈训慈在中央大学短暂任教外,只有缪凤林一人长期在中大任教。此后,中大史学系教授大都是不具本校背景的新人。30年代,雷海宗、朱希祖先后担任中大史学系主任,尤其是在朱主政时期,他主张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并在中央大学得以贯彻。(29)由此可见,在现代学科体制的规训下,30年代的历史学与地理学均已具备独立的学科意识,分科设置成为主流。在这种状况下,竺可桢秉持的通才教育观予史地合一观念以有力的支撑。
  浙大增设中国文学系与史地学系的议案呈报教育部之后,不久就接到部令,准许浙大“增设史地学系,所需经费即由该校就原有经费撙节开支;至增设中国文学系,应暂从缓议,俟师资较为充实后,再行呈候核办”(30)。正是在竺可桢的直接影响和张其昀积极筹备之下(31),史地系才很快得到教育部的批准。1936年5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张其昀任系主任。

  二、史地合一与通才教育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南高—东大功不可没。不过,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东南大学被视为由“东南学阀”把持的“反动学府”,遭到改组改制,此后中央大学遭遇多次学潮及易长风波,并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的“中央化”过程。(32)相较而言,竺执掌下的浙大相对稳定,竺、张的通才教育观得以具体实施。张其昀坦言:“(时空)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综合是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33)
  史地学系成为贯彻竺、张史地合一思想的重要平台。起初,史地学系隶属于文理学院,不久文理学院分置,史地学系隶属于文学院。20世纪20年代,竺可桢在南高—东大时期曾建议将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合二为一,归并至理学院地学系,显示出他对地理学这门学科自然科学属性的认同,这与竺可桢的科学家身份相符。不过,在竺的思想世界中,“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才是他追求的目标。1936年竺执掌浙大之后,任命张其昀为史地学系主任,张的研究领域更倾向于人文地理学及历史学,因此,将史地学系置于文学院当属正常。1938年8月,浙大师范学院成立,史地系亦为六系之一,“文师二院之史地学系实相需相依,其行政与师资设备现仍合一”。(34)1939年7月,在教育部授意下,浙大设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是全校最早设立研究所的科系之一。8月4日,教育部第二○二四八号训令委托史地系设立史地教育研究室。(35)至此,浙大史地系实际包含有四个单位,即文学院的史地系、师范学院的史地系、史地学部和史地教育研究室。1946年,教育部公布改进师范学院办法,“规定国立大学师范学院内分设教育、体育两系,原设国文、史地、数学、理化、博物各系,均归并文理学院施教,以免重复”(36)。浙大师范学院史地系于1947年并入文学院史地系,同时,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改为史地研究所。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通过1939学年第一学期的课程表,可以管窥史地学系二、三、四年级学生要修习的主要课程。此外,在一年级时,除了共同必修的几门课:三民主义、国文、英文、中国通史、哲学概论、理则学等,还有自然科学,包括地学通论、普通地质学、气象学、人类学或普通理化五门中任选一种;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或人文地理中任选一种。通过这样一个大概的课程罗列,即可知史地学系培养学生的主要学程。从所列的课表中可看出,中国近世史、西洋近世史、历史地理及本国地理总论均为史地两组学生的必修课,其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得以贯彻,而张其昀本人更担任后两门课的教师。
  浙大史地学系除了承担教学工作外,还担负着出版刊物、建立研究室、组织学会等多项职责,通过学术研究扩大史地合一思想之影响。1937年5月,《史地杂志》(双月刊)出版,专载史地学系教师在历史地理方面的著述,在杭州时曾出版第一卷一、二两期。后因抗战军兴,浙大数度迁移,印刷困难,以至停顿。又曾于1940年9月复刊,继续出版第一卷三、四期,第二卷一、二期,共计出版两卷六期。1941年8月,《思想与时代》(月刊)创刊号出版。此刊物虽然有其创立渊源与人脉网络,不过浙大史地学系仍是一个重要基地。《思想与时代》上刊登了不少史学与地学方面的著述,多为浙大史地学系同人所作。1939年9月成立的史地教育研究室,经费由教育部一次性拨发两年半共三万元。这笔款项作为史地专款,由保管委员会负责管理,按月支领。史地教育研究室由张其昀兼任主任,任美锷兼副主任,均不支薪。另聘李絜非为专任副研究员。其余研究员则特约浙大及校外专门学者担任,亦不支薪。研究室主要从事六类编辑工作,以教材、丛刊与挂图三类为主,出版了多种著作。(37)
  除了主要由史地学系老师参加的出版及学术活动外,学生的活动则以史地学会为主,借助教与学的互动深化史地合一的理念。1938年4月,史地学会成立于江西泰和,这是一个全系的学生组织,本系教师为特别会员。总会设在遵义,另在湄潭、永兴、龙泉都设有分会。史地学会就此成为全系经常性的组织,活动非常丰富。学会在教师指导下,由同学们分工负责进行各项活动,如举办专题学术讲座、师生联谊会、郊游活动等。1939年1月,史地学会召开全体大会,共到新旧会员30多人,史地系教授助教全体参加,还特邀新聘日文讲师梁嘉彬到会。大会先由干事王德昌同学报告会务,并对新会员表示欢迎。系主任张其昀发表演说,并报告系务。此后由史地系各教授黄秉维、费巩、叶良辅、顾谷宜、陈训慈等先后致辞,“虽语多简短,而或讲外国文工具之重要,或指示研究之方针,咸关切要,闻者感奋”。最后“讨论划定新会章,改选干事,并有各种余兴,颇尽欢洽,至六时许散会”(38)。由此可见史地学会的主干为学生,教师多担指导教育之责,学会气氛融洽,师生之间关系和谐。
  同时,史地师生还定期举办读书会,进一步拓展教育活动。1937年3月,史地学系规模初定之后,就开始举行读书会,由本系教授学生全体参加,推定教授一人或两人轮流担任讲述,每月举行两次。史地学会成立后,其后读书会便以史地学会名义举行,除教授演讲外,还有学生报告读书心得,二者相间举行,“内容除学理研究外,对于时事问题之讨论亦甚注意”。(39)1945年7月,在“七七”抗战八周年纪念日时,史地学会特意举行图史展览会,“计陈列凡有关东北朝鲜之各种挂图影片一百余幅,及史地图书什志七十余册。校内外人士之前来参观者,至为踊跃”(40)。展览之外,壁报也成为史地学会开展活动的重要载体。据郑士俊回忆:“在遵义、湄潭、永兴场史地学会先后出版过《时与空》壁报。这个壁报名称是张其昀老师题取的,稿件由学会里同学们撰写,分别按‘时’与‘空’的概念,以各种形式与文体阐述各自的见解与心得体会,环绕上一节提到的中心思想进行论述与探讨,也是大家学习中的汇报与交流。由于是通过壁报方式发表的,在遵义时期中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41)倪士毅也回忆“史地系的学生,平时除了上课学习之外,课外活动也很活跃。系里有史地学会、读书会、同乡会等组织。史地学会还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时事座谈会,请系里教授来做演讲;定期出版《时与空》壁报,作为同学们写作的园地”(42)。这些回忆恰好印证了张其昀对于时空合一观念的重视程度。
  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43)。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师范学院的史地学系从三年级起,采取分组原则,目的在于使史地两科之间的联系性更为密切,以造就健全的中学师资人才。正如张其昀所言,史地学系创建之后,努力实践着三个目标,第一,“造就对史学与地学有志深造之人才”;第二,“造就对中学史地教育富有实验兴趣之人才”;第三,“造就对于现代问题富有研究兴趣之人才”;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44)以此观之,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45),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7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史地学部初设时,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组就学科性质再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一人或两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一次。(46)1939年,史地学部录取研究生4人,每人每年生活费600元,1940年录取研究生6人,以后逐年增加,并扩充了气象学组与人文地理学组。1946年,依照教育部《大学研究所暂行规程》规定,史地学部改称为史地研究所,并增设人类学组。(47)
  史地学部在录取研究生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1945年8月,竺可桢主持召开研究院院务会议,对于本届研究生取录标准,提出三项决议案:“一、入学考试科目全考,平均成绩在五十分以上者。二、凡本校毕业学生,其四年平均成绩,必须在同系同级学生成绩名次中之上半段者。三、研究论文,必经主管系别认为合格者。以上三项,全须具备,不可缺一。”院务会议依照上述三项标准,考核计算,结果只录取本届研究新生宋晞、陈吉余等五人。(48)浙大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多数学生都在史学或地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仅史地学系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就有两院院士六人:叶笃正、谢义炳、施雅风、毛汉礼、陈述彭、陈吉余;此外,还有多位享誉国际学界的著名史学家及地理学家。在现代学科体制专业化的背景下,一个看似传统的“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竟然造就了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偶然之中蕴涵中一种必然。
  学问体系是一个系统网络,看似毫无关联的学科,实际上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现代学科体系愈来愈强调专业化程度,通识教育仍应该成为一种理想与目标。如陈述彭在地理学的专业课程方面,选修了涂长望的大气物理和天气预报、任美锷的经济地理、黄秉维的自然地理,以及张其昀、顾谷宜、叶良辅等老师的课程。此外,还选了一些历史学的课程,包括张荫麟的中国通史、陈乐素的宋史、顾谷宜的世界通史、王庸的地理学史及张其昀的“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这些史学课程令陈述彭眼界大开,激发了他对科学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他对史地学系“史地合一”的办学方针颇多认同。(49)

  三、权力重组与史地分离
  张其昀于1936年执掌浙大史地学系,正如宋晞所评价的:“由于四个单位均由张氏主持,经费比较充裕,教授人数亦较多,因此在教学方面,课程比较完备;研究方面,编印书刊,发表研究成果,亦颇可观。培植史学、地学人才不少。”(50)浙大史地学部及史地研究所培养出大量专业人才,学术成绩斐然,成为彼时中国学界研究史地学科的“主要中心”(51)。尽管如此,它还是无法逃脱史地分离的“宿命”,在看似偶然的政治事件的背后,其实是权力重组带来的必然结果。
  早在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斟酌各方意见,重新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其中明确规定:“(一)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及其他各学系。(二)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及其他各学系。”(52)这是教育部通过国家权力,将大学系科制度化及标准化的一项举措。不过即使如此,浙大史地学系并未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将史地学系分置,而是保持着史地合一的状态。当时全国公立大学中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合并设置的学校屈指可数。据1948年编纂出版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当时设置有历史学系或地理学系的公立大学共25所,只有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与暨南大学设置了史地合一的史地系,均隶属于文学院。其他各大学中,历史系一般隶属文学院,地理系则隶属理学院。(53)
  其中,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原设历史社会系,1930年历史、社会学系分置(54),1931年史地系成立,开设有人生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地理绘图、地理教学法、自然地理等课程。(55)暨南大学史地系延续时间较长,与校长何炳松秉持的史学教育思想密不可分,亦在史地教育领域多有贡献。(56)不过,就师资及培养史地人才而言,暨大史地系仍无法与浙大史地学系相抗衡。复旦大学史地系则开设于抗战时期,实际上以史学为主。程鸿于1943年秋考入复旦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据他回忆,“我投考复旦时,对史地系并无了解,1943年8月底入学后,才知道该系不论在师生人数上,还是在开设课程上,都以历史为主。新生到校,也没有分科分组,只是根据个人爱好,各自多选历史或地理课程……大概自1947年以后,再也没有以学地理为主的同学了。但史地系名称依旧,并且每学期都还开设一些地理课供同学们选读,还有叶粟如、陶绍渊、卢村禾等几位地理老师”(57)。1949年8月16日,复旦大学校委会召开会议,采纳史地系学生金冲及等人建议,决定改史地系为历史系;18日,经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高教处批准正式改名。(58)
  与两校相较,浙大史地系愈发显得特殊。一方面,史地学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使史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另一方面,随着地理学方法科学化的不断深化,尤其是自然地理学的迅速发展,需要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的做法就引发一些不满。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益显突出。作为系主任的张其昀在竺可桢的支持下,坚持史地合一的教育观,但系里教师或学生,尤其是地学组的师生,多持史地分家观点。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就主张史地分家,他曾回忆当时的情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59)身为气象学副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若在史地系发展气象学,则误入歧途,受到限制。么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
  1946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60)
  么枕生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出发,认为专业化倾向是必然的。若科学工作者没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无法应付迅速发展的科学。他认为,人生短暂,科学发展又无止境,历史学与地理学实难兼顾。时为史地学系研究生的陈吉余对于史地分离也持赞同的观点,他在晚年的回忆中就提到:“学科分化,不断出现新的分支,前者重在宏观,后者重在微观。前者宜乎通才,后者宜乎专才,因此,时有分系的建议。”(61)
  尽管地学组的师生多有史地分离的论调,认可史地合一观念的师生亦不少见。陈述彭就读于史地学系地学组,除了地理学的专业课程外,还选修了多门文史课程。他认为,“史地系的优势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和同步,以及对人文和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的综合研究”(62)。陈述彭对于张其昀的教育理念颇多赞誉:“史地系毕业的学生,具备宽阔的社会适应能力,能够经受风风雨雨的考验,大都各自有所建树,是和先生文理兼收,史地并重,强调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和先生有教无类,博采众家之所长的教育方针分不开的。这是不争的历史和事实。”(63)
  应该说,1949年之前,史地合一派与史地分离派均有各自的势力,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博弈,但由于主政者竺可桢与张其昀都是坚定的史地合一派,因此史地分离更多还只是“暗议”而并未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史地学系在1945年之后仍能继续存在,与张其昀所获得的学术权力及资源密不可分。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64)。1946年初,张接替去世不久的梅光迪就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故而能够继续维系史地学系。不过,战后政局动荡,学潮汹涌,张和国民党当局的密切关系也令其在浙大饱受争议。(65)
  1949年国共两党的政权更替最终导致了浙大史地学系的史地分离。是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离开之前明确告知夫人陈汲:“决不去台湾或广州”(66),表明他已决定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竺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此后,他再也没有重返浙大。张其昀则在40年代后期渐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67)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1949年6月6日,浙大由杭州市军管会接管,并以刘潇然、孟宪承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管理校务。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此后,学校不断有所调整与增建。其中,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68)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69)。据《1949年解放后浙江大学组织系统图》显示,隶属于文学院的历史系已停办,人类学系及人类学研究所仍隶属于文学院;地理系则隶属于理学院,同时办有地理研究所。(70)至此,存在了13年之久的浙大史地学系宣告终结。1952年初,为使浙大逐渐改造成为新型的工业大学,学校进行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文学院调出与前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理学院则并至复旦大学。(71)曾经辉煌一时的浙大史地学系就此消逝,只有地学系得到维持,学人自主的学科建设之路由于政治强力的介入戛然终止。

  四、学科合分与文化自觉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建是竺、张对20年代南高史地学派教育理念的承继与实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权领土危机日益加剧,既注重时间性,又考虑空间性的“史地合一”观念因而获得了南高学人的高度认同。“史地合一”以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强调20世纪的世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中国要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中为自己寻找位置,就必须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时空合一下的世界。据此,竺、张二人坚持设立史地合一的史地学系,他们秉持民族主义观念,具有强烈的时代关怀,为史地合一奠定了思想根基。此外,不置可否的是,以竺、张为代表,生于1890-1900年代的这一学人群,其生长的环境仍是“传统的”,他们从少年时代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必将伴随其终生,影响或许是于无形中的,却也挥之不去。陈万雄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主力的考察中,认为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的这一代人,“教育背景应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传统与近代新式教育参半,新旧学问兼备,中外思想的影响集于一身……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机会,他们是历史上罕有的新旧学问、中外知识相对均衡集于一身的一代知识分子”(72)。而本文所讨论的学人则多出生于1890-1900年代,从他们身上亦可以看到上一代学人的影子。这一代学人尽管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的熏陶,但仍不能够脱离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气质。或许,正是这种气质促使他们意欲在通才与专才之间、历史与地理之间寻找一种调适与沟通。
  浙大史地系的维系和发展更是以竺、张为代表的学者在面对西方现代分科体系的影响和冲击时,对中国学术的一种坚守和创新。民国时期,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要趋势,历史学及地理学业已具备独立的学科意识。受其影响,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而设置于文学院与理学院,历史学属人文学科,地理学属自然科学,二者之间如隔鸿沟,难以逾越。浙大学人则勇于创新,正如张其昀所坦承:“创办之始以全国各大学之设有史学系或地学系者已属不少,颇望在杭州开辟一具有特点之新园地。”(73)应该承认,他们的确开辟了一个新园地。浙大史地学系与同时期的西南联大历史系与地质学系不同;亦与同属“南方学派”的中央大学历史系及地理学系迥异。(74)
  同时,必须承认,竺可桢与张其昀将史地学系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一定程度上也是默认史学与地学皆具独立的学科意识,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法论。他们坚持将史学与地学合并一系的理由,恐怕还是认为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有益于学生的学术成长,有助于培养通才。这种专才与通才并重的教育观正是竺可桢在民国时期大力提倡的。1946年7月,竺在南京参加教育部会议,在关于大学组织法的讨论中,他主张在第一条“大学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中,加入“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语,但未获通过。(75)可见他的观点在当时中国教育界中不占主流,学科化与专业化已成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浙大史地学系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大师的养成,更是中国学界有识者的一种文化自觉。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于学术发展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在知识领域具有权威的科学家或学者一旦成为学术机关的掌门人,也就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浙大史地学系的成立及“史地合一”观念的推行,关键就在于竺可桢以科学家身份执掌浙大,张其昀亦以史地学家身份掌控史地学系。他们拥有政治权力,进而成为学术研究和发展的资源垄断者,这为他们在系科设置、学术活动及人才培养等领域赋予了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及施展空间。以此而论,民国时期国民党主张的党化教育并不成功。相较而言,1949年之后,政治权力的强行介入,打断了学人自主规划的学科建设之路,浙大史地学系就此成为绝唱。

注释:
  ①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第315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②竺可桢:《中央大学地学系之前途》,载《地理杂志》,第1卷,第1期,第3页,1930。
  ③既存的有关浙大史地学系的研究,多强调张其昀在其中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而对竺可桢的作用,以及竺、张二人的合力关注不够,对史地学系的实践也未能予以深究,且对诸多资料文献的挖掘不够。相关研究参见:刘盛佳:《张其昀的地理思想和学术成就》,载《地理学报》,1993(7);韩光辉:《张其昀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载《中国科技史料》,1997(1);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载《浙江大学学报》,1998(9);张卓群整理:《浙江大学院系史上的一支奇葩: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36-1949)》,载《浙江大学馆藏档案》,2009(4)。
  ④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第4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⑤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见中央大学校友会编:《中央大学七十年》,第75页,1985。
  ⑥施雅风:《南高东大时期的竺可桢教授》,载《高教研究与探索》,1987(2)。
  ⑦彭明辉:《〈史地学报〉与历史地理学的兴起》,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11期,第2页,1994。
  ⑧竺可桢:《我国地学家之责任》,载《史地学报》,1921(1)。
  ⑨竺可桢:《普通中学应特设混合地理一门》,见《竺可桢全集》,第1卷,第419页,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4。
  ⑩竺可桢:《何谓地理学》,载《史学与地学》,第1期,1926。
  ⑪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号,第61页,1931-11-10。
  ⑫韩子奇:《进入世界的挫折与自由——二十世纪初的〈地学杂志〉》,载《新史学》(台北),第19卷,第2期,2008。
  ⑬Tze-ki Hon, “The Fus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 Ris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during the Nanjing Era(1927-1937)”, 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on Intellectuals, Profession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October 16—17, 2009, pp. 1—2.
  ⑭彭明辉认为,现代学科体系下的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东南大学《史地学报》及北大《禹贡半月刊》密不可分。参见氏著《历史地理与现代中国史学》,第1—36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⑮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第1册《远古史·自序》,第2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61。
  ⑯宋晞:《张其昀》,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名人传》,第2册,第273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
  ⑰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第102、104页。
  ⑱张其昀:《最近欧洲各国地理学进步之概况》,载《史地学报》,第2卷,第1期,1922。
  ⑲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载《浙江大学学报》,1998(9)。
  ⑳张其昀书信,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张其昀留在浙大的书信等档案仍在整理中,尚未公开。转引自何春晖、胡岚:《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2)。
  (21)《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36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22)张其昀书信,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转引自何春晖、胡岚:《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载《浙江大学学报》,2011(2)。
  (23)《国立浙江大学第一次校务会议记录》,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50期,1936-05-23。
  (24)(26)《竺可桢全集》,第6卷,第70、81页。
  (25)参见张其昀:“致陈训慈先生函”,见氏著《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序跋函札类(二)”,第11573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
  (27)(28)《第一次全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况》,第29—50、33页,上海,开明书店,1934。
  (29)(32)蒋宝麟:《首都中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第239—244、42—44页,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0。
  (30)《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之整理——浙江大学增设史地学系之令准》,见中央统计处编:《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1936。
  (31)Chiao-Min Hsieh(谢觉民), “Chu K’o-chen and China’s Climatic Change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2, No. 2(Jul., 1976), p. 249.
  (33)张其昀:《我与浙大史地系》,载《天涯赤子情——港台和海外学人忆浙大》,第5页,收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34)《附录: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3页,1940。
  (35)编者:《两年来本校大事记》,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00期(特大号),1941-10-10。
  (36)《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第49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37)其中包括《中国大纲》(张荫麟)、《地理学研究法》(叶良辅)、《欧洲政治地理》(任美锷)、《植物地理》(黄秉维)等。见《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1940。
  (38)《史地学会大会纪略》,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8期,1939-01-23。
  (39)(43)(47)《附录: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概况》,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3页,1940。
  (40)《史地学会举办图展》,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27期,1945-07-16。
  (41)郑士俊:《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34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42)倪士毅:《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11页。
  (44)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5号,1948-06-11。
  (45)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第12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6)《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规程草案》,载《史地杂志》,第1卷,第3期,第65页,1940。
  (48)《研究院举行第三次院务会议》,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30期,1945-09-01。
  (49)陈述彭:《浙大史地系——12年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回忆》,见韩存志主编:《资深院士回忆录》,第2卷,第130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50)宋晞:《张其昀先生传略》,第9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2000。
  (51)Chiao-Min Hsieh(谢觉民), “Chu K’o-chen and China’s Climatic Changes,”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2, No. 2(Jul., 1976), p. 248.
  (52)(53)《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490、600—650页。
  (54)戴学稷:《解放前暨南大学发展史略》,载《华侨教育》,第1辑,第57页,1983。
  (55)刘强:《1949年前上海地理学的发展与贡献》,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2)。
  (56)房鑫亮:《何炳松评传》,见刘寅生等编《何炳松纪念文集》,第390—42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57)程鸿:《复旦大学史地系杂忆》,见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第254—256页,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58)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编纂委员会编:《复旦大学百年纪事》,第17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59)(60)么枕生:《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见《浙江大学在遵义》,第116—117、117页。
  (61)陈吉余:《记浙江大学史地系从复员杭州至院系调整的一段历史》,见吴传钧、施雅风主编:《中国地理学90年发展回忆录》,第262—263页。
  (62)陈述彭:《浙大史地系——12年生活、学习与工作的回忆》,见韩存志主编:《资深院士回忆录》,第2卷,第132页。
  (63)陈述彭:《中华文化与素质教育的一代宗师》,见《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261—262页。
  (6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3月1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65)(66)《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112、431页。
  (67)吴相湘:《张其昀的治学与兴学》,见潘维和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第645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
  (68)(71)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华东高等教育情况汇编第一分册·华东高等学校历史情况》,第208、210页,1954。
  (69)据竺可桢日记记载:“知叶左之(即叶良辅)已于本月十四号在杭去世。此次浙大改组,变动颇大。左之向来身体瘦弱,不能胜繁剧,而这次竟被聘为地系主任,每日须到校办公。这真不啻代他掘了坟墓,所谓爱之即所以害之也。”参见《竺可桢全集》,第11卷,第530页。
  (70)《1949年解放后浙江大学组织系统图》,见《浙大组织机构系统情况》,浙江省档案馆:53—1—4085,第13页。
  (72)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82—18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73)张其昀:《史地学系之回顾与前瞻》,载《国立浙江大学日刊》(复刊),新第5号,1948-06-11。
  (74)战时的西南联大在文学院中设置历史系;理学院中设置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复校后,北京大学史学系隶属文学院,地质学系隶属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文学院下辖历史系,理学院中则包括地学系与气象系;南开大学只开办了历史系,隶属文学院,没有地理学系。中央大学的历史学系属文学院,理学院中则设置地质学系、地理学系、气象学系(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600—650页)。
  (75)《竺可桢全集》,第10卷,第168页。

浙江大学史地系对气象人才的培养和贡献

浙江大学史地系对气象人才的培养和贡献
■气象史料挖掘与研究工程项目组①
气象科技进展 6(4)- 2016

  民国时期高等学校设有气象专业(气象组)的,一为国立中央大学,一为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再则就是浙江大学了。而气象学大师如郭晓岚、叶笃正和谢义炳则皆出自浙江大学史地系。可以说浙江大学为我国气象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浙江大学史地系
  浙大史地学系的创设源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简称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柳诒徵和竺可桢等人主张的通才教育观以及张其昀在青年时期所受的史地教育。
  20世纪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成为中国东南的学术中心。竺可桢即在此时加盟南高-东大,于1921—1925年和1927—1928年先后担任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②地学系主任。1921年秋,竺可桢创建新型地学系,增设地质、气象等新式课程,目的在于拓宽地学研究领域。竺可桢的地学一元观(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合二为一)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构成了其思想世界中的“史地合一”观
念。竺可桢、柳诒徵和刘伯明等人秉持这一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由此促生了南高史地学派③。南高-东大时期,竺可桢培养出一批突出的地理、气象人才,如张其昀、胡焕庸、诸葛麒、陆鸿图、高国栋、王学素、黄厦千、全文晟、沈孝凰、吕炯、朱炳海、朱文荣、张宝堃、沈思屿、徐近之和郑子政等。张其昀则是这一学派的中坚分子和传承人。
  张其昀(1901—1985年),浙江宁波人。1919年,张其昀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东南大学组建,文史地部分别改为中文、外文、历史和地理四个系,竺可桢任地理系主任,张其昀选择地理学为主修课程,师从竺可桢。
  1936年3月,竺可桢同意执掌浙大后,即开始着手为未来的史地学系网罗人才,谋划学科建设。1936年8月,浙大史地学系宣告成立(图1)④,张其昀任系主任。

图1 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组织结构图
  张其昀早年在南高受到的史地合一的教育,对他后来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浙大史地系的创建,正是这种影响力在实践层面的体现。史地学系的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史学组的教学目标是以国史为本位,兼重世界史的课程,以养成学生比较研究的能力;地学组则将地形、地质、气象诸学与人文地理并重,以充实学生做科学研究的基础。史地分组着意于专才培养以稳固专门研究之根基;合系则着意于史地兼通的通才教育。史地学系要培养“专”与“通”兼顾之人才,这也正是竺可桢主校之理想⑤。
  但在史地学系成立之初,教员有张其昀、景昌极、
顾谷宜、朱庭祜、费巩、陈训慈(以上皆为副教授)、
苏毓棻(讲师)、李玉林、柳定生、郝颐寿(后3位皆
为助教)等10人,第一届史地系学生也仅有6人⑥。全校
除竺可桢、沈思屿(时任代总务长)、诸葛麒(校长秘
书)为气象专业出身外几乎无专门的气象学专业教员。
可见成立之初的史地学系主要还是培养历史、地理方面的人才,气象只是作为地理专业方面的辅助课程。
  在课程设置上,史地学系分为史学与地学两组,学生一年级时不分组,基本上都是学习由教育部规定的
共同必修课,自二年级起学生须认定一组,或史学或地学,进一步加以研习。
  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地学组的专业课以地理方面为主。必修课中与气象有关的课程很少,即气象学、气候学加上野外实测,在选修课(表1)中则增加了天气预告学、中国气候、世界气候、大气物理和农业气象等。但历史、地理乃至地质学的相关课程则极大地拓宽了视野。
表1 地学组选修课程
课程名称 学分 选修年级 课程名称 学分 选修年级
人文地理 6 三、四年级 太平洋地理 3 三、四年级
世界地理 6 三、四年级 澳洲地理 3 三、四年级
亚洲地理 6 三、四年级 地球物理 3 三、四年级
欧洲地理 6 三、四年级 海洋学 3 三、四年级
北美地理 6 三、四年级 天气预告学 3 三、四年级
边疆地理 6 三、四年级 中国气候 3 三、四年级
岩石学 6 三、四年级 世界气候 3 三、四年级
工程地质 6 为工学院开 大气物理 3 三、四年级
农业地质 6 为工学院开 植物地理 3 三、四年级
农业气象 6 为工学院开 政治地理 3 三、四年级
地质实察 2 三、四年级 地图读法 3 三、四年级
国际学 6 史地两组三、四年级 历史地质 3 三、四年级
  除本科教学外,遵照1934年教育部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史地系还积极地推进研究生教育与培养。1939年8月,浙大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成立。张其昀任史地学部主任,副主任为涂长望。
史地学部最初建立时,仅分为史学组与地学组,各
组再就其学科需要细分为若干门。每组每门设导师1~2
人。导师每周与研究生谈话一次,每两月举行部务会议
一次①。
从民国二十九年6月《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
部招考研究生简章》可以略知当时史地研究所的招生概
况:
1)组别。本部研究范围暂分下列四组:①史学组:
由张荫麟、顾谷宜先生指导。②人文地理学组:由张
其昀先生指导。③地形学组:由叶良辅、任美锷先生指
导。④气象学组:由涂长望先生指导。
2)名额:十名。
3)应试资格。应试人须具下列资格:①国立省立或
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史学系、地学系或史地学
系毕业者,其他学系毕业,经原校教授特别介绍者;②
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者。
4)报名手续。应试人须缴验下列各件:①报名单一
纸;②毕业证明文件;③最近二寸半身相片三张;④论
文(审查及录取均注重论文);⑤原校系主任或教授之
介绍信(如无可缺);⑥体格检查证明书;本部于收齐
上列各件后即付审查,合格者方准应试。
5)报名。①日期: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
②地点:贵州遵义本大学注册组。
6)考试。就应试人所欲研究之范围与所著论文之性
质命题笔试,通讯方法举行之。
7)修业年限及待遇:①研究生修业期限至少二年;
②研究生学费杂费暂免,在修业期中每人每月给予生活
费五十元并由校供给住宿,修业满一年成绩特优者得另
给奖学金,成绩不及格者停止修业;③全部修业期满经
考试及格者依照部章给予证书。
各研究所(学部)的研究生课程一般由该所(学
部)所在院、系教授负责指导,必要时可以邀请外院、
系教授共同指导。比如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的研究生叶
笃正指导教授就有两位,一位是史地系的涂长望教授,
另一位则是物理系的王淦昌教授,由涂长望和王淦昌联
合指导。还有几位著名的气象学家也是史地学系在遵义
期间培养的研究生。

① 执笔:陈云峰。
②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于1915年;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7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遂称之为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改称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改名为江苏大学;1928年5月改称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称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改称南京大学。
③ 何方昱.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年). 学术月刊, 2012(5): 145-154。
④ 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 民国三十一年出版。
⑤ 倪士毅. 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96-113。
⑥ 国立浙江大学教职员学生通讯录(1936年). 杭州: 国立浙江大学,1936: 19-20。

二、气象学教师队伍与教学
  气象学教师方面,除竺可桢执掌浙大之初带去的
沈思屿②、诸葛麒③外,1939年5月涂长望出任浙江大学
史地系教授(后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后于1943年离
开。1942年郭晓岚研究生毕业后也留校④,教授动力气象
学,后于1945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12月卢鋈任史地系
讲师(不久升任副教授);1945年8月幺枕生任史地系副
教授;1948年石延汉任教史地系。气象专业类课程逐步
丰富,1947—1949年么枕生开设气候学、高等气候学、
统计气候学及天气学;石延汉开设高等气象学、大气物
理学;沈思屿开设气象学;吕炯开设地球物理及海洋气
象等课程。
  涂长望对浙江大学史地系气象专业学生的培养贡献
巨大。施雅风回忆道:“涂先生讲中国气候,将近代中
国气候研究的新成就网罗无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认真
听讲与理解能力,不时对学生启发提问。他讲大气物理
时,选课学生连我只有两个人,他就将那本讲课主要依
据的英文版《大气物理学》交给学生,指出本学期要弄
通哪些章节,期末考试,不懂处到他家中提请讲解。①”
竺可桢虽没有时间给学生上专门课程,但常亲自给
学生做学术报告。
  林晔回忆:“1948年沈思屿先生(原任浙大总务主
任)教我们气象学,从内容到表达都提不起我们的学习
兴趣,我们提出希望竺校长亲自兼课,当然在这种情况
下是很难遂愿的。1948年2月,浙大天文学习会筹备复
会,由谭天锡、任雨吉、刘操南和我去校长室请他指导
并邀他做一次学术演讲,他甚表支持并以‘博以返约’
的通才和专才教育应很好结合相期许,并说浙大虽未开
天文学课程,但通过学会活动也可增长兴趣,拓宽知
识。他答应给我们做一次学术报告。到了1948年秋天,
竺校长才抽出时间给我们做了《中秋月与浙江潮》的学
术演讲,阐释天文学的秋与气象学上的秋含义不同并从
月球运行理论谈到潮汐的成因。教室中挤满了听众。这
些讲稿由当时担任记录的我整理成稿,并作为天文学习
会的学习内容。②”
  1941年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还建立了校办测候所,于同年8月正式开始观测。
  测候所设在协台坝当时子弹库所在大宅的后院,由涂长望指导建立。一方面供学生实习,一方面每天做地面观测四次,正式记录并按月统计报送国家气象部门。
由史地系学生(束家鑫、吕东明和欧阳海等)作为工读负责日常的观测。观测场地内有百叶箱(内装干湿球温度表、最高温度表和最低温度表)、雨量计、日照仪、测云杆(云速、云向)、风向风速仪等,在当时是一个二等规模测候所的设备。这个测候所一直坚持到浙大迁离遵义,使遵义有了相应年数的气象纪录③。
测候所还以“气候研究室”的名义与全国各地测候机构经常保持联络。并据观测资料编印了《民国三十年八月至三十一年一月遵义天气气候概述》。
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校办测候所改名为遵义测候所。
1939年5月涂长望加盟浙江大学至其1943年离开,这段时间当为浙江大学培养气象人才的巅峰时段。不但
培养出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和束家鑫等著名气象学家,而且在学术上也颇多建树。涂长望出版了
《中国气候通论》、《气团概论》专著,师生还发表了《中国冬季温度之长期预告》(涂长望)、《何以贵州
天无三日晴》(涂长望)、《凝结曲线在气团分析及天气预告中之应用》(郭晓岚)、《等熵面之分析》(叶
笃正),《贵州东北部浅气旋之研究》、《清代水旱灾之周期研究》、《贵州的气候》(谢义炳)等论文。

① 毛文婷, 张淑锵. 张其昀与浙大史地研究所.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1): 183.
② 沈思屿,号鲁珍,安徽合肥人。1925年东南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总务主任,兼任史地学系气象学教授。
③ 诸葛麒,号振公,浙江东阳人。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后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1936年随竺可桢到浙江大学,任校长秘书。
④ 民国三十年度史地学部简报. 民国三十一年度出版。

三、史地分家及其争论
  竺可桢的通才教育理念不单单是在史地系得到体现,在全校都是如此。浙大1942年毕业生,后受竺可桢青睐留校任教的刘操南说“竺可桢校长以及其他师长对于治学,主张中西兼通,文理渗透的。这种主张落实在
学生的选课上。文科的要选理科课,理科的要选文科
课,至少各要满12学分才能毕业。这种主张,是深入学
人之心,蔚然成风的。例如:理工科的同学经常选读唐
宋诗和唐宋词,并且进行创作。就我来说,读文学院的
也曾选读微积分、地学通论和物理实验等课。那时院与
院间,系与系间,不像一些大学中文理壁垒森严,畛域分
明。当时转院转系容易批准。学术上的切磋琢磨、交流更
为频繁。不是哪一系的师生就在哪一系中团团转的。切磋
琢磨,风雨一堂,由博返约,感情十分融洽。④”
浙大史地系采用史地合一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使史
学组和地学组的学生能从史地两个学科领域中学习综合
的方法,有利于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结合;但另一方
面,对于自然地理学尤其是气象学来说,17—19世纪,
借助物理学中力学、热学、光学等分支的科学成果迅速
发展,这就需要有深厚的数理基础,将地学组隶属于史
地学系,并设置于文学院则很难满足学科发展的需要。
抗战胜利后,浙大复员回杭,这种矛盾日显突出。地学
组师生提出史地分家。
  时任史地系气象学副教授的么枕生回忆当时的情
况:“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
都认为史地应该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
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
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
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
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
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
‘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
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虽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议激烈,
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身为气象学副
教授,么枕生认为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钻研气候学,
气象学只是气候学的基础课,显然受到限制。幺枕生推
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更倾向于史地分家,
他还举出实例以证实这一揣测:“1946年1月31日曾由
束家鑫带我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余、王
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
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
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
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
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①”
  对于史地分家,林晔也有清晰的回忆:
“1947—1948年,史地系学生曾多次向系主任及校长提
出‘史地分家’,因为从学生来说,史学和地学都有必
修课,势必分散精力,转移兴趣。这一要求自然首先遭
到张其昀先生的反对,他主张融通史地,有利于培育通
才。当时浙大学生有个史地学会,我以学术干事的名义
代表部分学生的意见向张先生上书,陈述分系的理由,
张当即约我到他家中去谈,说理与压力兼施。后来学生
自治会的代表陈业荣向校长面陈,竺校长认为史地二者
日后必分,只是当时考虑人力物力暂时不分。1948年5月
间为此事以及其他事,学生在壁报上对张先生指名诘问,
张以辞职相威胁,校方要开除壁报负责人,学生代表力陈
张与史地系学生隔阂以至对立(主要是对当时时局的观点
以及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上)存在已久,开除学生必致更
大不满,后经校务会议讨论以记过处分了之。②”
张其昀长期主持浙大史地系(达13年之久)③,与浙
大史地系的成长密不可分。
  对于张其昀,学生们则爱恨交加。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张以其史地学家的身份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并逐渐进入蒋介石的视野。1941年3月15日晚,蒋第一次约见张其昀,曾谓张“此史地专家同乡中后起之秀,甚可爱也”。1949年5月,张离沪赴台,旋即出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此后位居国民党中枢要职,并在教育文化事业领域颇多建树。
  “平心而论,张其昀先生在《中国地理总论》的教学中是非常勤恳的,如每课必挂大地图并指出学习要
领,他的讲解也是有条不紊的,而且经常教育我们注重
实践锻炼,注意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如叫我们编写一
个县的地理志和气候志等),这些都是使我们很难忘却
的。④”
  林晔回忆道:“张其昀这个人要一分为二地看,他是蒋介石很器重的一个人,把他提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位置,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局委员的那个高度了,所以他的政治立场完全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我们学生搞运动的时候,他经常反对,学生们也反对他。但是他学问很好,讲课也很好,注重联系实际,通俗易懂,所以同学们还是比较欢迎他的。⑤”
  1949年4月底,竺可桢暂离杭州前往上海。1949年5月,张离沪。竺可桢与张其昀离开浙大后,史地学系实际上已无人掌舵,史地合一观念的支持力量大大减弱,史地分离已成必然。8月,马寅初被委任为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委。文学院的史地系改属理学院,并改为地理系,史地研究所改为地理研究所。原为史地系教授的叶良辅被任命为地理系主任。
  存在了13年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气象学家,如郭晓岚、叶笃正、谢义炳、周恩济⑥、施雅风、毛汉礼、姚宜民⑦、束家鑫、张镜湖⑧、吕东明⑨、欧阳海⑩、左大康 和林晔等。

① 施雅风. 饮水思源 怀念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119-132。
② 林晔. 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 1986年5月。
③ 倪士毅. 播州风雨忆当年——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96-113。
④ 刘操南. 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遵义//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55-69。
① 幺枕生. 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114-118。
② 林晔. 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 1986年5月。
③ 1943年夏—1945年底张其昀赴美讲学期间由叶良辅任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回国后继续担任系主任。(李治孝. 叶良辅老师的生平和贡献//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0: 373)。
④ 林晔. 浙江大学史地系、地理系片断. 中国气象学会气象史研究会(秦皇岛)交流文件, 1986年5月。
⑤ 林晔,口述访谈实录。
⑥ 周恩济,浙江杭州人。1941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研究院史地研究所,师从涂长望,1943年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重庆北碚国立复旦大学讲师,1945—1949年7月任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气象台台长等职。1949年8月—1951年2月任香港皇家天文台助理科学官。1951年2月,应涂长望邀请回国。1952年到天津大学任教。1955年到华东水利学院任教。
⑦ 姚宜民,安徽含山人。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至中国航空公司任气象预报员。1950年在台“中央气象局”任预报科科长。1951年任台北松山机场民航气象台台长。1954年赴美国依阿华大学学习农业气象。1956年获硕士学位,返台任台湾省气象所研究室主任。1958年再度赴美,攻读博士学位。1963进入美国联邦气象局(后改名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曾任该局气象情报服务中心首席科学家。
⑧ 张镜湖,父亲为著名史地学家张其昀。1948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1954年,获得美国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从事研究。1959—1964年,任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1984年后,成为夏威夷大学地理学和气候学荣誉退休教授。1999年1月22日,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是台湾地区首位获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的学者。
⑨ 吕东明,1942年考入浙江大学史地系,是1945年浙大地下党派到湄潭的中共地下党员,化名吕欣良,在浙大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气象部副部长兼气象研究所所长。
⑩ 欧阳海,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曾任浙江大学助教、重庆中央气象局技佐等职。解放后,历任中央气象局资料室技术组长等职。1960年参与筹建南京气象学院农业气象学系。
左大康(1925—1992年),地理学家,湖南长沙人。1949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地理系。1960年苏联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浙江大学校长韩祯祥教授在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亭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江大学校长韩祯祥教授在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亭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尊敬的遵义地、市委和行署及市政府的领导,亲爱的各位同志:
我和浙江大学顾问杨士林教授以及全国各地的浙大校友代表
非常高兴地受到中共遵义地委、遵义地区行政公署、中共遵义市
委、遵义市人民政府的联合邀请,前来遵义市参加“浙江大学黔
省校舍碑亭”的揭幕仪式。在此,我谨代表浙江大学和全国各地
的校友代表向遵义地、市党政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遵义地
区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四·f-八年前,在民族存亡、国难当头之时,空可帧校长率领
浙大师生,冒着抗日的烽火,历尽艰辛,辗转跋涉五千余里,从
杭州初迂浙江建德,再迂江西泰和, 三迂广西宜山,最后西迁到
贵州,在贫州遵义、湄潭、永兴建校。这是中华民族近代教育史
上一次胜利的长征。浙大西迂的成功,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
了光辉的一-页。为此,?主可祯校长铭文刻碑,以永远纪念浙大西
迁和在贵州遵义建校的这段历史。
浙大已有八十八年的历史了,这八卡八年中有六年半就在遵
义。这六年半,是浙大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当年,浙大
在遵义的这块土地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得到了遵义地区父
老兄弟姐妹在物质上、生活上的支持和帮助。是遵义人民群众哺
育了浙大,为浙大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环境,使浙大在抗战时期仍
能弦歌不辍,坚持教学,开展科研,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从而
使浙大得到了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为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为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作出了贡
献。浙大自1946 年10 月迁回杭州,已经过去了三卡九年。目前
己发展成为一所在校学生达一万一千人的全国重点大学。应该
说,浙大在遵义的六年半,是浙大今天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
件之一。因此,我们十分怀念遵义,怀念这段艰难困苦的岁月,
十分感激遵义人民为浙大的发展所作出的宝贵贡献。我们永远不
会忘记遵义和遵义人民。我们深深感到,遵义是浙大师生的第二
故乡。
今天,遵义地市委将潭没了近四十年的“浙大黔省校舍碑”重
新树立起来,作为珍贵史料予以保护,并拨专款建立了碑亭,这
使我们非常感动。碑亭的建立,是遵义地市委重视教育v 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一个生动体现,它将激励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为
振兴中华、建设四化而奋勇进取。我代表浙大和全国各地校友代
表再次向地市委表示深切的感剧。
最后愿“浙大黔省校舍碑亭”永放求是之光。
谢谢大家。

1985 年10 月22 日

遵义市领导卢开祥同志在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亭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浙江大学在遵义

遵义市领导卢开祥同志在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亭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浙大校友们、来宾们、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亭揭幕典礼。我
代表遵义地委、市委、遵义行署和市政府,向远道来黔参加揭幕
典礼的浙大校友,向到会的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问候。
浙江大学是国内外知名的重点大学。四十六年前,在民族革
命战争的抗曰:烽火中,浙江大学由于坚持抗日、坚持教学、不怕
艰难险阻,由杭州首迂浙江建德,再迁江西泰和, 三迂广西宜
山,最后在1940 年迁来贵州,留在遵义、湄潭,办学六年余,
为贵州人民和全国各条战线培养了很多知名学者和建设人才,从
而也和遵义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遵义人民对浙大是非常欢迎
的,对浙大的“求是”学风、民主精神,以及浙大对遵义文化教育
的贡献和影响,是卜分景仰和怀念的。
浙大迂黔期间,有文、理、工、农和师范五个学院,是当时
国内最有名的综合性的四大学府之一。国际人士誉为“东方的剑
桥大学”,国内也称赞浙大是民主堡垒之一。在治学、育才、抗
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等方面,浙大师生都有突出贡献。从抗日战争
开始到人民解放战争结束,艰苦奋斗的十三年中,浙大的卓越成
就,都是在世界知名的我国地理气象学家丝可锁校长领导F取得
的。遵义人民怀念浙大,也怀念浙大已故的主主可祯校长。
战时的浙大,是科学的摇篮。它以惊人的措施和卓越的远
见,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原有的图书设备,并在艰难条件下从国外
购进大量物资,充实科技实验设备,吸引了国外许多学术权威来
浙大从事科研和教学。各种学派的知名教授,云集浙大,壮大了
浙大的师资队伍。当时,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先生主持,在科学
记录中,浙大教授的论文最多;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浙大有四
名,仅次于北大和清华两校。浙大学术研究空气很浓,科研成果
累累。浙大师生的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袤的很多。
在当时印刷卡分艰难的条件下,浙大紧缩行政开支,也要保证科
技出版经费。这种鼓励科研的办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特别值
得提起的是浙大对贵州的科研贡献。例如,罗登义教授的《黔北
民众营养的研究》、《贵州|蔬果中维生素的研究》,陈鸿适、杨新
美教授的《臼木耳、食用菌的人工培养》,蔡邦华教授、唐觉的
《五倍子研究》,彭谦、朱祖祥教授的《粉状土壤酸度试剂》,吴
文晖教授、钱英男、赵明强的《遵义、湄潭、德江农家经济调
查》,文学院主编的《遵义新志》的刊印,以及对湄潭茶叶、遵
义水稻和蚕桑等的育种、栽培、加工和推广,都面向社会、面向
生产和生宿, 为贵州人民立下汗马功劳,贵州人民将永远怀念。
战时的斯大,又是抗日民主的堡垒.从1937 年起,学校领
导学生积极开展救亡活动,组织义演、义卖,慰劳抗日将士。迂
校途中,利用寒暑假组织战地服务团,到野战医院为伤病员服
务; 1940 年春节期间,战地服务团多达77 人,到广西大塘、迁
江、宾阳前线,救护伤病员;为了抗击日寇的需要,不少学生自
动报名上前线当翻译。浙大师生同仇敌{气。读书不忘救国,值得
我们学习。当时,国民党中央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浙大师生极
为义愤0 1941 年夏的“反总考”、1942 年的“倒孔运动”、“反迫
害”、“反对反动派拘捕进步师生”、1945 年发表的《促进民主宪
政宣言》, 1946 年以后爱国民主新阶段的“反内战、反迫害”运
动, 1947 年的“抗暴、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大学生喊出了
“抢救教育危机”、“要饭吃、要和平”的口号,以及当时的“五·二
。”惨案,后来的“于子三惨案”,浙大师生都站在反独裁斗争的
前列。1949 年杭州解放前夕,浙大师生又在竺校长领导下全力
护校,粉碎了反动派瓦解浙大的阴谋,迎来了杭州和浙大的解
放。从浙大师生身上体现了中华儿女主持正义、不屈不挠的民族
气节。
浙大的求是学风。影响深远。对遵义地区的学风影响更为深
刻。浙大对校舍建筑主张朴质无华,但要充分满足教学需要。从
学习到生活、从文娱到体育锻炼,建筑相当完备。办学兢兢业
业,艰苦中弦歌不辍。抗战中物资困难,学术研究从未停止,以
火代电,以油纸代玻璃,以竹竿代导管,也要出科学成果。学术
讲座、读书报告、科技讨论从不间断。对学生教育严格。迂校途
中,用取消寒暑假等措施来补足课时,不打折扣;学生成绩不及
格,按规定留级或退学,作弊的开除,毫不姑息。重视体育锻
练。到处有运动场、游泳池,竺校长常常带头游泳。浙大最早实
行导师制,导师以身作则,文理并重,培养德才兼备人才。贵州
贫苦学生上大学,求知思想的觉悟始于浙大,大学师生到中小学
授课始于浙大。浙大为贵州培养了不少人才二也唤醒不少民主青
年参加了革命。浙大校友在各条战线的贡献,是与求是学风分不
开的。
竺可桢校长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我国现代地理和气象学的
奠基人,也是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教育家。留美攻读气
象,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及中央研究
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他虚怀若谷,主持浙大校务,兼容各种学
派,使学生开阙视野。爱国、爱校、爱护师生,首倡以“求是”作
为校训,为浙大师生树立了新的学风。解放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硕德高龄,为祖国建设做出杰出贡献,人民将永远怀念
他。
浙大在宜山停留时期,竺校长曾亲撰《浙大宜山学舍记》、
刻石宜山; 1945 年浙大东迂杭州,雪校长又立《浙大黔省校舍
记》石碑于遵义老三中,用意至深。这块碑是地方珍贵史料,涅
没了几乎四十年, 1982 年才在·f ·-·」中扩建时出士,侥幸没有破
坏。遵义会议五卜周年纪念期间,曾树立在卜一中供人瞻仰,浙
大国内外校友多次前往参观、摄影。遵义人民为了纪念浙大迂黔
六年办学、育才、抗日救亡的功绩,十分爱护这块碑。我们把它
移到湘滨公园内建亭保护,要让浙大的办学精神和求是学风,作
为典范永远发扬。
今夭,各地浙大校友代表光临遵义,为碑亭揭幕。一方面说
明浙大校友对母校的崇敬和怀念,另一方面也说明浙大校友对遵
义人民有着探厚的感情,关注遵义的经济建设。正如月初来访的
中科院副研究员,生校长的公子,浙大校友兰安同志所说,他是
吃遵义的米、喝遵义的水成长的ζ 遵义是他的第二故乡.浙大校
友不会忘记遵义。遵义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在“对外开放,对
内搞活”方针的指引下,有决心把遵义建设成为大西南战略基地
之一。浙大校友遍布国内外,人才济济,在祖国建设与世界科技
工作中卓著成绩。我们遵义要开发、要信息、要资金、要人才。
我们欢迎浙大校友和我们一起,开发你们的第二故乡,出谋划
策,外引内联,共建文明幸福的遵义。
这次会议安排五天,时间不算多。欢迎浙大校友和遵义人民
话i日,和遵义校友话旧,畅游革命历史名城和你们母校的故居,
游览泪水、类山,参观前进中的工农业,在各个集会上发表你们
的高见,并以此为起点,建立你们和遵义的紧密联系,对建设遵
义、建设贵州提供宝贵的助力。
遵义条件差,我们筹备匆促,招待不周,还请多多原谅。
最后,祝浙大黔省校舍碑亭永在,祝求是学风发扬光大,祝
浙大校友和来宾们、同志们身体健康。
1985 年IO 月22 日

浙大黔省校舍碑亭记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大黔省校舍碑亭记

浙江大学黔省校舍碑, 一九四五年竺可桢校长立,记迂黔六年中院系设It~庭教学设备甚详,而涅没近四卡年。一九八二年七
月七日,.遵义市-卜一中(旧省立三中)扩建时出土,完璧幸存。
抗日烽火中浙大师生间关险阻、治学救亡之惰,灼然可见。中共地、市委以是碑为地方珍贵史料,特拨专款,建斯于湘滨公园,
以彰浙大战时育人之功。盖以光宠前贤而励来者。

铭曰:风山苍苍湄水泱泱 斯亭志、古求是之光

遵义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经建
一九八五年十月立
(浙大农学院1947 届毕业校友幸必达撰文,市政协委员刘正材隶书刻石)

浙江大学迁黔大事记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江大学迁黔大事记

1939年在广西宜山
1月20日党校伏在校务会!:报告赴川、滇、黔经过。张晓峰报告考察黔
r11饺址。决定暂不迂移‘照常建设立山校舍,文理学院报教育部
分设文学院和理学院。敌机炸贵阳。
2月4日’派关15晓沧、陈训慈赴浙东创办一年级分校.
2月5日敌机18架炸’自:1J.1,目标浙大,投烧夷弹118枚,标营校舍多处
被毁,学生122人失去全部或部分行李,学校拨款及教职员
捎月薪f·分之一救济。2月8日又恢复l:课。
2月’1日H在在海南岛登陆。
2月17日浙大恢复特种教育委员会。
Z月22日行政会议讨论迂校问题。
2月23日位校长借赴揄开会之便,亲往贵州考察校扯。
2月24日散机再炸贵阳。
2月25-28日在贵阳工作的湄潭人士劝浙大迂湘潭。宁主校长派人去瓮
安、汩潭考察,自己过遵赴揄开会,留遵一宿,了解遵义情
况。
于一4月浙大拟迂主南建水,以其逼似杭州,房屋街300余间可供浙大
使用.因教育部不同意,迂移作罢。
5月4日敌机炸重庆,死伤万人。
5月14日教育部同志浙大迂贵州。
5月17日浙大开迁校委员会,赞成迁往湄潭。
附录785
6月9日哩校长借张孟闻、胡刚复教授赴遵漏实地考察。
6月14日雪校长至湄潭,县长及中学校长陪同看房270余阅.湄潭各界
21团体集会欢迎浙大迂漏.
6月19日贵州公路局同意支持车辆。贵州省府对浙大迂黔商议补助1-2
7月4日
7月8日
万元费用.
浙大毕业同学会正式成立。
政机炸柳州.
7月21日融机炸宜山.
7月31日敌机炸桂林.浙大本月举行第12届毕业典礼-
8月14日磁机炸柳州.
8月28日敌机炸宜山-
9月15日战再炸宜山。
10月8日浙大浙东分校在龙泉开学.
10月1←-14日敌机炸问他、南丹、武鸣、桂林、怀远&宜山等地.
10月16日亏竺校长报告学校教职员重大变动情况:教务长郑晓沧因病留浙
东,张绍忠继任教务长.总务长沈鲁珍辞职,贺壮予继任总务
长.训导长新聘姜琦,不日来校.文学院院长梅光迪。理学院
院长胡同。复.工学院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师范学
院院长王碰.新聘教授有余坤珊、张肇霉,刘德英、陈立、李
相励、鄙承钱等.这是尝校长来浙大后较大的一次人员变动.
11月15日放人在龙门港登陆,占据防域,钦州随即失守.
U月21日战再炸南宁.
11月26日南宁失陷,桂南形势紧张.
11月28日浙大成立迂校筹委会,派定张晓峰、吴毒草初、梁庆椿、贺壮
予、胡刚复、李熙谋、蔡邦华7人为委员,定出紧急处置办
让.
12月3日政炸宾阳,敌军已呈现九塘.武鸣,宾阳随即沦陷-
12月6日数职员家属及部分教职员登程赴都匀。
786附录
12月11日湄潭县长严溥泉来函要浙大派人前往接拾迁校。
12月13日第一批仪器、书籍开始装运,
12月15日吴耕民教授来校任教。
12月23日迂校委员会胡刚复、李熙谋、蔡邦华为遵义新校舍筹备委员,
即,牙赴遵.
12月24日镇南关陷落。浙大女生由三教授护送赴遵义。
12月30日青岩乡师房屋愿以5000元让浙大。预定一年级在此开学上
课,二、三、四年级将于3月1日前在遵义开学.
1940年在遵义地区
l月1日竺校长电嘱胡家健立即接洽青岩乡村师范之校舍供一年级新生
入学之用。
1月6日接陈剑修等来信称遵义房屋还无着落,但湄潭士绅则欢迎浙大
迁往.
1月8日竺校长为学生自治会战地服务团授旗.
1月11日请张绍忠代理校长职务,竺校长准备赴贵州。在校学生有430
一付0人-
1月16目壁校长抵遵义,并借李熙谋、张其购等赴遵义师范迎教青部长
陈立夫.陈立夫命地方七将遵义师范校舍让给浙大,而遵师迁
至中吾衬.乡绅胡宪之等表示赞同.另将何家巷等18处地方的房
屋扩充作校舍.
2月1日因遵义校舍不敷应用,又决定在湄潭扩充校舍.
2月22目全校二、三、四年级师生在遵义和拥潭恢复上课.一年级新生
设在贵阳附近青岩(后迁湄潭县之永兴镇).
2月25日中央研究院评议员进行分区选举.浙江大学选区有评议员48
人,其中在遵义者17人,在福潭有31人。
4月19日竺校长决定请胡家健负责主持湄潭校舍建筑。
5月7日湄潭县地方各界举行浙大迁移协助委员会,请雪校长、胡刚
附录787
复、蔡邦华、胡家健4人列席。会议决定:湄潭县巾与浙大实
驳学校合并,文庙与民教馆让给浙大。此外还协助浙大觅宅
250间。
7月30日训导长姜琦辞职,竺校长请费巩接任.
8月12日新训导长费巩发表就职宣言。竺校长正式宣布推行导师制-
8月23日请储润科任农兴一年级分部主任。
10月14日聘胡家健兼任浙江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主任.(IO月1日已将揭
部中学接收合并)
12月11日水兴一年级分部举行新生编级考试。报到的新生共有斜0余
人,
1941年在遵义地区
2月3日党校长召集李熙谋、张其购和诸葛眠三人讨论浙大训导方案。
根据张其附主张:浙大学生第一是思想自由,第二是个人信仰
(自由)。
4月10日浙大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三校校长在重庆开会,讨论三校联
合招生.后增武汉大学成了四大学联合招生.报考地点,决定
设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衡阳、丽水等地.题目一律,
由四校分工命题.
6月24日.!b一浮在宜山所制校歌,原请丰子铠谱曲,因歌词语屈聋牙,
很不顺口.故丰子铠不愿重制,函请中央音乐学院应尚能谱之
(f8月7日谱成寄回).
8月16日四大学联合招生今日举行考试。
10月24日史地系刘之远带领学生在遵义团溪发现锺矿,交化学系分析,
知含矿量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是高品位富矿.估计贮藏量约有
20万吨.
12月9日由于珍珠港事件,英美两国正式对日宣战。我国抗战已达四年
半,于今日也随英美两国正式向日、德、意三国宣战.
788附录
12月底学校报部人数统计:
浙大教职员:计教员229人(女21人),其中教授81人,副
教授26人,讲师42人,助教78人.以院别分,文学院45
人,理学院63人,工学院49人,农学院44人,师范1’2人.
职员143人(女16人),计校长室3人,教务处24人,训导处
25人,总务处65人,主计14人,技工12人。
学生1048人(龙泉分校及一年级除外)。计二年级406人,三
年级373人,四年级254人。以学院分(除一年级),文学院
95人,理学院126人,工学院485人,农学院202人,师范学
院140人。一年级为346人.(总计应J.11394人,龙泉分校未
计)
1942年在遵义地区
1月11日拥潭理学院举行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纪念.由物理系主任何增
操任主席.竺可桢、胡刚复等作纪念报告。
1月16日遵义浙大学生举行“倒孔(孔祥熙Y游行.为了保护学生,空
校长与教授们一起参加游行行列.
E月21日湘源县国民党党部叶道明借调查人口搜查浙大助教潘家苏和四
年级学生滕维藻住处,并以“反动标语’印刷品栽赃陷害(二人
于1月26日在遵义被捕,4月27日在重庆由竺校长保籍).
2月8日教务处统计.本年度一年级(永兴分部)注册人数共346人,
以籍贯分:江苏62人,湖南55人,浙江41人,安徽37人,
贵州28人,广东27人,湖北27人,江西13人,四川12人,
广西9人,山东7人,问北5人,南京4人,河南3人,辽宁
2人,上海市1人,北平市1人,吉林1人,孟南1人。以学
院分:王学院150人,理学院51人,农学院44人,文学院75
人,师范学院32人.录取本校最多的中学生有国立八中21
人,贵阳离中14人,国主九中8人,中大实中8人,固立三中
附录789
13人等五所中学-
3月8日费巩辞训导长职.
g月12日教务处统计在贵州的全校注册学生共1379人,以籍贯分:浙
江299人,江苏230人,湖南181人,安徽135人,江西126
人,广东77人,湖北54人,贵州52人,四川50人,福建46
人,广西37人-
5月16日教育部公布去年各大学学业竞试,全国第一、二年级得奖者共
91名.其中浙大获奖人数最多,共IO名.以校统计:浙大10
人,岭大7人,武大6人,厦大6人,广西5人,西北师范5
人,川大4人,中大3人,湖大2人.以学系分,本校数学、
史地、农化三个学系都连续两年得奖.
6月6日工程师节,李熙谋院长在贵阳召开全国工程师学会,本校工学
院暴行学术活动并开放各系工场、实验室,让地方各界参观.
8月26日教育部公布,全国部聘教授,第一批共30人.我浙大苏步
青.吴耕民、王础、孟宪承(时在上海未返龙泉)四人当选.
’月28日教务处统计新学期学生数:遵义770人,湄潭357人,录取新
生408人,先修班148人,各省保送师范生80人,各省会考优
秀免试生69人.共约1832人.
H月4日化工系毕业生陈汝缝考取留英公费生,另一化工系毕业生邹元
曦考取林森主席出国公费生.
12月15日张其陶接受学校委派赴美国迸修一年.
i943年在遵义地区
2月12日教务处统计浙大黔校各部注册学生数共1568人.其中以学院
分:文学院130人,理学院169人,王学院753人,师范194
人,研究生28人,先修班23人.以年级分:一年级339人,
二年级270人,三年级464人,四年级368人。以学系分:中
文19人,外文50人,史地61人,数学72人,物理40人,化
790附录
学82人,生物15人,电机207人,化工244人,土木110
人,机械192人,农艺58人,园艺22人,农化59人,植病
13人,蚕桑6人,农经l13人,教育82人,国文16人,史地
55人,英语12人,数学15人,理化13人(后六系是师范学
院各系)。研究部:数学2人,生物3人,化工7人,农经4
人,史地12人,教师统计:教授91人,付教授32人,讲师
45人,助教79人。
2月20日一年级部分主任樊平章提请辞职,改聘钱宝琮结束任。训导长一
JIH由郭斌和继任。
7月2日本届毕业生共311人。
7月11日郑宗海自浙东分校来黔担任首任研究院长.
7月12曰招生委员会分析评定各省中学保送来浙大的新生成绩,列第一
等者有:重庆南开中学、浙大附中,十四中学及中大附中等四
所中学.
9月16日招生委员会统计:到今日为止本校录取新生共572人.其中文
学院79人,理学院59人,工学院278人,农学院98人,l厢院
58人,先修班56人.
10月14日巾国与印度交换留学生各10名,其中2人分配在浙大理学
院-
12月16日第二届学术审议会,浙大竺校长前往参加.会议选出部聘教
授,浙大有三人当选,llP胡刚复、郑宗海、陈建功.梅光迪仅
一票之差落选.
1944年在遵义地区
2月8日何校长在湘潭了解印度留学生学习情况。
4月4日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英大使馆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
首次来浙大参观。
5月9日本校今年毕业生共349人,其中文学院30人,理学院41人,
附录791
工学院176人,农学院79人,师院33人。
5月21日学校推定各院系成绩最优学生22名报教育部。
6月6日王学院工场火警,烧去电机实验室、动力室、肥皂工场、化工
原理实验室和药品室、土木实验室等,损失巨大.
9月凭校长决定王国松任工学院院长。
10月21曰:巳翼教摆在贵阳病故(29日在遵义出殡).
10月23日货校长借同李约瑟夫妇及随同五人赴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年
A
10月24日李约瑟在湄潭礼堂向全体师生讲《科学与民主义
10月2!日中国科学社年会在湄潭丈庙举行,由会长胡刚复担任主席并致
如,Jo雪可帧介绍社史与任务,钱宗琼作《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
特点》报告。午后宣读论文30余篇.
10月26日李约瑟原定今日离漏,后以生物方面论文甚多遂决定再留一天
(’实际留了二天)。上午参观数学与物理二系,午后参观农化
系.其助手毕丹耀参观农学院。四时半又去生物系参加生化讨
论会.李约瑟认为在浙大可看之事甚多,故决定再留一天,到
28日才离开掘潭。
10月27日科学社举行讨论会由生可损任主席。
10月28日!"!校长借李约瑟等返遵义.下午根据李约瑟要求参观史地系,
由叶良辅带领参观,他对史地系收藏的丰富图书和徐霞客三百
周年纪念陈列馆事非常注意。
11月17日桂林、柳州陷落,逃难过遵义者甚多,遵义42厂已准备打游
击-
11月22日贵阳开始疏散,平越交大已停课-
11月25日贵州大学派华仲麟来浙大要求将理、农二院迁。自与浙大合作,
雪主校长表示同意.
11月27日贵阳省政府F令紧急疏散。
12月1日学生会代表支德瑜、安粤、刘长庚、钟一铐四人赴贵阳发动学
792附录
生组织劳军.
12月2日教务长张绍忠向教务委员会报告全校注册人数共1658人.其
中四年级389人,三年级385人,二年级385人,一年级420
人。以院分,文学院120人,理学院210人,王学院815人,
农学院274人,师院157人,研究院50人,先修班32人.以
分校分,永兴420人,湄潭435人,遵义757人,此外尚有浙
大附中400余人(总共已有2(削余人).
12月12日教育部朱家弊电称:“浙大与中大合并,学生全体从军,教师步
行赴渝报到.”而待从室陈布雷主张:“浙大留原处不动.’全体师
生则都坚持职守,部分学生准备向子弹库借枪支去四郊打游
击.雪校长为应付时局,决定派孙怀葱、刘之远去仁怀,傅梦
秋、钱钟韩去绥阳.王福春JIJ过正安,知其地不产米且无盐,
敢不可住.
12月14日贵州大学教务长李孝同来浙大,要求将农林系和土木系四年级
毕业生送来,借浙大师资设备以结束学业.校长已同意该三系
40人来浙大完成学业.
12月16日《贵州日报》刊载:李约瑟博士返英后,在大学委员会讲演,
赞扬中国科学家,并称中国的浙江大学与西南联大可与英国的
剑桥、牛津或美国的哈佛大学相媲美.
12月20日校长僧王国松、张绍忠教授欢送浙大学生参加知识青年从军大
2』
1945年在遵义地区
1月1日本校农学院毕业生张胜游、汤永谦,吴志华、过兴先,郝守谦
等均考取农林部的留学生.
1月2日立化垦殖团在戏剧家熊佛西带领F,率许幸之,俞佳章、端木
戴良,张光字等来遵义,曾与浙大师生举行文艺晚会.
1月13日欢送浙大(第二次)战地服务团会议,团员30余人.由生校
附录793
长向团长支德输授旗(第一次在1940年1月由团长潘家苏带
队,有60余人参加).
1月24日费巩在今H离遵义去重庆.
2月2日浙大报名去著江参加知青从军者共93人。
2月3日教育部留美考试发榜,我校录取名额有土术系助教张福范,机
械系助教钮因美,化工系讲师冯新德等共12人。史地系教授涂
长望向雪校长建议发起组织中国科学工作协会.
3月5日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
3月23日生物系教授罗宗洛入选中央研究院植物生理研究所任第一任所
长,
4月18日吃校长亲赴蕃江青年军师部去保释李家铺(电之)、易钟熙
(ft工四)、王香耕(化学)、程士伟、徐铭曾等同学。
5月3日前年举行的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试,上月底发表,浙大得奖学生
共19人-
6月2日教务长张绍忠报告本届毕业生计大学部282人,研究生22
人。训导长郭斌和报告:浙大去年从军学生共137人(中央规
定70名),另有参加译员两批共137人。
6月7日全校金额最多的奖学金“国际奖学金”,本校有六个学生获得,
计有杨光华、杨忠道、诸婪强,fr,J昌明,主祖槐和孔良曼。
6月9日壁报审查委员会公布决定:“凡壁报文字具真实姓名而有登记之
笔名者,经学生自治会出版股,即可贴出.”
8月10日H本正式投降.
9月4日遵义各界庆祝抗战胜利,晚上火炬游行长达十里,盛况空前-
9月15日学校为准备迁返杭州,雪校长召开浙大复员委员会会议.
10月18日丝校长飞返杭州,察勘浙大文理学院和农学院的校址。
10月29日些校长在杭州召集吴钟伟、沈鲁珍并浙东分校主任路季讷等开
会讨论复校.并决定:在龙泉的三年级生和浙大师院学生在11
月10日停课,到l明年元月3日都到杭州复课,在杭州招收的一
794附录
年级新生,诀寇在11月13日到杭州上课。
11月8日全校长在杭州文理学院主持开学典礼,到会学生、教师及来宾
共400余人。雪校长报告浙大西迁八年经过,并请在此八年
中,浙大由幼年而成长成壮年了.在抗战中毕业生已达2(附0多
人,已超过战前二倍以上云。
11月12日雪校长飞返重庆.
11月26日雪校长在遵义向全体师生报告赴杭经过。
12月12日中央研究院决定派空可锁赴伦敦出席国际气象会议,国值浙大
复员事忙,竺校长委请徐长望代表出席。
12月19日学校上报教育部在黔的学生总人数为1257人(其中女生占五
分之一}.以年级分:四年级363人,三年级296人,二年级
318人,一年级237人,研究生22人.以学院分:文学院132
人,理学院182人,工学院584人,农学院238人,师院78
人.以籍贯分:浙268人,苏229人,湘163人,皖112人,
粤67人,黔64人,川51人,赣8人,辽6人,康3人,甘2
人,吉2人,热1人,察1人-
12月31日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贵阳逝世.
1946年先在遵义后返杭州
2月’日新聘教师已决定来校者在:杨联升(外文)、严仁膺(经济)、
下学锁(航空)、赵如兰(音乐)、范祖掩(历史)、李春芬(地
理)、黄炳坤(政治)等。
1月11日货校长与新任训导长黄尊生谈划,,导方针,谓:一、目前各党派
既列于同等地位,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目P三青团也只能作为
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样.工、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
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三、却II导方针应以道德服人为标准.
2月16日杭州部分学生数统计共有注册学生726人,计文学院'80人,
理学院46人,农学院71人,师院209人,站学院59人,专修
附录795
科102人。在726人中,女生109人,男生617人.教授22
人,副教授15人,讲师15人,助教10人,兼任教师4人,共
66人,职员109人,
2月19日教务长在遵义主持校务会议(竺校长以研究院长资格出席).
报告注册人数,全校共1199人(女生194人).其中文学院
13]人,理学院556人,农学院224人,师院78人,研究生20
人,先修班20人。
2月23日物理系助教程开甲,数学系讲师张素诚,生物系讲师姚鑫三人
得英国奖学金出国留学.
3月5日费巩失踪一周年,学校停课一天并集会纪念.
3月17日为纪念梅先生逝世及募集子女教育基金,学生会借湄江大戏院
搬出《万世师表》话剧.
4月1日根据王国松在去年提议,改4月1日为浙大校庆.因此今天举
行新定校庆的黎一届庆祝会.
4月2日复员会议决定派舒鸿、马宗裕等赴汉口、长抄,沿途视察并勘
定设站地址.决定第一批师生在5月1日以前出发.
5月5日举行留学美国研究生选拔委员会(由美外交部设立),各系推
荐:候选人.结果由地理赵松乔和数学卢庆骏二人当选.教务长
张绍忠报告本届毕业生共291人,其中文学院25人,理学院
40人,工学院171人,农学院69人,师院18人,研究院8
人.
5月6曰:折大在贵州举行最后一次(第十九届)大学生毕业典礼.
5月10日扩大会议决定:将浙大在遵义和湄潭=处公物都交与地方政府
接管-
5月11日遵义文化教育界举行欢送浙大复员返抗大会.遵义83岁老人
蒋箴谙献旗,上有“善教继志,遵道教学,嘉贤容众,毁方瓦
合\小字是“浙大复员返杭纪念,遵义文化教育界敬献”。
5月15日斯大邀请遵义各界聚会,答谢欢送盛意和多年来对浙大的支
5月16日遵据两地举行最后一次新生入学考试,遵义报名者有160余
人.-F午三时半壁校长等离开遵义。
6月1日在遵义的浙江大学留守处结束。教背部公文自6月1日起改送
至杭州浙大。从此结束浙大在遵义的七年定居。
注:此稿依据《浙大校史稿》.《雪可械日记》、《怀念王国松先
生》.《空可锁传》.《杭大校史通讯》I-4期、《费巩传》等资
料摘编而成.
(杨竹亭撰写幸必达增删)

我是怎样演出《打渔杀家》的

我是怎样演出《打渔杀家》的
浙江大学在遵义

时光荏苒,离开浙大己快40 年了。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
中,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有的使我辛酸,有的使我欣慰,但
使我感到最为甜美的就是浙大的大学生活.每当忆起这段往事,
它就像一股暖流流过我的全身,使我感到幸福,欢快。
浙大- -年级设在永兴,那是一个远离城市的静僻小镇。1944 ’
年在那里人学,我们就在江西会馆与湖北会馆渡过→年简朴的学
生生活。那里既是课堂,又是宿舍。虽说校舍设备简陋,但浙大
722 遵泪史话
简朴的校风,使我们有县简犹荣之感。一年级学习紧张,晚间各
人在一盏油灯F夜战,饿时,与同学几人在街上小摊上吃汤圆充
饥,自有一番乐趣。
浙大二年级分设在遵义、湄潭两地。1:学院、文学院、师范
学院(文科)都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院(理科)在漏
潭。我念外文系, 二年级也到遵义来了。初到遵义,见到石板路
整齐、清洁,两旁商店毗连,市场也较繁荣,真像乡下人到大城
市一样,一切感到新鲜兴奋,视野开阔, 从精神到物质上都上升
了一个阶梯《当时,浙大男同学住在何家巷,女同学位杨柳衔。
来遵义不久,有一天,女生宿舍传达室的老赵向我通报有人找
我,不一会、一个陌生的青年走到我的面前,笑盈盈地自我介
绍:“密斯徐,我是浙大京剧团的。”我感到奇怪,你怎么知道我
呢?我与京剧团有什么关系?他又笑容可掬地说:“我们要举办迎
新庆祝会,我们请你演京剧。”我大吃一惊’,忙答道:“我从未演过
京剧,连唱都不会呢。”我有点生气,感到这人太冒失了。他讲:
“我们听过你唱了。你的声音圆润,很甜。” 他又笑着补充一句:
“京剧团就在你们宿舍隔壁。” 我暗忖真糟糕, 我有时有瞎哼戏的
习惯,给别人听见了。本来“迎新会” 应由三、四年级同学演出
的。经他劝说,我当时年轻,遇事有些好奇心,也就同意了。他
告我演全部《打渔杀家》。我扮演桂英。我有些胆怯。他说:“不
要紧,有人指导,外文系陈教授的夫人陈师母会”。就这样,每
天课余后由陈师母排练指导,经过近一个月的排练,我学会了走
步、碎步,和划船等动作。至于唱腔,由于我幼年常随家里人看
京戏,有些兴趣,回家后,爱学着哼哼,无意中也会一些京剧的
基本唱腔,只是不准。在浙大京剧团老师指导下,有胡琴等乐器
配合,很快就会了。演出前几天,在何家巷校内贴出一张大红纸
海报:“…定F x 月x 日在遵义大剧院横出全部《打渔杀家》。”可
是不巧,扮演桂英爹爹的浙大拉册组主任突然感冒,嗓子倒了,
声音沙哑不能演唱。在万分紧急中,四处联系,后来与遵义京剧
票友社联系上了,由一个有经验年长的票友扮演萧恩。我与那位
年长票友又排练了J下《杀家》武打部分。l临演出前,京剧团的
学长告诉我不妥怕,在台仨不要看前排,要看后排,这样壮胆。
演出时,先在幕后台内唱几句西皮倒板,旋即出场在台上跑三国
碎步。看到台下黑压压的- ----片,我有些紧张,想着学长嘱咐我的
话,赶紧看剧场最后一排。只见最后---排站着许多同学,那天剧
院是浙大包场的,座位满满的,也可能是自己当时年轻,有些傻
大胆,我看看下面的观众,觉得他们反正都是浙大的同学,像吃
了定心丸似的,反而镇静下来了。在台上我与那位老生配合默
契,横出总算成功。演出后,有的同学讲我划船,上下船跃身跳
起的动作节奏好,有的说嗓子不错,有的讲扮相好,获得好评。
岁月如流,青年时的黄金时代是中4去不复返了。几- 1 -年前的
往事仍历历在目,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得到抚慰、温
暖。浙大求是的校风,老师认真的授课,同学勤奋的学习及简朴
丰富多采文化生活,都是回味深长的。它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
回忆。离开遵义后,再没有重返故里,但我常思念它,总想旧地
重游,重脐它的丰采。特别是遵义不仅是文化古城,又是革命重
镇,它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光荣重任。近年来,得悉古城焕发了
青春,增强了活力,有很多建设,变化很大。遵义在腾飞、在发
展,我默默地遥视它在改革的进程中繁荣昌盛,重放异彩。
(徐贤璋)
(本文作者:浙大40 年代毕业生,已从中国石化公司洛阳
石化工程公司退休)

漫谈遵义时期的浙大剧团

浙江大学在遵义

漫谈遵义时期的浙大剧团
.华慰曾 郑士俊

说起浙大剧团,不免让我想起很多往事。浙大剧团,大概是
1940 年在遵义时二由学校当局发动同学组织的,下面分话剧和
京剧两个组,我当时对京剧一窍不通,但自被选为剧团团长后,
我开始对京剧j热心起来。由于自己对正角唱腔缺乏基本功,只能
扮演一些重;道白不重唱的丑角(小花脸)角色。如《苏三起解》
中的崇公道、《群英会》中《蒋~1:盗书》一段中的蒋干和《审头
刺汤》巾的汤勤等。但现在想来,这些角色在道自(如崇公道说
道地京白;蒋干、汤勤等要念中州韵白)、水袖功夫和理髦口
(胡子)等,也都需要基本锻炼,不是硬啃两句台词就能演好角
色的。当时自己敢于率尔上台,真算是糊涂胆大的了。
记得有一次京剧演出,大铀戏(最后…个节目)是《法门
寺》,压轴戏(倒数第二个节目)是《群英会》。我扮横《蒋干盗
书》一出戏中的丑角蒋干。当时我已穿1工戏装,涂上方块小花
脸,正在后台帮一位在法门寺中扮演大权独揽的明朝太监刘瑾的
赵姓同学勾花脸。台上的《盗书》已经开场了。那位吴国的水军
都督周瑜念道:“有请蒋先生。” 记得当时在总门寺中饰横小太监贾
贵的吴祖康同学催我:“华慰曾,快!快!蒋干上场了!”我丢掉画
脸的彩笔,赶着挑tr1从上场门上场。按剧情,蒋干是由乏民相曹操
派遣去吴国水军都督帐中做诱降的说客,并刺探军情的。在舞台
上他踏上场门亮相之后,有个动作:回转身去,背起左手,而将
右手拈捋u 吊搭”(京剧术语,即文丑的吊空短胡子),表示暗中
察看水寨形势。岂知我回身…捋须时,才发觉我刚才临时慌忙上
场,竟忘记桂胡子了。心里一着急,连回转身来摇头摆脑进入周
瑜帐中的几步台步也顾不上走了。我连忙“进帐”就座,招呼台上
检场的同学、快到后台把“吊搭”拿了来,当场挂上。这时全场观
众,不管内行还是外行,见此情景,无不哄然大笑。戏演完后,
同学们说笑话。有人说,演周瑜的同学,应该加句台词:“怎么蒋
干的儿子来了,快回曹营请你父亲来。”“有人说:“你还不如索性
等宴罢醉酒与周瑜同榻共眠时,在帐子(在舞台上是两幅合挂的
彩帘)后面暗暗戴上胡子,也比在台前出洋相好些J
浙大剧团话剧组,曾先后演出当时出版没几年的曹属同志名
著《雷雨》、《日出》等。在话剧中,我也经常扮演反面角色。如
《雷雨》中的鲁贵,《日出》中的茶房福升等.记得当时一道演出
的,有学校的老前辈范文涛、孙怀礼、曹董龄……等.当时一道
被出的同学还有郑芝书(饰周朴园)、吴正西(饰周摔、胡四)、
范易君(饰鲁妈)、茅於美(饰四凤)、姚文琴(饰陈白露)、潘
传烈(饰李石清)、郑佩芝(饰顾八奶奶)、陈维昆(饰方达生)
等......其中还有当年遵义基中的学生戴清和(饰李石清太太)、
卢曼丽(饰小东西)等。这些同学,有些名字也记不清了。有些
虽在1982 年母校85 周年校庆时在校友贺信栏中见到了名字(如
姚文琴在美国、范易君在青岛),其余都天各一方,不知音讯。
我想当年在前后台曾共事过的同学们,在读到本文时,也会引起
不少遵义时期的回忆吧. · 当然,对那些我知道已逝世的同学(如
郑芝书、曹董龄),深表悼念之意。
当时一道搞戏剧工作的,还有化学系1942 届的施亚夫同
学.他因浙江方言别不过来,不愿当演员,但是前后台一把抓。
在每次演出中,就是导演,又是舞台监督。而在上演前,舞台布
景搭就,道具摆好之后,他又是后台的义务“打更员”。
在话剧演出过程中,也有许多趣事。如《雷雨》横出中,雷
和雨的效果是很重要的。记得应炯卓同学负责效果,是“不露面’
的英雄,在后台可忙得不亦乐乎。当时又没有什么幻灯录音等设
备,所有闪电、雷声等光声效果,都是士怯泡制。闪电用从实验
室找来的钱条在酒精灯上燃点;闷雷是拳头擂击幕后的舞台地
板,霹雷就用整张白铁皮提起来疾晃,西己以猛击地板……。初横
时往往台后效果与台前台词配合不起来。台上不需要雷声时台后
忽然响起“雷”来;要响雷时,演员在台上呆了半天,也不来“雷
声”。钱条发光时,透过布或纸糊的布景片,舞台上的“墙壁”,
变成半透明了。提示的同学点上支小蜡,趴在布景后面照着剧本
念。演员有些台词背不上来,需要“提示”时,提示的同学却找不
到在哪一页上。演员不得不退到布景片前,连声低呼:“快捷呀!
快捷呀!……”引起台下观众大笑。搞布景的同学也是挺累的。
幕间换景片,都是“手工作业”,时间太久了,观众不耐烦,要鼓
掌催开幕。有一次,几张景片还没扣住,前台已经击锣开幕了
(过去没有嗡声电铃),搞布景的同学只能用身子顶住.台上已经
演出,哪敢随便动一动,否则台上的“精壁’ 一动,岂不“破坏气
氛”了吗?就这样硬顶了几十分钟…….这些后台的英雄们祟够
了,下了幕还不免要受到在台上受窘出丑的演员们的埋怨…….
大家发完了牢骚,当然又是携手欢笑。
45 年前的往事,我和当年一道在母校浙大剧团演戏时风华
正茂的校友们,如今都是年近古稀,两鬓斑白的老人了。当年光
景,恍忽如昨。随笔写了这些,无非是想引起校友们的回忆,帮
助促进四化建设大业、各自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校友们茶余饭后,
漫忆当年光景,频添对母校的怀念。如能藉此通上消息,重新说
旧谈新,那就更有意思了。
试写小诗一首作结:
喜怒哀乐并非真,喻古讽今警世人。
际会风云今胜昔,晚辈军彩震献余生。
(1¥:慰曾, 山西有色金属公司高级工程师)

1940 年冬,我进入浙江大学。一年级在永兴场分部, 二年
级在湄潭分邸, 三、四年级在遵义总校。1944 年夏毕业后离开
遵义,在遵义地区内生活过四年。兹将我亲身经历的话剧活动情
况,以及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戏剧情况,按地区分述于后。
(一)永兴场
永兴场是浙大新生分部, 1940 年冬开始接纳一年级同学。
校舍是利用原有的江馆与楚馆等陈旧房舍略加改建而成。我住在
楚馆东厢的学生宿舍内。当时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彼此相识的
人很少。永兴场一条马路,沿路两侧居民也不多,文娱活动场所
根本没有。同学们课余之暇,有的在茶馆内泡上杯茶,嘘嘘香瓜
子;有的在附近散步,或者在球场上打球,总感到生活上有些枯
燥。学生会为了丰富文娱生活,组织同学们联欢,决定排演话
剧.剧本定为多幕剧《民族万岁》, i寅员有郑士俊、殷唯氏、詹
声穗、潘维洛、王世婆、李涵普、沈雅利等人.导演是集体协商
排演的。j寅J扫地点是在江馆大门里边的小戏台上。这个戏台不仅
小,而且陈旧,离地面约有二米多高,观众在台前空地上抬头观
看,自然很l吃力。我们在台上演出也很局促。戏台二面临空,学
生会向同学借来几十条被单,请女同学们临时缝制成特殊的幕布
拔起来。台上最片来不及制作,布景也从略了。道具、服装等是
向同学及地方上借来的。当时,永兴场没有电灯。我们自修时用
的是冒着黑烟的油灯盏,熏得人的鼻孔内都是黑烟灰。该话剧这
种灯不能用,就设法借来汽油灯照明。由于受物质条件限制,这
次演出是简陋凑合起来的,可是在永兴场却是第一次大规模的话
剧演出。共民出二个晚上,除教师与同学们观看外,永兴场男女
老少也纷纷前来观看。
(二)湄潭
湖海分部是浙大农学院与理学院所在地,师范学院的理科各
系也在这惧。1940 年夏第·批到湘潭来的同学就开始在这里学
异J O .听说Jr 1]学们在湘潭演的第·个话剧是《排色例》,接着读tH
f 曹南名居lj «雷的.》。1941 年秋、我升入二年级时才到湘潭。这
时新成注“湄潭浙大剧团”,大学部的同学及附中同学都可参加,
我就参加了。附中同学如邵英多、胡久明.幸必达、储新民等也
参加f 这个剧团。为了迎接浙大全校运动会于翌年召开,剧团筹
备排演话剧《野玫瑰》,导演为陈永淦,演员有郑士俊、陈永
淦、詹声穗、张兆青、夏腐杰、邵英多共6 人。1942 年5 月4
日,全校运动会在湄潭举行。?当晚话剧《野玫瑰》在据江畔的大
礼堂内上旗。舞台前新制的墨绿色前幕上级有浙大校徽-飞鹰图案
及“浙大’剧团”四个大字。当时竺校长曾来观看。据《竺可桢日
记》中所载:“七点、即赴膳厅大礼堂,观浙大剧团演出之《野玫
瑰》话剧,由余揭幕,观者早庵涡,演来颇有精彩。......卜,点
演竣,始回。”这对于演出的同学们来说自然是一种鼓励。次日晚
续演该剧,除师生参加外,当地人民也纷纷前来欣赏。
1942 年夏我离开源潭,升入三年级要转到遵义总校学习。
据我所知,后来源潭浙大剧团演出过曹属名剧《日出》,共四
幕,仍由陈永淦导演,演员有詹声穗、陈永淦、张兆青、蒋素
卿、梁永妙、梁祖谦、赵梦瑞、李涵普、:王宗;母、|胡久明、储新
民等。以后每学期都有演出。
湄潭浙大在京剧方面演出还多一些。据孙逢吉先生在《漏浑
轶事》中云:“每届四年级生毕业前,常有演戏之举,所j寅多为平
剧,粉墨登场,锣鼓喧天,琴师与鼓手等文武场、皆由学生、助
教、附中师生亲自操作。……”演员有孙逢吉、吴耀卿、周本
湘、章洁、詹集成、任允慧、解宝熊等人。上域的剧u 先后有-
,i
《贵妃醉洒》、《龙凤呈祥》、《四郎探母》、《打渔杀家》、《珠帘
寨》、《风还巢》、《梅龙镇》、《宝莲灯》等。
(三)遵义
1939 年冬浙大经由广西宜山,迁入贵州省境内,在遵义设
立总校及据部分部外,还在贵阳附近设立“青岩新生分部”。浙大
同学在青岩最初演出的抗日独幕剧是《死里逃生》,由陈永淦等
人演出。据胡维平.下婶在《浙大青岩分校生活片断》中提到,
同学们曾组织“战时工作队”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送子
参军》等,并演出话剧《菱姑》,演员有陈永淦、羡洁如、黄孝
述、下婶等。青岩分部于1940 年夏结束,同学们升入二年级分
别转到遵义和湄潭二地。1940 年入学新生改入永兴场分部.
浙大总校1940 年初迁至遵义后,不久成立浙大剧团。先后
演出过曹属名剧《日出》、《雷雨》,均由施亚夫导演,团长为华
慰曾、吴正阁,演员有范文涛、孙怀礼、曹董龄、郑乏书、华慰
曾、吴正因、范易君、茅於美、姚文琴、潘传烈、陈维昆、黄孝
述、姜凤眉、吴祖康、王郑德等,并有遵义县中学生戴清和、卢
曼丽等人参加演出。后来遵义县中学生也组织话剧活动,当时也
上演话剧《雷雨》,由吴正西与黄孝述二人前往担任导演。县中
学生愤出时,浙大剧团曾多方予以协助。
1941-1942 年间,浙大剧团经华慰曾与吴正因二人与邱釜
先生① 联系,敦请他担任浙大剧团导演.邱先生对话剧造诣很
深,多才多左,热心帮助青年提高戏剧艺术水平。他在应允担任
义务性质的导演后,在遵义曾连续执导过三个话剧:《野玫瑰》
由姚文琴、邱复等演出;《茶花女》改编本,由詹声穗、黄孝
①邱经抗战前毕业于杭州艺专,抗战时流亡到l 后方,在遵义步兵学校任艺术教
官, 1942-1946 年担任浙大剧团导楠,解放初在上海华东戏剧学校任教务长,后以
艺名“万之”长期担任ifi 剧编导, 1987 年夏病逝于上海。
述、吴正西、姜凤眉等人演出;《重庆卅四小时》由邱堡、黄孝
述、吴祖康、王郑德、朱自明等饰演,剧中小孩由卢慧慧客串横
出。
1942 年秋,我升入三年级时才到达遵义斗继华慰曾.吴正
西之后,担任遵义浙大剧团团长的是黄孝述。当时参加剧团的同
学很多,除上述的战员外,还有黄盛智、韩泽民、郑士俊、赵酒
毒、朱辛且培、郑佩芝、张团珠、卡婶、陈福梅、周定之、沈雅
利、蒋祖荫、鲍家骏、王相抠、张文茎、庄宪臣、高椿年、刘家
蝶、杨凤子、钱风、姚茂康、高家明、吴家训等。
1943 年3 月13 日至15 日,遵义浙大剧因为赈济豫灾募捐
义演三天。上演的话剧是《蜕变》,编剧曹禹,导ili二. 邱垒, j寅员
有黄孝述、范易君、吴祖康、王郑德、郑士俊、下婶,陈福梅、
郑佩乏、张团珠、朱祖培、朱自明等,舞台监督黄盛智,后台主
任蒋祖荫。当时竺校长借夫人曾jtj 播声电影院内观看该剧。《竺可桢日记》中记载道:“……此剧无高潮,亦无主角,故不易做
好,全场四幕,须四小时嫌冗长,对白大可减少,如第一幕之前
半是...….”
此次豫灾募捐义演,浙大剧团京剧亦有演出,剧目有全本
《贩马记》宰,演员为韩定国、周桐、谭大年、刘国瑞、吴祖
康、王郑德、谭炳短、熊修臻、傅永宁等人。话剧组的人则tr 串
跑龙套。此外,遵义浙大剧团先后还上横过《榕门寺》、《苏三起
解》、《群英会》、《审头刺汤》等。
1943一1944 年剧团团长由郑士俊和薛威武担任。郑负责话
剧,蔚负责京剧。邱堡导演对以前(42 年5 月15 日)上演过的
话剧《茶花女》改编本提出意见,认为该次演出效果不佳,补救
办越是按原版翻译本的《茶花女》,再排练上演一次,以挽回影
响。原版译本在抗战前,邱先生已在杭州艺专上演过。邱曾扮j寅
阿芒主角而轰动一时,足见它是优于改编本。他并将所藏的该剧
在杭州上演时的剧照给我们看。舞台设计新颖美观,布景采用弧
形景片构成。当时我们也听到-些观众反映。正如生校长1942
年观剧时,认为“此剧缺点;占毛多
生的建议都f1气f导考1志Q 邱先生.方面跟后台负责人蒋祖!剪句:f制曲
线新景)γ有关问题:另- .方面组兰L:、我们跳交谊舞、为剧中舞会场
面作准备,??活动过-…段时期。终以该剧场面过大,剧团在战时
后方受物质七种种限制, 一时难以实现而作罢。这时我是学生代
表,并被推选为学生会常务于事。为了满足同学们文娱生活需
要,决定由浙大脑l 闭为全校师生联欢, i而赶排三个翻译的独幕
剧:《--间房间》与《千方百计》, 二届j i扫吴祖康、王其r~德、朱自
明、刘家联、杨风子等演出;《可怜的裴迦》i-b 郑t丁俊、周定之
与黄孝述演出。导演均为邱垒,舞台监督韩泽民,后台主任蒋祖
荫。这三个独幕剧,于1943 年秩上演于遵义播声电影院。当时
还铅印了一种演出特刊,除了介绍剧情外,还登载了演员及后台
工作人员名单,在场内散发给观众。
遵义浙大外语系于1942 及1943 年,曾创办了白·个“外文戏
剧班”。当时张君川教授开设了外文戏剧课,为了让同学们在学
习戏剧理论时,能够跟戏剧演出实践相结合,就创办了这个
“ Drama Club”。由汪绩功同学主持其事, i青邱经先生担任导
演,共排放了二个话剧: 一是用英语演出的《蠢货》( The
Boor),系柴霍夫名剧; 二是德文中译本《寄生草》,演员为薄
学文(薄冰)、潘维白、周定之、王毓华等。在排演与演出过程
中,浙大剧团有关人员曾予以协助。1986 年,邱釜先生在护曾
将所藏的, 40 多年前在遵义外文戏剧班拍摄的集体合影相片给
我看。上面街张君川教授、邱釜导演及戏剧l班同学们,其中我也
列席其间。这张相片我原有一张早已散失了。邱先生的一张现已
不知存于何处。
以上所述截止于1944 年夏,以后我毕业离开遵义,但遵义的
戏剧活动1944-1946 年间一定还有不少,有待校友们补充。
(郑士俊简介见前)
浙大的京剧演出
+陈、献唐广苟、徐贤璋
京剧,又称国剧、平剧,俗称京戏、大戏,创立于乾隆二卜
五年( 1760 年)。自安徽语调四大徽班的三庆、四喜、春台、和
春进入北京起,至光绪五年( 1879 年)庇黄界泰斗程长庚吸
止,已经过119 年。由于北京地区人文萎萃,宫廷提倡,从业人
员敬业并人才辈出;加之社会大众支持,因而京剧发展极为快
速、充实,成为一种深邃的表演艺术,也是一种阐扬我国固有道
德,具有教化功能的高尚娱乐。
京剧大师齐如山写文章讲:中国剧的组织有唱白、动作、衣
服、盔帽靴鞋、胡须、脸谱、切末物件、音乐等八部分;而任何
愤员在舞台上是“有声必歌,无动不舞”。所以京剧表演是极有旋
律的艺术,演员在舞台上一举手、一投足、唱一句腔、道一句
白,都得有相当的规律管制。任何戏、任何演员、什么时间、在
舞台上应该在什么位置,都有一定;错了就不像样。两个以上演
员同时在台上演出时,也须配合严密,才算精采。1941 年,浙
大在湄潭有一次演出《打渔杀家》。农艺系教授孙逢吉老师饰萧
思,女同学章清饰桂英儿。平日里师生,上了台演父女,倒是最
佳搭配。当萧恩在岸边解了绳缆,跳上船头时,船头应该下沉,
船尾应该上翘;但是萧恩下沉时,桂英也跟着下沉;萧恩接着将
身上冒,桂英也跟着站直了身子。直看得台下观众哄堂大笑!回
忆此事,我还要笑。
孙老师有条好嗓子,唱起来苍劲雄浑,凄凉醇厚。他一面划
桨、一面唱着:“恼恨那吕子秋为官不正,仗势力欺压我贫穷的良
民,船行在半江中,儿要掌稳f 舵......·’ 。啪,他老人家甩开大
步在台上跑小圆场,可是他平常戴惯了-· - 千多度深度近视眼镜,
k台后已化妆成老渔夫,自然不能再戴镜子,就此跑出国外,船
穿打到我这戴眼镜的琴师,而把我的眼镜打掉了,他还不知道台
F为什么又笑了起来。那是关切,也是欢快的笑声。
任何社I.fl组织,若求绩效优良,必须领导人物热心,人才齐
全;还得有几位任劳任怨的干部才行。“浙大京剧研究社’就具备
这些条件。这个研究社,是1938 年浙大在宜山时,由一些热爱
京剧艺术的同学组成的。到了40 年代办得有声有色。笔者是在
宜山入学的。迎新会上,由于我们同届新生里有会操琴的赵泽
寰、黄友松,能唱的有我,还有周本湘、李久春;再加上1936
年入学的学挺:李秀云、沈承书、副承范等,晚会节目里就有好
几个京剧清唱呢!为支援广西抗日前线战士,我们在宜山进行过
一次公开义演,演出《打渔杀家》、《四郎探母》等剧.全部收入
用于慰劳抗日部队。
母校于1939 年8 月从宜山再行迂校。先头部队抵达贵州遵
义,四年级毕业班先行复课。10 月间,我们二年级到遵义肘,
他们利用课余又在排《打渔杀家》。那是准备新年献演的。由沈
承书饰萧恩,李秀云饰桂英儿。他们两人戏剧造诣均高,动作地
道娴熟,扮相极为好看,唱腔又很优美,效果极佳。后来,又排
演《宝莲灯》、《四郎探母》等剧。演出主旨有时是劳军,有时是
与地方机构联合庆祝春节。当1940 届同学毕业时,在遵义电影
院的京剧横出,规模较大。
1940 年夏天,农学院也在湄潭复课。同年暑假后,浙大附
中在酒潭成立。农艺系有孙逢吉教授,园艺系有熊间和教授,他
们都工须生。熊教授兼工老旦。附中英文老师吴耀卿,文武昆
乱,八行通透;唱打说白,门门精通。物理系讲师(后升副教
授)杨有拟的胡琴拉得很好,而赵泽寰、黄友松合拉的梅派戏
腔,简直不输职业水平。另外,前后同学中除了上面讲的李秀
i蔓渴史话717
云,沈承书、谢承范外,能唱会演的有老生赵梦寰(兼花脸)、
张兆青、李元左晶、张粹新,青衣有周本湘、任允慧、黄淑蓉、韩
定国、章洁、周桐,丑角王以靖等。入这茂盛,角色整齐。还有
好些同学的大名,因时日久远,不复记忆。
我们在遵义、湄潭横唱京剧最大困难是服装。但是大家演出
的劲头很足,所以除在剧目方面尽量挑选服饰简单的以外,不得
已时只有用克服困难方式自己缝制。戏服原本是非绸即缎精工绣
制的;而我们自制的,在光泽、图案上较差,但并未影响我们演
出效果。原因是我们在演出的其他方面都是优良的,弥补了这项
不足。
说起我们的克服困难制品,很多同学都参加缝制。其中周本
湘画是昂藏七尺的男生,却极工于女红,能裁会剪,又绣又缝,
常快工赶制戏服e 穿着起来,台下观众哪里知道这是出自男同学
之孚?
其次是武场指挥和大小锣及锐钱手的人员配备。鼓师是整个
表演现场的总指挥,他固然必须会打小鼓领导全场,而且对全戏
耍熟悉.所有人物出场顺序,什么动作、唱腔,或是有道白,他
在事前都得清楚,才好起什么点子、打什么名堂。锣鼓有口诀,
俗称锣鼓经.如果你对于戏的情节不熟悉,就算你会背锣鼓经,
也打不起来D 1940 届的沈承书常在我们排戏时口打锣鼓经,指
挥我们的动作。他毕业分配后,我们只好借重外界支援了。
我们社团名称是“浙大京剧研究社”,它在发展中渐臻完善。
活动的内容主要是:(一)切磋国剧唱做表演艺术,使同学们在
课余进行有益身心的活动,增进相互感情,(这在当时,对于很
多有家归不得的同学来说得以寄托思乡之情);(二)适当时期与
军民同乐。
活动方式是每周末晚间聚会练习一次。由参加的教师、学生
相互指导学习。平时均以练习各门派的唱段为主。由于有三位水
718 遵泪史话
平较高、善F操琴的师生在校,不断反复练习,所以无论老生、
青衣或是小生、花脸,各类唱腔,都能唱得接近各流派的韵味水
平。每次练习,室内外国听的同学很多。因此,同学们的课余生
活充实不少。
到了一个阶段,如有计划情出,贝IJ除掉平时练习重点改为排
戏外,还于周日加班排练。我们到湄潭后,由熊同和老师任社
长,他最为热心,出钱出力,任劳任怨,与吴耀卿先生热心指导
身段,总排各戏,不眠不休,终于每次演出后获得甚多佳碎。在
遵义湄潭,我们演过的剧目如:《打渔杀家》、《四郎探母》、《宝
莲灯》、《宇宙锋》、《御碑亭》、《风还巢》、《拾;五锚》、《也门
寺》、《辍门射钱》、《黄鹤楼》、《乌盆计》、《打鼓骂曹》、《空城
计》、《贺后骂殿》、《女起解》、《三堂会审》、《霸王别姬》等,同
学们演出各剧中的角色,都有独到之处。特别是,在舞台上团结
合作精神的表现,越能发挥主观效果。
我从初中起,随音乐老师在每次音乐课的最后l5 分钟,学
唱京剧,后来上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 50 余年来与京剧结下
了不解缘。通过它,我和任允慧同学结为百年之好;通过它,形
成了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戏迷家庭”;还是通过它,联系着海内外
知音同学的友情。
今年是我和任允慧的70 寿辰,我们的三男一女,四户儿孙
为我们祝寿。主要方式是“陈家班的京剧会演”。长子在《跳加
官》中亮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戏迷家庭,自娱娱人”四句联
语。我们夫妇各自清唱后,由大儿媳主演《彩楼配》,二儿主演
《空城计》,女儿与三儿演出《穆桂英挂帅》。各剧中的其他角色
多由儿孙们充当。孩子们的认真演出,不仅博得到会亲友们的喝
彩,就连海峡彼岸的李秀云学长听了录音也赞赏不绝!
儿女们鼠分别居于海内外,在事业上都各有专长和成就,而
对京剧自幼耳濡目染,肯加钻研,其造诣可说是青出于蓝。我们
:要淄史话719
固然薪传有继,但能甚于蓝,社会方始迸步。浙大“求是”精神指
导我们一生的言行,也体现在我们对儿女的教育上,并传给了他
们。思:“求是”精神永远发扬光大!
(陈献)
(本文作者:台湾糖业公司总厂长、经理,浙大40 年代毕业生)
浙大初到遵义的炮戏一一《夜光杯》
1940 年初,浙大甫抵遵义。在复课前,学生会为川康水灾
筹募寒衣梢款,曾上演过《夜光杯》。该剧~ 1939 年曾在宜山庆远
剧院演出过,获得宜山人民、军官六分校、炮兵学校及黔桂铁路
局职工的盛赞。连演五场,场!hi芮座。由生物系列届华冰寒饰
女主角莉莉、吴正西(化工四二届)饰副官、王文侄(外文三九
届)饰殷放耕。三人合作,珠联璧合,炉火纯青。冰寒的凤采台
风有40 年代剧社凤子的神韵, →时名震宜山,蛮声八桂。
由于冰寒40 年毕业经港返苏。到遵义后要演《夜光杯》,乃
改由范文涛(外文40 届)担任女主角。其余仍由吴、王等担
承。上演前,剧社曾大作宣传:在丁字口、湄江桥两端、何家巷
口、首都饭店门上、东门口及播声电影院街口均贴出彩色海报,
耀眼夺目。山城气氛为之一新。海报上有:“炉火纯青”的字样,
颇有大吹大擂之势。
该剧在播声电影院演出: 三人合作,有如牡丹绿叶,相映争
辉。海报所誉,不为过也。文涛是外文系特优生,每年文学奖金
的膺奖者。平日沉默少言,朴素大方,美艳文静。这次横出风采
俊俏。由于天赋聪慧,文学根底好,对莎、易等的戏剧名作,领
悟精湛,苏式京白,吐字清晰,手式眼神,一侧一旋,神韵批美
凤子与J水寒,故能紧扣上千观众的心弦,获得圆横成功。五场满
座。
这次演出是浙大来遵义的首次炮戏。一举而轰动了寂静的山
城。征服了陆军大学、军官外语班、“步兵学校”的学员和遵义的
文化教育界人士。尤其是陆大的学员们久住山城,文化生活贫
乏,→且欣赏到文学艺术造诣较高柏戏剧,思想受到了较大的震
动。他们在这些日子里,如醉如痴,夭夭光临,剧场每日:满座。
自此,山城的文化生活如雷鸣惊挚地活跃起来。当时,各界人士
异口同声赞扬浙大的文学艺术戏剧“真了不起”。浙大在遵义、据
潭的戏剧活动,从此一帆风顺地向前开拓、迈进。同时又培育了
几代戏剧人材。
(唐广蒜)
浙大在遵义的戏剧和周桐的“霸王别姬”
浙大在遵义的几年中,戏剧艺术进步很快取得了可喜的成
就。曾演出大型话剧:《夜光杯》、《日出》、《雷雨》、《野玫瑰》、
《茶花女》等名剧。京剧的上演节目有:《起解》、《会审》、《四郎
探母》、《红鬓烈马》、《鸟盆记》、《别姬》、《捉放曹》、《珠帘
寨》、《黄鹤楼》、《拜山》、《窦尔登》、《白水摊》等。最负盛誉的
演员有:范文涛、姚文琴、李秀云、吴正西、王文佳、胡品清、
叶楚贞、韩定国、周桐、周本湘、弘贤璋等数十人.他们演出话
剧或京剧,一上舞台,就能压住阵脚,稳定观众的情绪,使其思
潮随台上的剧情而浮沉起伏。这是由于演员们有较高文学素养,
戏剧艺术造诣渊深,化妆技巧高超,交光互影而显示的艺术魅
力,使观众陶醉于剧情发展的过程中.
40 届外文系周桐(现在夏威夷),乃长沙名门闺秀,家学渊
源,聪慧活泼,惆侥大方,能歌善舞,接受能力强。上浙大后,
遵漏史话721
受名师教诲,文学艺术造诣与日俱增0 1944 年秋,她师从在遵
义的名旦赵鸿云(赵奎宫夫人),学《霸王别姬》,为时半月即登
台献艺。其唱、傲、念、舞均规范地如师所授。唱段如“二六”,
“南梆子” 、“快板”等梅派韵味极浓,舞剑、圆场均臻神化.霸王
由化工41 届赵梦寰担承,受赵奎官指点,工架唱腔甚为雄浑,
火而不过。与周桐的“书卷式文武花衫”搭配,甚为壁合,儿能与
《夜光杯》中的冰寒、文祷交相辉映。全剧彩声、掌声不绝于
耳,连特邀把场的赵鸿云也连连鼓掌叫好,因此,《别姬》一
剧,载誉山城,轰动遵义.
抗日战争时期,浙大四度播迁,最后定居遵义。学生激于爱
国热忱,连年均有文艺剧目义旗,场场获得成功。溯其原因,皆
由于演员文学根底深厚,戏剧造诣尤精,对人物、剧情、吃透其
内涵,又得名师导溃,故能一鸣惊人,非偶然也。这就是张其陶
先生在《浙江湖》中所指出的:“大学之所以为大,就在于网罗百
家,囊括大典,发生交光互影,拍概无穷的作用。”
(唐广蒜)
(本文作者简介见前)

记浙大“据江吟社”在湄潭的活动

浙江大学在遵义

北风卷地谁携手
掀动乡关无限情
一一记浙大“据江吟社”在湄潭的活动
.
。曾庆于
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在西迂遵义、湄潭的七年中,不仅
以“求是’精神和严谨的校风给黔北人民留r 了深远的影响;同
时,他们中的一些老教授,还利用公余,组成了“漏江吟社”,为
黔北人民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篇。这些诗篇,有抒情,有咏物,
或表达忧国忧民的思想,或歌颂贵州山川的壮丽,或反映科技成
果的喜悦,或寄托怀乡思亲的心境。内容丰富,形式多彩。既是
当时时代的记录,也是浙大校史中不可不记的一页。
这些诗篇,在1943 年前,大都是个人信手写成,置i者案
头,作茶余酒后的自我欣赏。1943 年后,工作稍稍安定。这些
教授工作之余,过从渐多,于是相互唱和,诗兴盎然。当时中央
茶场与浙大同在湄潭(当时名称为中央经济部揭潭农业试验场和
中国茶叶公司湄潭试验场)。著名的昆虫学家、哈佛大学博士、
浙大农学院教授刘淦芝兼任场长,经常约请一些教授到场小聚,
或品著,或谈诗,或讨论学术。接触一多,就有以茶为题的诗词
出现。其中几次,茶场因试制龙井茶成功,曾邀约了当时浙大的
空可帧校长、农学院的蔡邦华院长、师泡学院的王季梁院长和王
淦昌、苏步青、贝时璋、吴耕氏、祝廉先、钱宝琮等教授到场品
著。大家心情欢偷,谈笑风生;于是有人建议,成立诗社,以增
不时小聚之欢。在钱宝琮、苏步青等教授的组织倡导队1943
年2 月28 日,“湄江吟社”宣告诞生。开始,参加本社的仅七人,
元;步青,理学院数学系主任,浙江平阳人。
江问询(恒源) ‘ il:希明教授的父亲,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
员,教育学家,江苏灌云人。中国职业教育社负责人之----- ~。
仨季梁,师范学院院民兼化学系主任,浙江黄岩人。
祝廉先,中文系教授,浙江衡县人。
钱宝琮,数学系教授,浙江嘉兴人。
胡哲敷,中文系教授,安徽合肥人。
张鸿溪,农学院助教兼农场技士,江苏榈阳人。
后来,义增加了茶场场长刘淦芝教授和从浙东龙泉米的郑晓
沧教授, 一共丸人。
“吟社”成立时,他们即明确提出成立本社的旨趣为“旅居黔
北湄潭县同人为陶冶性情,切磋诗艺,相互眠肠,抒发感情。“吟
社”成立后,他们共集中活动了八次, i扫与会者输流主持。其
中,第一-次聚会为“吟社”成立的当天,推江问渔参政员主持。这
次诗题,要求以朱晦庵诗“无边光景一时新”七字为韵,自由命
题。这次共得诗15 首。其中江问渔参政员与祝廉先教授各二
首,概括了成立“吟社”的感慨和表达自己乡思,颇为感人。江诗
曰:
滔江权当作西洋月,英向乐风问旧庐。半日偷闲聊啸傲,百年
击。梦总空虚。飘零幸得朋替集,寂寞还宜水竹居。待到六桥j乏诗
射,追怀往事意如何。
祝诗曰:
江山胜概足涝观,一笑逢吞画里看。烽火神州惊未定,云萍
人海聚元难υ 客中已近中和节,渴上新开上将坛。伫望诗简传捷
报,美教,息来露微寒。
第二次集会是同年3 月21 日,在农学院农场“七七亭”上。
仍自由命题,以苏东坡“春江水暖鸭先知”为韵。这次共写诗27
首。其中祝廉先教授以“江”为韵, NP 兴写了一首,表达了与会者
的共同心情。诗曰:
遁迹黔中爱此邦,来从亭上瞰渴江。一湾春水元呼波,四面
云山不碍宙。分韵联吟同格豆,临流照影笑成双。坡前桃李新移
植,风送花香入酒缸。
第三次聚会是同年4 月18 日,以送春为题,限何字韵。这
次不少与会者触及自己心情,流露出离乡背井的伤感情绪。其rf-1
如王季梁教授送春中写出:“漏水连宵涨岸莎, 三春芳事去随旅,
斋园拟筑坝花踩,驿路时闻折柳歌……桃源纵有绿溪景,前度渔
郎奈老何J 张鸿读助教诗中有:“子规声里惜春过,无数征人尚枕
戈……异地韶光凡五度,江山未复愤如何。”胡哲敷教授有句云:
u梦里烟云芳事尽,异乡烽火泪痕多......入世伤春春白笑,韶华
犹是等闲过.”苏步青教授:“倘得故乡云水暖,肯将儒脱换渔袭.”
同年5 月16 日,集第四次吟会,以试新茶为题,限人字
. 韵。这次是在福海茶场举行。茶场主人刘淦芝教授先赋诗曰:“乱
世山居无异珍,聊将雀舌献嘉宾......诗成漫说增清兴,倘许偷闲
学古人.’苏步青教授当即写出一首表示心情;
“草色清香味可亲,谁家裁傍霆江滨河南来和露茅才辙,烽后
因风室尽券。当酒一既家万里,偷闲半日在元,尘。待亭这暑堪留
客,何必寻僧学雅人。”
第五次会期是同年6 月13 日,分课揭潭八景七绝,不限
韵。其中有祝廉先教授的“柳荫垂钓”,江问渔参政员的“竹坞昕
泉”,苏步青教授的“紫微山馆”,如j淦芝教授的“杉径午阴”,张
鸿漠助教的“莲台柳浪”,钱宝琮教授的“隔江抱翠”,胡哲敷教授
的“倚桐待月”,王季梁教授的“虹桥夕照”。以上八景诗,均以歌
颂据江风景的秀丽为主,至今仍为不少湘潭人所背诵和赞美。如
江问渔参政员的:“隔岸看山景不同,好山何必过江东。波心欲撼
层岚影,白莺一双飞碧空。”祝廉先教授所写的“出门一笑画图
开,造物何曾费剪裁。人似山阴忙应接,浪摇山影渡江来。”等。
同年7 月27 日,举行了第六次集会。这次以夏日遣兴为
题,限头字韵。这次全体社员到会,写诗13 首,其中江问渔、
王季梁所写,更能表达与会者的共同感受。江诗曰:
双渴无语抱城流,长夏闲居万事晶。访友毒穿林下径,手诗
多上水边楼。月移竹影难容芳,风送桐卢渐带秋。只是不堪乡梦
远,几行老泪海点头。”
王季梁教授也写出:
客居一室,j、击。舟,只许南村作梦游。推枕窗前风习习,侍栏
桥外水悠悠3 放园朵括长相忆,大地,干戈』五未休。记否秦淮明月
夜,数卢横笛至1J 楼头。”
|司年8 月17 日,是第七次会期。以漏江秋思为题,限初字
韵。这次因正处秋风萧瑟,落叶枫红,与会九人,均有所感。故
作诗大部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如苏步青教授“据江秋思”:
“干戈岁久梦乡疏,每到秋来忆故居。几树江枫丹叶后,一
灯夜雨白头·切。哀时丈字因人渎,种莉庭园课子锄。溺水元潮复
元月酶,不如何处得家书。”
郑晓沧教授:
“久雨欲晴眼乍舒,痴情难遣一床书。探幽篱落花开后,恨
’j 亭泉叶坠祸。渴社坷人齐遇我,天涯游子渺愁余。江南烽火今
犹炽,何日还乘下泽车。”
张鸿读助教诗中也充满思亲和乡愁:
“雨后山尤似画图,滔江览胜两年余。乡关每日空翘首,烽
火何时尽扫除。抛卷偶从人睡后,思亲最是莉开初。橙黄椅绿情
深处,魂梦连霄返故庐。”
第八次由会是1943 年10 月24 日。题以冬日为范围,或咏
物,或抒情,戎写意,取少陵诗句“夭风随断柳,!客j[]I生活茄”为
韵。这次是吟社的最后----次,因为有的教授将去遵义1:课,有的
↑亡f学术研究要到其他地方,难图再聚。这次江问渔参政员写f
六因多字的民诗。元; ?Y 青教授等也布近两回字的长诗,流露了深
沉的依恋之情。他表示:“他年重返江南H ,定答西风洒一冠”;
自l民‘锦帆依旧无消息,那堪瘦*更支离” 。张鸿i莫助教也有“北
风卷地谁携手,掀动乡关无限情” 之句。这次集会后,“吟社”即宣
告解体。所写诗词,经整理后,曾用在i 印出了《诗在第· 辑》。
按其初怠,是“记有,一段文字因缘,籍为他日雪w之证。”
(本文作者:湄潭县政协秘书长)

浙大附中在湄潭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大附中在湄潭
.喻克良

在抗止I 战争的艰苦年代中, 1940 年2 月,浙江大学西迁到
了贵州。.. .. .所隶属於浙大,各项校务均由浙大直接领导的年青的
中学一一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在山明水秀的贵州省湄潭县创立起
来了。它是拥有初中部、高中部和实验性的六年一贯制的完全中
学。从1940 年9 月至1945 年9 月共招生六届,经公开报名、考
试录取的学生中,大部分是浙大教职员工的子第、从广大论陷区
随家人逃难来的失学青年和从中国儿童保育院送来的“战争孤
儿”;以及相当一部分从川南和黔北各县来的本地学生。学生总
数最多时有六、七百人。浙大附中鼠然成立的时期不长,设备简
陋,但它师承浙大的优良学风,并以其较高的教学质量、严格的
考试制度,很快赢得了当时大后方贵州的三所最好中学之一的美
名(其他的二所是在贵阳花溪的清华中学和贵阳水口寺的国立+·
四中,后者的前身是南京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即现今的南京师院附
中)。
浙大校长竺可桢兼任附中首任校长,并由浙大教育系教授胡
家健担任第一任主任。以后是朱正元、胡哲敷、朱希亮担任历届
校长。他们都是当时浙大的知名教授。附中的教员除由浙大的讲
师和助教兼任外,还延聘了大批来自江、浙知名中学的教师。如
王道弊、头耀卿、骆匡畴、廖慕禹、洪自明、张叶芦、孙嗣良、
周本湘、却i士奎、袁箴华等,师资力量很强。老师们有自己的教
育特色,并运用或借鉴浙大的教学经验,依靠浙大的教学和实验
设备,办好了这所崭新的浙大附中。记得当时高一·班主生物实验
遵渴史话699
课,周本湘老师就领导学生自己动手解剖昆虫,两人合用一架显
微镜。这在战时的环境条件下,能够这样方便地用大学的一些设
备来充实中学的教学手段,儿乎是,独一无二的。附中的行政、生
活管理等方面也师法浙大。在抗日战争的离乱、艰苦和大后方游
后、闭塞的复杂环境中,能创造出一个相对安定、宽松和高效的
学习园地,我觉得校长和老师们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这就是
浙大附中在短期内迅速走上轨道和取得突出成绩的一个主要原
因。
附中学生按学习成绩评定,每年约有70°/o可以享受公费待
遇,以资维持当时的最低伙食水平;其中又有约50o/o的公费
生,可以获得一套“罗斯福”布学生装。这些物质奖励,对于鼓励
处于极端穷圈境况的优良学生努力学业、成长为社会有用的人
才,无疑是卜分必要的。
当时处于抗战的艰苦年代、学生的伙食只能维持低水平。早
餐是稀饭和煮黄豆,中午和晚上是干饭和一盆炒蔬菜,几年来一
成不变。学生几乎全部位校。开饭八人一桌,菜里抽水很少,菜
量也不足。为了吃饱饭,菜必须十分省着吃才行。有的同学仿效
本地居民,用坛子随制炮菜佐餐,或者用辣椒粉拌饭吃。同学们
都已苦惯了心看到老师及其家属们也是一样的贫困,学生生活比
当地许多老百姓还好得多,也就不以为苦了。大家穿的多是些旧
的、补缀过的衣裳和从地摊上买来的旧成衣。那套“罗斯福”布学
生装,算是最好的礼服了。战时的小城湄潭,平常没有任何文娱
活动。不要说着电影和戏剧,连收音机也极难听到l 。同学们课余
的消遣就是打球、游泳、散步、打桥牌和坐茶馆。有时复习功课
也在茶馆。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生活的丰富形成了鲜明对比。
学校的民主空气较浓,思想工作是开放式的,注意陶冶学生的高
尚情操和拓展学生的视野。阅报栏k贴有各个方面的报纸。英语
课常常根据学生不同层次的阅读能力,选用适当的英文书报上文
700 遵活史话
章、电讯作补充读物。重视科技教育,经常公布国内外有关的学
术动态。同学们课余还可以到隔壁的浙大校园(湄潭县文庙)去
看大学生们的《生活壁报》。大家县然面带菜色,但精神却毫不
萎靡。在运动场上,假日的据江两岸,常可见到同学们矫健的身
影。师生之间情谊很深,相互关怀。我们虽然身居偏僻小城,却
胸怀夭下大事,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同学们把抗日爱国的热情
和刻苦攻读的行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在教学方面,浙大附中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它瞄准的目标
是国际一流中学的水平,培养能升入国内著名大学继续深造的学
生。学习课本除国文,中国史、地等必需中文以外,数、理、化
等大都用英文原版书,据说是参考选用英国伊顿中学的教材.学
生听课、笔记、作业、答卷都是中、英文兼用.要学好这些功
课,得先过好英文关。许多同学后来的英语会话、阅读和翻译能
力都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当然,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要考取
浙大附中是比较难的,入学以后淘汰率也比较高。附中的校训和
浙大一样是“求是”。建校之初,胡家健主任在全校大会上就讲过
一句西方谚语“A good begining is half done’(“一个好的开头等
於成功了一半’).从人校的第一天起,同学们就受到浙大传统
“求是’精神的熏陶,逐渐养成了自觉从严从实的学风.每天晚自
习,同学们通常是伴着桐油灯一盏学习到深夜.老师们学有专长
而又循循善诱,教书育人,堪称师表,使我辈得益匪浅,至今难
t立
我们的母校浙大附中,学习来自钱堵江畔的浙大学风,像鲜
花一样开放在抗战时期的贵州高原.在文化教育上给黔北以推动
和良好影响,为提高和增进当时当地的教育水平作出了→定贡
献.
1946 年春季,附中高中班在酒潭的最后一个毕业班即将离
校了。那时同学们曾传唱着周本湘老师作的毕业歌(调寄《江城
子》):
“辅歌一曲别情长。藕丝香,燕飞忙。回首春风,桃李又成
行。天下兴亡俱有责,愿比去,莫傍徨。
云程健阑及时翔。应难忘,耀炎黄。缺补金颐,重聚在钱
塘。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据江。”
毕业歌寄托了在据历届毕业同学的爱国、奋进与惜别之情。
他们至今大多还保持着联系,并在国内外各地启己的岗位上作出
贡献。回忆当年的青春少年,而今已成花甲翁炬。县喜金阪已
补,而四化壮志未酬.伏杨老骥犹当奋蹄不止。
注:此文经浙大附中北京、江苏、贵州部分校友补充、修改始成。
(本文作者: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研究员,浙大附中1946 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