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校前身——求是书院成立之经过》

陈仲恕
《国立浙江大学同学会会刊》 第9-10页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之役,余与同里汪君穰卿(讳康年),鉴于国势日衰,宜振兴实学,以图自强。拟创办崇实学堂①,各方奔走,官绅梗阻,久久不得行。直至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侯官林迪臣(讳启),知杭州府事,查封普慈寺,充办学堂(时林公幕友高啸桐赞助之力为多,现配祀林社以志不忘),虑杭绅或又中阻,定名为求是书院。详请抚院廖谷土(讳寿丰),招生三十人,延请英文、算学、化学教习,分科讲授。悉仿学堂规制,抚院派林公为总办,陆勉侪(讳懋勋)为监院,余应勉侪之约,任文牍斋务。仅支夫马费十元,伙食费三元。光绪二十四年(戊戌),陆应礼部试,余代监院,并由林公嘱选派学生留学日本,当即商定陈乐书、何燮侯、钱念慈、陆仲芳四人,为各省派往游日之首倡,其时正值康有为提倡新学云云(坤按:这是仲恕记错的,陈何钱陆之出国,在戊戌十月,已属政变后二月,林公之为杭垣学界所崇拜者在此),时康有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与军机章京上行走杨锐、刘光弟、林旭、谭嗣同参预新政。迭奉上谕,催各省于各府县开办学堂,期限綦严,抚院遂以求是书院为筹设学堂总汇之所,余应付几穷。一面收买院后空地,建设讲堂斋舍,添招肄业生六十人,以原有之三十人为内院生,新招生为外院生(内院生伙食纸张由院支付,外院生酌收膳费)。甫于秋间开学,突遇政变,太后训政,又奉旨,各省学堂已办者,即行收缩,未办者即行停办。外院工程及一切设备之费,因急促先行挪借,林公以无法拨款为虑(林公兼防军局提调,原商定由防军局拨款)。适学使唐春卿来堂参观,颇为奖许,林公遂告以余垫款兴学,抚院因奉渝旨,碍难饬拨,苦无从另筹。唐使允向抚院商洽。越日,抚院嘱拟一奏,拨防军局款,归入奏销稿,但须自圆其说,不违背谕旨,余(时年二十四岁)即执一稿,前叙历次催办各府县学堂,并扩充省城学堂之谕旨,拟就求是书院先行扩充,招生二百名,正出示招考,复奉已办学堂即行收缩谕旨,现拟减收为六十名,暂行开课,未兴工程,即行停止。已建设讲堂及教员学生宿舍各项设备,已支用六千余元,即饬司由防军局支给,归入动用正项,并案奏销,所有遵奉先后谕旨,扩充省城学堂及现收缩情形,理台奉明,廖抚院即行具奏。是年陆勉侪通籍回里,抚院聘为总理,林公仍为总办,派余为监院,其时外院生蒋百里(方震),有吊唐才常诗,陆总理虑株连,贻累全院,力主开除,余请于林总办,派百里赴日本留学。百里习军事学,自此求是生陆续游日者,大都由成城、招武(皆学校名)入士官学校。辛亥浙省光复,周赤忱(即承菼)首发其难,任总司令,亦求是外院生也。光绪二十七年(庚子)秋,陆总理入京供职,抚院任筱元(讳道镕)改求是书院为浙江大学堂,聘劳玉初(讳乃宣,时为吏部文选司主事)为总理,派余(时年二十六岁)与候补知府萧姓为监督,劳总理草拟章程就商,余对以浙省无中学毕业生,大学堂即无生可招,应先定名浙江大学预备科,俟预科及各府中学有毕业生,再议办大学,劳总理仍主原议,余即辞去,并请裁去监督,以免迭床架屋,事权不一,抚院遂裁去监督(萧知府改为提调)。明年预定派许季弗、沈启芳、钱均夫、周赤忱、寿拜唐、韩治士、厉绥之、施雨若、陈拜言等赴日本,分习专门,交劳总理呈抚院给资。劳总理以病辞,抚院聘陶拙存(讳葆廉,终其任薪水悉充学生添莱)为总理,改大学堂为高等学堂。陶辞去,由陆勉侪接事。旋以改官,推荐吴雷川(讳震春)续其任。

①编者注:据《汪穰卿遗书》年谱第5页记载:“先生是年(1895)尚在湖北,以故乡尚无讲求实学之校舍,会闻某僧寺以事没入官,乃冒暑回杭,亲谒各绅,议改某寺为学堂,命名崇实,草拟章程,事为某某二绅所尼,不果行。然先生不为所阻,仍时时游说于官绅间。其后巡抚廖谷士中丞(寿丰)、杭州府林迪臣太守(启)韪其议,二十三年丁酉遂有求是书院之设,延聘英文、算术、格致诸名流为教习。杭州有讲求实学之所,盖自此始。时当局之意,欲以管理之事相属,先生力辞不就,荐某君以自代,其功成不居如此。是院设立未久,二十七年更名求是大学堂,后又改为浙江高等学堂,数年之间,人材之出于此中者,颇不少。及民国成立,部令废除省立高等学校,此校遂裁去,校舍亦改为官署,人咸惜之。

辛亥革命前期蔡元培与求是书院事迹述略

辛亥革命前期蔡元培与求是书院事迹述略
钱斌1 宋培基2
(1.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2.绍兴文理学院法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摘要:通过考察辛亥革命前期(1899-1906)蔡元培与求是书院鲜为人知的事迹,包括蔡元培广交求是师生,艰辛探索中国教育向近代转型之路;奔走求是“罪辫文案”,声援求是学生风潮;呼应求是留日师生革命运动,共同走向辛亥革命等,不仅为补遗蔡元培生平传记,也为“浙江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一说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历史佐证。

光绪廿三年(1897),浙江维新派代表人士林启在杭州创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百日维新失败不久,蔡元培旋即“携眷出都”回到绍兴,先后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校长)、二戴书院、剡山书院、翊志书院院长等职,并多次到杭州求是书院活动。本文叙述的是辛亥革命前期(1897-1906),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师生的交往经历①,并试图阐发其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日后参加辛亥革命的影响。

一、学习借鉴求是书院办学经验,革新绍郡中西学堂
蔡元培日记中最早记载求是书院是光绪廿三年七月五日:“阅邸抄廖中丞折:已于杭州普慈寺后设一求是书院,以一西人为总教习,华人二副之,一授算学,一授西文。”[1]卷15,136求是书院创办的奏摺、章程等办学文件中都指明,它的教育体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以及学制、师资等都有别于旧式书院。林启学习西方、革新除旧,除国文外,开设的数学、物理、化学、史地、英语、日语、博物、音乐等课程与近代科学文化关联,为学生“务求实学”打基础。蔡元培较早表示出了对求是书院这所新式高等学堂办学旨趣的认同。
光绪廿六年三月林启去世后,求是书院偏离了林启的办学轨迹。次年六月,蔡元培在《浙江兴办学堂节略》中写道:“省城旧有求是书院,专录已通中文之学生,不问举、贡、生、监及年纪大小,皆著录,授普通西学,略如高等。其后以旧设者为内院,而增收蒙生为外院。”在蔡元培看来,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类似西方的大学;求是书院内院仅“略如高等”,外院则与中学相当。他认为求是书院“后又留外院,而撤内院,渐失初意”,希望其能“厘订章程,改复高等之旧”[1]卷1,322,建成一所名副其实的近代高等学校。
为此,蔡元培十分关注求是书院的办学状况。调查中他发现学堂办学经费严重不足。光绪二十四年分奏定之案所定五万串省城学堂经费,每年实际“仅拨一万三千七百六十串”,且有三分之二款用于它处。 “求是书院不敷三千六百串”。蔡元培呼吁,挪用经费应“悉数拨还,专为学堂经费,以符二十四年分奏定之案”[1]卷1,323
据蔡元培日记统计,自光绪廿五年三月至廿八年一月,二年零十个月中,蔡元培到杭州达18次,最多一次停留53天,少则2天,累计达190天之多。蔡元培回到绍兴担任学堂总理(校长)后,廿五年三月下旬首次考察了求是书院。蔡日记中详细记载:“冒雨至求是书院,晤胡教习浚康”,胡为蔡“导观化学房及藏书室”[1]卷15,218,蔡元培对他们从美国购进的八星仪及三百倍的显微镜赞叹不已。
从求是书院考察学习回来后,蔡元培革新绍郡中西学堂,其办学实践更是对求是书院近代教育模式认同的生动反映。
外语教学中,除英语、法语之外,又增设日文课程。据蔡日记记载,四月廿四日,蔡元培写信给杭州的邵章(1872-1953,字伯絅),“拟聘东文教习。”五月五日,收到邵章寄来的“蚕学馆聘日本教习合同草”。不久蔡元培又到杭州,亲自与邵章介绍的日本人中川外雄面谈,六月廿七日,中川外雄到绍郡中西学堂上任。蔡还身体力行学习日文,带领杜亚泉、庄莼渔、李锡身(后就读于求是书院)等十余位师生随中川外雄学日文。八月三日,开始翻译“和文《生理学》”[1]220-230
课程体系中,增设体操、博物、算学、物理、化学等。为加强自然科学教学,蔡元培想方设法购得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据蔡日记记载,五月到九月,收到徐显敃从上海寄来“日本教育社卖物目一册”;托去上海的徐树兰“函买日本教育社物理、化学、助力诸器械及化学药品,庶物、动物、植物诸标本”;“得杏仙书,寄《英文法程》《化学辨质》等”新学书;请张元济“抄严侯官杂著及购公学所编书”[1]卷15,223-235。经不断积累,中西学堂终于成为当时浙江省藏书最丰、教学仪器设备最好的一所新式中等学堂。
编纂教材,因材施教。光绪二十三年十月,蔡元培亲订《绍兴府学堂学友约》五条,征集志同道合者编辑教科书,由于增设新学科目多,教材编写紧迫,蔡在其中有奖励规定:“学友有志学算及外国语者,可住学堂,不必出膳金,唯须为学堂编教科书,或任检束学生之责”;并且“学友有不住学堂而自愿编教科书者,书成,经诸学友评议。足为善本,则由学堂酌赠经费,且为付刻,仍署编者名。”[1]卷1,247-248
蔡元培在中西学堂对学生“因材施教”,学生可自由选课。他把学生按年龄和国学程度分为三斋,蒙学为一斋,词学为二斋,理学为三斋,大致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和高中一年级。据此,学生在上算学和理学课时可根据自己的程度到不同的年级听课,不受斋班的限制,故有的学生国文课在三斋,而算学课在一斋。有的算学在三斋而国文在一斋。
求是书院授国文不以教师课堂讲解为主,注重学生自学,有疑问教师解答。学生必须每日作札记,每晚呈缴,教师批改。蔡元培十分推崇并亲自实践这种深受学生欢迎的方法。蔡元培在绍郡中西学堂的学生蒋梦麟,光绪廿九年(1903)就读浙江高等学堂后就亲身感受到“求是书院和绍兴的中西学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67
蔡元培在这年写的《绍兴推广学堂议》中,还提出向近代教育转型中的六大问题:即“宗旨不一也,阶级不差也,师范不同也,课本不编也,公费不筹也,学友不联也。”[2]252蔡元培不但敏锐地意识到如要向近代教育转型,求是书院是方向,而且,更可贵的是他试图通过绍兴的教育实践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进一步实现中国教育由封建向近代转型。

二、广交求是师生,探索发展近代教育之路
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创办人及总理、监院中的林启、高凤岐、高梦旦、陆懋勋、陈汉第、陶葆廉、项藻馨等都有交往。光绪廿五年五月十六日蔡元培日记记载:“访刘中丞、恽方伯、林太守及伍兰荪、朱晓楠两太守。”[1]224这是蔡元培拜访求是书院创办人林启(1839—1900)的最早文字记载。
在与蔡元培交往的求是书院历任总经理中,项兰生(1853—1957)与蔡关系最为密切,蔡日记中15处提及此人。廿七年六月十九日,蔡在日记中写道:“因姚稷臣前辈在苏州劝任筱园中丞往任后广兴学堂,函询情形于穰卿,穰卿以问兰生,兰生又以属我也”[1]卷15,349。蔡此年六月写就《浙江兴办学堂节略》一文,就是应汪康年托项兰生,项又嘱托蔡,为即将上任的巡抚任道熔(筱园,1822-1906)在浙江兴学而写的。该文集中论述了转型时期浙江乡、县、府、省四级办学的相互关系及经费来源,同时指出还有些书院“专课举业,无裨实用”,应“一概改订课程”,与近代教育接轨。
蔡元培与为创办求是书院立下汗马功劳的高凤岐、高梦旦兄弟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光绪廿二年,高凤岐(1858-1909)与林启一见如故,入林幕府,主要负责操办求是书院。廿七年,蔡研究了国内外从小学到大学以及与师范教育相辅的教育制度及学校课程,写成《学堂教科论》一书。同年十月他致高凤岐函:“闻近日创办学校,厘定章程,弦歌之化,行见师表百城。奉上拙著《教科论》三册,敬乞匡正,并分贻雨亭同年及令弟梦聃先生正之。”[1]卷10,35高梦旦(1870-1936)与高凤岐同入林启杭州知府幕,襄助创办求是书院。劳乃宣任浙江大学堂监督时,被聘为总教习。廿八年大学堂选派学生赴日留学,由高率领。高梦旦在日一年多,考察了日本教育,认为教育的根本在小学,想要编辑小学教科书。廿九年春,商务印书馆依蔡元培之计划,编辑小学教科书。三十至三十一年,高梦旦与蔡元培、张元济合编《最新修身教科书》,成为中国教育转型时期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新式教科书。
蔡元培教育改革态度较为激进,不满浙江刚起步的新教育模式。他多次与浙江政界和教育界人士讨论,要在浙江导入以师范教育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并主张将求是书院等也纳入其中。求是书院的教员项兰生、袁毓麟、孙冀中等也参与其中②,蔡在杭为办师范学堂奔走。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其曰杭垣各学堂粗有规模,岂不以省城已有求是、养正两学堂为已足乎?然学堂办法,宜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是故各府州县城宜设小学堂、中学堂,省城则高等学堂,京师则大学堂。今杭垣学堂,如养正、如求是之撤内院而留外院,皆是小学堂课程。方宜增设高等学堂,而况师范一门为各学堂根本者乎。”[3]2947当时蔡元培乡试同年陆懋勋(1869-?)任求是书院监院,因蔡元培等人“呈请办师范学堂二牍,有‘求是书院有 无成效道路皆知’语大愤”,对蔡的教育改革方案提出质疑。虽意见相左,蔡元培得悉后,还是与其坦诚“畅言”[1]卷15,346自己的态度。
据记载,蔡元培与求是书院教员孙冀中、袁毓麟、来裕恂、朱三(彝叔)朱四(世效,字则季)兄弟、陶靖夫、沈瓞民、戴克敦等多有交往,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宋恕(1862-1910)的交往。从光绪廿七年五月廿一日,蔡元培到杭州拜访宋恕,至廿八年正月初三不到八个月的时间里,俩人见面有记载的就有16次。蔡在日记中评价宋恕“月旦人物,推论事理,不愧明通”[1]卷15,347。《六斋卑议》为宋恕主张变法维新的代表作,蔡说“《六斋卑议》,新会罪言。知行合一,责在时贤”[1]卷1,295。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中,对宋恕学术著述作了较全面的介绍,称“与康、谭同时有平阳宋恕,钱唐夏曾佑两人,都有哲学家的资格”。认为其“要在儒学里面做‘文艺复兴’的运动”[1]卷5,123-124,在旧学学脉中发掘反专制思想,开启传统文化现代更新的路向。宋恕也极力推荐:“山阴蔡民友编修少受知于李莼客侍御,以力持清议,几无容身之地。先生素未往来,慨然独荐之于大吏,请延为学务议绅,闻者惊之!”[5]上册,477他认为蔡“学识博通,志行坚苦”[5]上册,400。他在廿七年七月朔日《致孙季穆书》中评价汇聚于省城的人才时说,“本省外府人以蔡太史元培为最”[5]下册,710。学者杨际开后来说,宋恕的思想对蔡元培人格形成打下了深深烙印,“驱使他走上了冲决网罗的不归路”[4]51
许寿裳《宋师平子先生留别求是书院诸生的八首诗》写道,宋恕是廿七年的夏天至秋末,到求是书院任国文总教习的。宋恕到后,力推启发式教学,校风焕然一新。宋恕在“罪辫文案”后已萌生去意,蔡元培事先也是知道的。③
至于许寿裳(1883-1948)则是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学生的交往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许寿裳光绪廿三年曾就读绍郡中西学堂,廿五年转入求是书院。廿七年上半年,与宋恕接触不久,蔡就结识了年仅19岁的同乡许寿裳。廿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元旦),蔡元培在杭州和黄仲玉结婚,许寿裳与宋恕、孙冀中、朱世效等求是师生也“躬逢其盛”[6]392④。许因成绩优异,在廿八年八月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补习日文,后转入东京高师读书,与鲁迅同学。许寿裳和求是同学韩强士到东京的第一天,就率先剪掉辫子。受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影响,许寿裳在日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接编《浙江潮》,与鲁迅筹创《新生》杂志。许寿裳在求是书院与蔡元培交往时,常会带同学一起前往。如,廿七年六月二日,“许季茀与其同班学生五人来(二李)。考庵及施〔史〕师谭(滦阳人)来”[1]卷15,345;通过许寿裳,蔡元培与求是书院的史师谭、李斐然、周赤城、厉家福、吴璧华、季梦桢、张子寿(受)等人相识并交往。⑤求是书院的这段经历,对蔡、许两人后半生的情谊产生了重大影响。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即召许寿裳至南京,任教育部部员。教育部迁至北京后,蔡元培又任命许寿裳为普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期间,许寿裳受蔡元培的委托起草了《中华民国教育宗旨》。许寿裳在赠蔡元培的祝寿诗中自述:“松乔侍笔计三遭”[7]下卷,635。蔡逝世后,许寿裳在悼念文章中也回忆了追随蔡元培左右,三次共事的经历:第一次在教育部,由南京而北京。第二次民国六年在北京大学。第三次,民国十六至二十三年,在大学院、中央研究院。

三、奔走“罪辫文案”,声援求是师生反清
据杭州钱家治在《杭州求是书院罪辫案始末记》中回忆,光绪廿六年秋,求是书院中一些师生对清政府的统治不满,“论及时事,孰不愤慨”,“遂有倡议组织励志社者”[8]58-60。光绪廿七年夏,求是书院发生了“罪辫文案”。当事者为励志社中的史师谭、李斐然(炳章)、孙冀中。当时由二班班长史师谭负责三、四班学生的月课,他请四班国文教员孙翼中出题。孙出一题为《罪辫文》,李斐然作文被评为第一。因孙翼中已有民族革命思想,在评阅学生作文时孙翼中把“满清”改成了“贼清”⑥。试卷全部评完后,在学生中相互传看。随后有人向巡抚告密,说孙翼中煽动反满、蔑视朝廷。浙江巡抚下令追查此事。
时值求是书院总理陆懋勋已辞职赴京赶考,新总理劳乃宣尚未到任,书院的事务由监院陈汉第主持。陈得知此事,先为史师谭筹募学费,送其到上海,再赴日留学,以避灾祸。同时,立即致函浙江巡抚,为孙翼中等人辩护。由于缺少证据,加之各方名士活动,巡抚任筱园轻责了事。孙冀中悄然离开杭州,到绍兴东湖通艺学堂执教。袁毓麟也因此辞职。⑦这就是当时轰动杭州的“罪辫文案”。
求是书院学生中史师谭(1885-1962)与蔡元培接触最多。在光绪廿七年下半年蔡元培日记中提到史师谭与史寿白两个姓名,注释也是当成两个人物解释。⑧其实为同一人,即史久庚,字师谭,又字寿伯(白)、寿松,号皋斋。经“罪辫文案”后改名为史久光。江苏溧阳人。父亲史悠福为清朝名宦,有政声。史师谭在求是书院因成绩与能力出色,任班长。深得宋恕赏识。
据蔡元培日记记载,光绪廿七年“罪辫文案”发生期间,蔡元培自五月廿日从上海回杭,六月二日起住在求是书院附近的三忠祠,至七月十二日(7月5日-8月25日,正好是暑假)返沪。在“罪辫文案”发生后,求是书院主持工作的陈汉弟和主事者孙冀中在七月三至六日(8月16-19日),连续四天在杭州与蔡元培见面(后三日还有袁毓麟)。八月二、三日(9月14、15日)、二十二日(10月4日),蔡在上海先后收到孙冀中三封来信。具体事由日记没有记载,但从后续发生的事情推断其往来应与“罪辫文案”有关。
这以后,蔡元培又两次到杭州,广泛接触与“罪辫文案”相关人物,上至巡抚任道熔,下到求是书院师生。第一次是九月初四(10月21日),蔡元培从上海到拱宸桥,第二天进城,去看望陈汉第、宋恕、邵章、陈叔通、陈介石、魏聪叔等人,这批人正好也来到求是书院,大家进行了一番“畅谈”。在这种时刻,谈话的内容必定与“罪辫文案”有关。第三天,又去拜见了不少杭州重要人物,“谒任巡抚、费运司⑨及书局提调萧某、史仲华,惟晤巡抚”。任巡抚为任道熔,即前文提及任筱园中丞,是处理“罪辫文案”的重要人物。同一天,求是书院的宋恕、陈汉弟来拜访蔡元培,又有学生“许季茀、史寿白、李口口(笔者注,应为李斐然)来”。第四天,蔡元培因邵章的岳母之丧,“邀题主,见贻饌一席,邀求是、养正诸教习共食之”[1]卷15,350-361。蔡元培在杭州住了七天后回绍兴。第二次是九月十三日(10月30日)从绍兴到杭州停留了三天,会晤方雨亭、宋恕等人。蔡元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化解“罪辫文案”而努力。
事后,孙冀中到绍兴东湖通艺学堂教书,可推断是蔡元培联系的。蔡与陶浚宣(字文冲,号心云,1846-1912)的关系很好,就在六月初四,蔡元培刚为陶拟定好《绍兴东湖二级学堂章程》。九月十二日(10月29)蔡元培回绍兴的第二天就去看望陶浚宣,应是为孙冀中到通艺学堂任教作联系。史师谭经上海赴日留学,也与蔡元培有关。此时蔡在上海南洋公学执教,十月十四日(11月29日),史师谭刚到上海,晚上蔡就在万年春为其洗尘,作陪的有林琴南、杜亚泉、翁震伯(翁之麟,字振伯,翁同和侄孙,史师谭早年同学)等人。十五日大清早,蔡又到长发客栈,看望史师谭,并与求是书院学生张子受(寿)会晤。二十九日((12月14),蔡元培得求是书院学生“许季茀、季梦桢、张子寿书,问史寿白行期”[1]卷15,361-368。许寿裳等人向蔡元培探问史师谭赴日日程,当与蔡参与安排史去日本留学相关。⑩1945年,61岁的史师谭曾回忆:“余因私课 同学罪辫文一案逃亡海外,先至上海,寓蒋自由先生家。同时藿青先生、林畏庐先生也在上海。以余逃亡,爱护尤切!”[9]14文中“蒋自由”即为蒋智由,“藿青”则为蔡元培,“林畏庐”即林琴南。
光绪廿八年六月下旬,蔡元培在南洋公学时,利用暑假赴日本考察。此行与高梦旦同船,“到东京后,亦同寓一旅馆”[1]卷17,445。廿七年十月劳乃宣上任,把求是书院改为浙江求是大学堂,聘高梦旦为总教习。廿八年学堂选送学生赴日本,高梦旦任留学监督,率领学生东渡。蔡元培选择与高梦旦同行,既可与求是书院师生同行,又能看望求是在日留学师生,并亲身感受史师谭、李斐然、蒋百器、蒋百里等求是书院留日学生的高涨革命情绪。蔡元培在《自述年谱》记述:“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1]卷17。蔡元培所指的“浙江二蒋”,即为“求是二蒋”。
在日期间,由于发生吴稚晖⑪被日警押解出境之事,蔡元培提前回国。三个月后,蔡元培因支持学生正当要求而遭校方拒绝,与学生一起离开了南洋公学,创办了爱国学社,在学界名声大振。光绪廿九年三月,浙江大学堂发生退学风潮,退学的学生自建“新民塾”,事发后马上发电报给蔡元培,请求蔡和吴稚晖前往杭州,给予指导和帮助。蔡因中国教育会会务、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校务缠身,无法离沪,不得不辞谢”[10]261。在三月二十二日(4月19日),《苏报》“论说栏”,蔡元培等人特发《敬告浙江同志》一文,蔡元培对浙江大学堂退学者自建“新民塾”一事深表赞同,呼吁社会各界在经费、教科、保护学生三方面给以帮助。不久,退学生组织的励志学社在经济上发生困难,向中国教育会发电求援,中国教育会与罗迦陵女士婉商,其“遂以五百元付教育会资助”[11]435。这批退学生中后来也有不少人去日本留学。事实上,“罪辫文案”情结在延续,蔡元培与求是书院师生的交往也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

四、呼应求是留日师生革命风潮,走向辛亥革命
邵裴子谈求是书院办学历史时曾说道,求是书院“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求是书院成立不过三年,而校内革命思想已属蓬勃而且几乎普遍,且后来直接参加革命者,亦颇有其人,成为本省及全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之一部分”[12]255。求是书院革命传统是与其留日师生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求是书院赴日留学的师生,据不完全统计有:
廿四年,何燏时(燮侯)、陈榥(乐书)、陆世芬(中芳)、钱承志(念慈);
廿七年,蒋尊簋(百器)、蒋方震(百里)、王嘉榘(嘉袆、维忱、伟人)、李辰身、史师谭、施调梅(承志)、陈 独秀等;
廿八年,李斐然、韩永康、许寿裳、钱家治(均夫)、周承菼、寿昌田、励家福、陈其善(拜言)、施霖(雨若)、 沈启芳(祚延)、李祖虞(梦驺)、俞大纯、陈威(公猛)、陈仪(公侠)、袁毓麟、孙冀中等;
廿九年,戴克敦、来裕恂、沈瓞民等。
三十年:袁毓麟、陈汉第、张任天等。
宋恕、高梦旦等也曾去过日本游学,有的甚至到日本留学两次。求是书院的留日师生在日本的主要活动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组织政治团体。“罪辫文案”发后,求是书院出现了留日的高潮,与案有关的史师谭、李斐然、许寿裳、钱家治、袁毓麟、孙冀中等先后去日本。原求是书院“励志社”的成员大多在东京,继续开展爱国活动,并与光绪廿六年在日成立的“励志会”⑫融合一起。光绪二十八年冬,“励志会”中的激进分子又从中分化出来,蒋方震、王嘉榘、陈独秀与叶澜、董鸿祎等20余人在东京发起成立青年会,是为日本留学界中最早 的政治团体。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效法“少年意大利”,隐含“少年中国之意”[13]102
光绪二十九年春,青年会闻俄国进兵东三省,发起成立义勇军。四月初六,改名为学生军。后学生军又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求是书院的留日学生俞大纯、王嘉榘、韩强士、许寿裳、李斐然等先后加入学生 军、军国民教育会,⑬许寿裳被选为书记员。为军国民教育会捐款的求是书院留日师生有:孙翼中、沈芑舫(沈启芳)、俞大纯、高梦旦、陆世芬、许寿裳、陈威(公猛)、陈仪、陈其善、施霖、韩永康、寿拜庚、吴璧华、励家福、钱家治、周承菼、李炳章等。⑭
清政府密切监视留日学生活动。蔡钧致电两江总督端方说,“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200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清廷还密谕各地方督抚,对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11]242。学生军成立后的第四天,清驻日留学生监督汪大燮就责令他们停止活动;次日,蔡钧又请日本政府出面“勒令解散义勇队,制止留学生练习兵操”[13]107。于是,神田警察出面干涉并强令解散义勇军。
东京与上海的军国民教育会,在中国近代革命史有着重要意义,推动了此后革命团体的组建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光复会创始人之一陶成章说:“自军国民教育会创立后,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14]333同盟会领导人之一宋教仁在《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中写道:“湖南之华兴会、安徽之武毅会,浙江之光复会,皆由是而出。”[15]436。同盟会元老李自重也认为,军国民教育会“为同盟会之成立,奠定思想及组织上之牢固基础。”[16]209
其次,宣传民主思想。以求是书院蒋方震、蒋百器为首的浙籍留日学生创办了《浙江潮》,以宣传新思想为主旨,编辑发行者不仅有蔡元培的好友、中国教育会会员蒋智由,还有求是书院的许寿裳、孙冀中、王嘉榘等人,主要撰稿人除上述编辑兼发行者外,还有求是书院的陈榥、陈威、何燏时、项藻馨、袁毓麟等。其编辑所名义上设在东京神田区留学生会馆,实际上是设在东京牛込区早稻田大学附近的榎木町王嘉榘的寓所。
蒋方震担任《浙江潮》的第一任主编。他在《发刊词》中慨然写道:“乃以其爱国之泪,组织而为《浙江 潮》……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17]1。他和蒋百器 都为该刊写过许多文章,论说栏和军事栏的一些专文,多出于二蒋尤其是蒋百里之手。他的文笔生动,感瑏瑥 情丰富,论断明快,使《浙江潮》发刊之后很快风行国内外,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刊物。⑮
还需提及,办《浙江潮》相当部分人在国内还是《杭州白话报》创刊人、撰稿人及忠实读者。求是书院的项兰生是《杭州白话报》创办人,孙翼中、袁毓麟等为主笔。蔡元培也为该报做了不少工作。⑯《杭州白话报》报道国内外新闻,鼓吹改革旧风俗,宣传革命思想。《浙江潮》在国内的总代理发行点也设在该报馆内。
再次,翻译外国书籍。光绪廿六年,我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译书汇编社,求是书院的留日学生陆世芬、钱承志等人加入该社。年底开始出版《译书汇编》期刊,连载翻译的大学教材,如《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近时外交史》等。《译书汇编》刚问世,廿七年二月蔡元培“于养正定《译书汇编》一年,已付银元一圆”[1]卷15,327。以后,陆世芬等人又成立了教科书译辑社,专译中学教科书,如《初等几何学》《平面三角学》《中学化学教科书》《中等植物学》等,钱承志、陈榥、何燏时等都参加了教材的编译工作。蔡元培这时也先 后从日文翻译了《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拿破仑传》《教授法原理》等。⑰
第四,走向辛亥革命。求是书院先后赴日的留学生大都入成城、振武两士官学校。辛亥革命中史师谭 任江北提督参谋长,提兵进攻南京,浙江克复时的总司令周赤忱和跟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萍乡战役的王嘉榘,都是求是留日的学生,并与蔡元培有交往。
求是书院留日师生的革命活动与蔡元培在上海的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光绪廿九年,以留日学生爱国活动和国内学界风潮作为开端,迎来了规模巨大的拒俄运动。蔡元培组织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与之相互声援。
光绪廿八年春,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前已提及蔡元培与高梦旦在这年暑假一起到日本。七月上旬,蔡元培经历了吴稚晖和中国留日学生为入成城学校,与清 驻日公使蔡钧及日方发生冲突事件后,在求是书院师生高梦旦、陆世芬等帮助下,伴吴回国。当即由“中国 教育会拟函劝留学者回国,而于上海设一学校以等之”[18]199,此举虽未成功,但在南洋公学退学事件后,蔡 元培便顺势创办了爱国学社。不久中国教育会发起“协助东亚游学会”,拟专派会员亲赴东京,商定将来中国人愿入成城学校者,可直接由该会保送。拒俄运动中,中国教育会与留日学界关系密切,建立了统一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⑱
学者桑兵详细阐述了中国教育会与留日学生的关系:中国教育会在东京设有通讯员,该会的言行对留日学界具有重要影响,有些人已成为留学界的革命骨干。中国教育会在中日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加强了国内外两个革命基地的联系,使革命风潮汇成一体。留日学生归国,多以中国教育会为落脚点、中转站或联络处”[18]208-209
光绪廿九年四、五月间,上海地区的拒俄运动中,蔡元培是领导者之一。四月初四日,爱国人士在张园安恺第召开第二次集会,到场近1200余人。“爱国、育才诸学社学生戎服齐队而来,务本、爱国诸女校学生 亦皆入座”。大会首先由蔡元培登台演说,会议中间忽然接到东京留学生的“飞电”,说“俄祸日急,已电北 洋主战,留学生编义勇队赴敌,请协力”。电文由蔡元培宣读。一时会场群情激昂,1200余名与会者立即步出会场,列队向东鞠躬,表示对他们的敬意。《苏报》评论,其“严整之气象,盖我国所仅见也”。《字林西报》撰文说:“夫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始。尚愿具此心者好自为之,以成真国民”[19]67-68
在蔡元培的领导下,爱国学社师生为响应留日学生的拒俄行动,随之亦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以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为首的爱国学社共96人都加入拒俄义勇队。分为8小队,由林懿均、章士钊等教练,在校内早晚练习兵式体操,制作统一的操服。蔡元培还剪掉头发,穿上操衣,和学生一起参加军事训练。
在东京留学生的一些活跃分子当中,不少人原是求是书院的激进分子,⑲他们到日本后仍然与上海蔡元培的中国教育会等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五,东京成立军国民教育会。蔡元培与张继等组织的的拒俄义勇军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日本一部分会员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身份回国从事革命鼓动,并组织“暗杀团”,蔡元培在上海加入暗杀团后,在寓居上海的各地革命者中得到了发展, 参加者有章士钊、陈独秀、刘师培、赵声等。军国民教育会领导人之一苏鹏回忆说,“为秘密结社,欲效俄虚无党所为,实行暗杀。名曰‘军国民教育会’”。并“设支部于上海,由蔡孑民、吴稚晖、章行严、刘申叔、赵百先、吴樾、徐锡麟、于右任等主之,以爱国女校为机关”[19]316。龚宝铨、陶成章等人也回国积极活动,组织“暗杀团”,光复会就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和东南革命力量汇合的产物。陶成章在说到蔡元培加入暗杀团一事后说:“各省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亦多归居于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组织有暗杀团,规则极为严密,为上海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所觇和(“和”为“知”笔误,笔者注),求入其会,于是改名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军国民教育会之名词,遂销去无踪矣。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不中之时也。”[19]334俞子夷也回忆说,他在爱国女学任教时,参加了制造炸药的小组,不久,蔡师即嘱他“起草一种章程,会名定‘光复’,以示光复我们汉族祖国之意”[6]80
求是书院留日师生许寿裳、蒋百器、蒋百里、王嘉榘、俞大纯、陈榥、陈其善、施霖、韩强士、寿昌田、钱家治、周承菼、沈瓞民、陈威、陈仪、张任天、孙冀中、项藻馨、袁毓麟、来裕恂等先后参加了光复会,王嘉榘为光复会东京分部的负责人。⑳据沈瓞民在《记光复会二三事》中回忆:“光复会的酝酿,密商,策划,组织,实肇始于日本东京。”[20]131-132光绪廿九年十月,在东京的浙学会会员,聚集在王嘉榘的寓所密商,求是书院的师生有沈瓞民、王嘉榘、蒋尊簋、许寿裳等参加。而蔡元培在光绪三十年(1904)当选为光复会会长,当与这批求是留日学生对蔡的推崇是分不开的。
以上所述,不仅仅是为浙江大学早年校史和蔡元培传记的编纂提供一些新的史料。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在辛亥革命时期,浙江革命风潮此起彼伏,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历史人物,这固然与浙江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有关,但我们叙述蔡元培与求是书院的这一段难忘记忆,一方面为追根溯源,而更多的是想引起对“浙江是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这一观点做出新的历史思考。

注释:
① 蔡元培日记、书信、文集中记载早年与求是书院师生交往的有:林启(迪臣)、项藻馨(兰生)、陈汉第(仲恕)、陆懋勋(勉侪,蔡日记、书信中均记其为勉斋)、高凤岐(啸桐、心桐)、高凤谦(梦旦、梦聃)、宋恕(燕生、平子)、孙冀中(耦耕、偶根、偶庚、江东)、袁毓麟(文薮、文棷、文漱)、胡浚康(可庄)、朱三(彝叔)、朱四(世效、则季)、陶靖夫(景唐、清甫)、沈瓞民(祖绵,字迪民)、戴克敦(懋斋)、韩静宜(澄、涵)、寿昌田(拜耕,日记中记作拜庚、拜唐)、陈威(绍唐,景卿、公猛,陈仪之兄)、许寿裳(季茀、季黻、季巿)、李辰身(少垣)、李锡身(雪荪)、俞大纯(慎修、省羞)、史师谭(久庚、久光)、厉家福(绥之)、吴璧华(钟镕)、季梦桢、张子寿(受)、李斐然(炳章)、周承菼(赤忱、赤城),韩强士(永康)、张德骧(荀卿),共30余人。来新夏著《冷眼热心来新夏随笔》,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69页记载其祖父来裕恂、胡建雄主编《浙大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记载张任天,这两位求是书院师生由蔡元培1904年介绍加入光复会的。
②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日记记载:“得文棷、藕根书,言浙抚欲改学海堂为师范学堂。”“文棷、藕根”即袁毓麟、孙冀中。见《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355页。
③ 张德骧,浙江余姚人,蔡元培任绍郡中西学堂时的师范高材生,后入求是书院。在张德骧致宋恕的函中提到,“今接雨若、季黻两兄来书云:‘新总理到院,大失诸君之望,且有不得意之语。’上海鹤卿先生来函亦云:‘求是袁、孙二公皆辞去,宋公或明年惮嫌,亦未可知云’。”“袁、孙、宋公”,即指袁毓麟、孙冀中、宋恕。见胡珠生编《温州文献丛书:东瓯三先生集补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④ 关于蔡元培的在杭州的婚礼,《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371页也有记载。
⑤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日日记:“吴璧华(温州人)、厉家福,亦求是书院学生也。”廿八年正月五日,“吴璧华、周赤城来。”
⑥ 说为史师谭所改。见《陶成章集》,第328页。
⑦ 袁毓麟的《文薮自撰年谱》中记载,光绪二十六年秋间,“陈仲恕邀余为求是书院教习,余班中学生共二十余人。是时余治公羊学并泛览明季遗老各书,近则受《訄书》《新民丛报》影响,故种族之见甚深,而学生之潜移默化者亦居泰半,其他教习如孙翼中、汪曼锋同此见解施教,致杭城旗营人士侧目相视。学生史久光纠合同学设立桐阴书屋作校外课文,一次由教习孙翼中命题为罪辫文,史久光课文为旗营学生窃去告发,洶洶大狱将起,余连夜为史筹盘费及铺盖等,促逃沪转日本。余亦相继辞职。《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年版,第551-552页。
⑧ 见《蔡元培全集》(第15卷),同一章节中的第381页第75注释与第384页第129注释。
⑨ 原著笔误,应为黄运司,即黄祖络,光绪二十四年任两浙盐运使,二十八年十月兼代布政使。
⑩ 在此之前,廿七年七月十七日,蔡日记中有“看惺斋(惺斋即智由),为李少垣乞致书日本游学生,少垣拟往日本学堂R案内也。惺斋示其子伯器函”。李辰身号少垣,浙江余姚人,原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堂的高材生,后入求是书院,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说明蔡元培此时对求是书院的留日学生情况已有所了解。
⑪ 光绪廿七年六月廿五日,蔡元培日记记载:“史师谭许借得无锡吴稚晖(朓)《东游日记》,誊一通。此君心思甚周密,可喜也。”蔡通过史师谭与吴稚晖开始神交,九月十二日,又“阅胡〔吴〕稚晖所记《日本幼稚园概略》”,十月廿六日,张元济邀饮蔡、胡于万年春,始与吴结交并保持了四十年的友情。
⑫ 求是书院早期留日学生陆世芬、钱承志、陈榥等均是“励志会”会员,见《革命逸史》(初集),第98-99页中《励志会与译书汇编》。
⑬ 见张玉法:《清季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再版,第262-273页。
⑭ 见《拒俄运动》第127-132页。
⑮ 光复会还曾用包含着《浙江潮》刊名的“黄河源溯浙江潮”作为光复军指挥人员的标记。
⑯ 《蔡元培全集》第15卷记载:光绪廿七年五月十六日,致汪素民书,附致盛省传、何阆轩及三弟笺,皆为白话报也(第343页)。十月十三日,致三弟书,附复越樵致墨润堂为《白话报》事(第366页)。孙冀中加入光复后,继任《杭州白话报》总编辑,该报即成为光复会的言论机关和革命党人的联络点。三十二年正月,蔡元培“夜到城头巷白话报馆,见叔明,又邀偶庚”(第397页)。闰四月,“致杭州白话日报馆书”(第405页)。
⑰ 后两部译著各种版本的《蔡元培全集》均未收录,为蔡元培佚文。
⑱ 在《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中有:“上海机关托教育会为之,由蒯君寿枢交接。”见《拒俄运动》第107页。
⑲ 1901年4月6、7日的《中外日报》刊登的《浙省士民公禀》,其中就有求是书院教员袁毓麟、孙翼中、陈汉第、项藻馨、戴克敦等人。《拒俄运动》,第46-49页。
⑳ 《光复会党人录》,见《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续辑》(第二十七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18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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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今昔

浙江大学 今昔

2017年 第6期 总第80期

一、建校初期 (1897—1928)

1897年2月,浙江省巡抚廖寿丰为创办求是书院呈报清廷的奏折获准,求是书院成立,杭州知府林启兼任求是书院总办。

呈报清廷的奏折,红字为光绪亲笔朱批

求是书院章程

1897年5月21日,求是书院在杭州开学,首届招收“举贡生监”(后称“内院生”)30名,学制5年。

求是书院学生体操课毕之图(1900年10月)

1901年11月,求是书院改称求是大学堂,次年又改为浙江大学堂。

1903年12月,遵照“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后又改为浙江高等学校。

浙江高等学校旅沪同学会成立 (1931年4月)

浙江高等学堂留杭同学合影 (1951年4月)

1911年3月,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成立开学,后升格为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

1912年,由农业教员讲习所改组的浙江中等农业学堂成立,后升格为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

1912年,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浙江高等学堂改名为浙江高等学校。

1927年7月15日,在浙江高等学校校址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校长蒋梦麟。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和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分别改组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和劳农学院。

林启(1839—1900)

字迪臣,福建侯官人。187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为编修,放陕西学政。1889年为浙江道监察御史。1896年调任杭州知府,1897年至1900年兼任求是书院总办,并亲自负责国文教学。1897年农历正月创办求是中西书院,同年办蚕学馆,为浙江丝绸工学院(2000年改名为浙江工程学院)前身。1899年办养正书塾,即今杭州高级中学前身。三校为浙江省开创省立大学、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先河。

位于杭州西湖孤山的林启纪念馆(林社)

当年的求是书院

求是书院外景

求是书院主楼

1986年4月,求是书院旧址被列入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代末改建,1997年8月,求是书院旧址被列入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求是书院界碑,如今设立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二、定名复兴(1928—1936)

1928年4月,浙江高等学校改称“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简称浙江大学)。同年7月1日,在校名前加“国立”两字,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著名教育家蒋梦麟、邵裴子先后出任校长。

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签署第389号训令,定名国立浙江大学(1928年5月25日)

至1936年,学校已设有文理、工、农3个学院。文理学院设有外国语文、教育、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7个学系;工学院设有电机工程、化学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4个学系;农学院设有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蚕桑、农业经济5个学系。

浙江大学初具规模。

国立浙江大学校门(1934年)

工学院大门 (1934年)

文理学院大门 (1934年)

华家池农学院新校舍举行奠基典礼,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和浙江大学校长出席(1934年4月)

华家池的农学院 (1934年)

笕桥的农学院 (1934年)

笕桥农学院宿舍(1932年)

华家池农学院温室(1936年)

图书馆(1934年)

当年的“绿洋房”阳明馆 (1934年)

阳明馆(1934年)

文理学院学生宿舍(1934年)

工学院学生宿舍(1934年)

报国寺旧址,原为银元局,继为中等工业学堂校舍,后为浙大工学院校舍(1934年)

龙泉馆大门(1936年)

学生教室(1936年)

文理学院教室(1937年)

学校秘书处办公厅(1934年)

农学院蚕桑系的学生(1934年)

航空工程实验室(1934年)

学生们在铸工车间实习(1935年)

动力实验室(1935年)

1936年,著名地理与气象学家竺可桢任校长。

竺可桢(1890—1974)

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36年至1949年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教育部发文,任命竺可桢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36年4月8日)

三、抗战时期 (1937—1946)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战火很快延烧到浙江。同年11月,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开始西迁,流亡办学。

初迁浙江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几经周折,历尽艰辛,行程2600余公里,于1940年2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7年,直到抗战胜利。

这是浙江大学重要发展时期,尽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但竺校长敦聘名师,倡导“求是”校风,鼓励学术研究。浙大一时人才济济,成果卓著,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筚路蓝缕,崛起为当时国内有影响的几所著名大学之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西迁路线示意图

1937年9月西迁前夕,竺可桢校长考察西天目山禅源寺,决定将浙江大学1937级新生迁入禅源寺就学。

竺可桢校长实地考察西天目山禅源寺期间,与体育教授舒鸿、一年级主任潘承圻在寺前合影,照片上题字为竺校长手迹(1937年秋)

师生乘坐民船从浙江建德赴江西吉安途中(1937年12月)

建德钱塘江上 (1937年12月)

建德梅城的牌坊 (1937年12月)

西迁途中,在开往桂林的船上,竺可桢校长与同学共进午餐 (1937年)

吉安白鹭洲头的校舍(1938年)

吉安青原山临时校舍,“青原山”为文天祥手迹(1938年)

泰和的“浙大码头”(1938年)

泰和上田村大原书院为浙大校本部(1938年2月)

泰和上田村大原书院 (1938年2月)

马一浮等教师在泰和浙大图书馆前 (1938年5月)

泰和浙大农学院(1938年)

泰和上田村遐观楼、趣园,当时为浙大图书馆(1938年)

泰和上田村肖家祠堂旧址,当时为浙大礼堂(1938年)

在泰和的校舍(1938年)

在泰和的教职工宿舍(1938年)

师生在宜山逃避敌机的情景 (1938年1月)

贝时璋和他的孩子在宜山白崖乡农舍的住处(1938年)

马一浮(左)西迁途中在宜山讲学(1938年10月)

宜山标营的教室(1939年春)

宜山标营浙大操场 (1939年)

浙大求是队获宜山“正常杯”篮球赛优胜奖(1938年10月1日)

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的教室 (1939年2月5日)

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的宜山标营校舍 (1939年2月5日)

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的校舍(1939年2月)

贵州六寨车站(1938年)

旅黔同学欢迎竺校长 (1939年6月1日)

竺可桢与丁绪贤、胡刚复合影于广西桂林中学物理实验室(1940年1月)

为保存民族文化瑰宝,免遭战火之灾,学校协助浙江省搬运文澜阁的四库全书到贵阳,图为贵阳地母洞书库 (1942年5月1日)

1938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1939年8月,文理学院分立。文学院设中文、外文、教育、史地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系。

1939年7月,设立浙东龙泉分校。

1940年2月,浙江大学西迁到达贵州,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科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设在湄潭,一年级在永兴。

遵 义

遵义位于贵州北部,地处黔北交通要道,北通重庆,有娄山关屏障;南接贵阳,有乌江天险。遵义区内雨量丰沛,冬暖夏凉,有黔北粮仓之称,也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浙江大学迁遵义,在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赢得了近7年的宝贵时间,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学校本部设在遵义子弹库,图书馆设在江公祠。期间,一年级和先修班曾在贵阳青岩一年时间,后于1940年全部迁往湄潭永兴。

遵义浙江大学校舍分布图

1.化工系实验室(川主庙)2.工学院实验工场(柏家堤坎旁)3.游泳池 4.女学生宿舍(杨柳街)5.男生宿舍(遵义师范校址)6.教务处、教室、男生宿舍(何家巷3号、5号)7.历史研究所(水硐街)8.总务处、校长办公室(子弹库) 9.男生宿舍(唐家祠堂)10.男生宿舍(老邮局)11.实验室(新东门)12.纪念周会场(播声电影院)13.图书馆(江公祠)14.竺可桢校长住处(碓窝井9号)15.费巩教授住处(石家堡) 为教授住处(民房)

设在遵义子弹库的校本部 (1940年)

设在遵义江公祠的图书馆(1940年)

遵义东门外工学院实验室(1940年5月)

工学院实验室(1940年5月)

机工实验室(1940年5月)

隔湘江远眺洗马滩工学院实验室(1940年5月)

遵义东门外的游泳池(1940年7月)

遵义南门外(1945年4月8日)

浙江大学第十一届毕业照(1938年6月1日)

浙江大学第十三届毕业照(1940年8月1日)

浙江大学第十四届毕业照(1941年7月1日)

浙江大学第十五届毕业照(1942年7月1日)

浙江大学40级学生在广西宜山合影 (1939年11月1日)

农学院40级毕业生与教师合影(1940年7月1日)

学校为毕业学生拍摄毕业照(1941年)

英国科学史学家、皇家学会会员、笕桥大学生物学家,英国驻华文化与科学协作代表团团长李约瑟博士与夫人参观浙大实验室(1944年10月)

化学系41级毕业同学在遵义合影 (1941年1月1日)

贝时璋一家在遵义 (1940年)

王国松(右)在机械实验室前 (1940年5月2日)

物理系师生欢迎王淦昌从美国考察归来 (1940年12月1日)

杨士林与同学在遵义(1941年5月2日)

文学院一次学术活动后师生合影

“黑白文艺社”欢送毕业社友合影(1940年6月)

浙大永兴分校——永兴万寿宫(1940年)

1945年6月,浙江大学离开贵州时,特刻石立碑“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竖立于办公楼前

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

岛夷之患兴,区内俶扰,徒都重庆,学多内移。土陷贼中者,辄冒险阻,间道来归。国家增学校,延师儒,优其廪给,收而教之。由是西南之名都繁邑,僻区(左耳旁奥)壤。往往黉合相望,弦歌之声洋洋。然顾庶事草创,师资图籍,弗备弗精,亦其势然也。当是时,国立浙江大学迁徙者数矣。民国二十九年春始抵贵州之遵义,而别置一年级生於青岩。既而以理、农二院处湄潭,文、工二院处遵义,师范学院则分布两县间。湄潭有镇曰永兴,一年级生复徙居之。盖积时六稔,而以学院名者五,析系至二十有五;以研究院名者一,析部至五。其隶而附者,若工厂、农林之场,中学、小学之属,又不一而足。师弟子之在校者,总三千人。其讲堂、寝室、集会、办公、操练、庖福之所,取诸廨宇寺观与假诸第宅之羡者十八九。故其材不庀而具,其功不劳而集,其新筑者取苟完而已。凡为屋之数,千有余间。其书自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算数、农艺、工程之著作,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机器以架数者七百有奇;标本都万二干。凡所以安其身,养其知,肄习其能者如此。遭时多故,世不复以简陋见责,甚或有从而誉焉者。可桢窃独忧之。夫至变而莫测者,事也;至赜而无竟者,学也。守先哲之所以明,而益穷其所未至,以应方来之变,犹俱或踬焉!况区区但袭故迹,无所增进,而谓可与一世角智力,竞雄长,幸存而不替,何其(单人旁真)欤!校故在杭县,清季为求是书院,院废,为高等学堂,民国十六年易今名。余乃倡“求是”二字,以与多士共勉焉。

军兴以来,初徙建德,再徙泰和,三徙宜山,而留贵州最久,不可以毋记也;故记之以念后之人。

校长 竺可桢

1980年代,浙大黔省校舍记碑被重新找回,1985年10月,遵义市建亭于湘滨公园,将石碑移至亭内

湄 潭

湄潭距遵义75公里,全境南北长而东西窄,海拔约800米,气候温暖,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山清水秀,风景优美,且当地人民淳朴,又无日机侵扰,无警报之忧,这在抗日战争期间是绝好的教学科研之地。

湄潭文庙为分部办公室,修葺城内外破旧祠堂庙宇为各系办公室实验室,在西门外开辟农场,在北门外建宿舍、餐厅、操场和游泳场。

湄潭浙江大学校舍分布图

1.物理系(双修寺)2.浙大附小(玉皇阁)3.大礼堂 4.足球场及游泳池 5.男生宿舍(四幢)6.浙大附中 7.女生宿舍(信斋)8.篮排球场 9.浙大湄潭分部办公室、图书馆(文庙)10.农经系(财神庙)11.化学系(梵天宫)12.教师住处(天主堂)13.数学系(朝贺寺)14.生物系(唐家祠堂)15.农艺、园艺、农化、病虫害、蚕桑系(贺家祠堂)16.湄江吟社 17.七七亭 18.浙大农场 19.学生服务处 20.教室(湄江饭店) 为教授住宅(民房)

湄潭校舍 (1939年)

湄潭学生宿舍全景(1942年6月)

设在湄潭文庙大成殿的图书馆(1945年10月)

湄潭文庙(拍摄于1980年代)

湄潭文庙(拍摄于2017年4月)

湄潭数学研究所(1939年5月)

胡刚复(右)在湄潭文庙大成殿前(1939年5月)

蔡邦华、胡刚复、王谟显在湄潭文庙前的石桥上 (1940年12月)

苏步青一家在湄潭(1940年)

浙大搬迁至湄潭时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图为政府官员与浙大教师在湄潭县政府前合影(1940年5月)

农学院42级毕业同学合影(1942年3月)

湄潭女子励进会欢送毕业生合影(1946年4月1日)

湄潭农学院农场及宿舍(1940年)

音乐节上音乐会后合影(1943年元旦)

1997年7月,湄潭县设碑“浙江大学湄潭办学记“(拍摄于2017年4月)

2009年6月27日,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纪念碑在湄潭浙大西迁纪念广场落成(拍摄于2017年4月)

2014年11月,浙江大学与湄潭共同设立的“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在湄潭落成,这是为纪念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75周年,复制原碑文石刻于湄潭浙大广场(拍摄于2017年4月)

2006年6月,湄潭浙江大学旧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址包括湄潭文庙(办公室、图书室旧址)、天主堂(谈家桢等教授住处)、义泉万寿宫(研究生院旧址)、西来庵(湄江吟社旧址)、双修寺(理学院物理系旧址)、永兴分校教授住处、农学院畜牧场实验楼旧址、欧阳曙宅(文艺活动旧址)、李氏住宅(学生住处)9处(拍摄于2017年4月)

龙泉分校

1939年7月,龙泉分校成立,设中文、外文、数理化、机电、化工、土木、农艺和农经8个系,当年招生,录取正取生120名,备取生30名。分校第一任主任为陈训慈,继之为郑晓沧,后为路季讷。

1939年10月1日开学,创办初期仅设一年级,学生第二年仍去遵义总校升入二年级。

分校校址在位于浙江龙泉坊下村

当年,乡绅曾水清得知浙大要在龙泉办学,就将刚刚建好不久的曾家大院让出(拍摄于1991年4月)

坊下村远山环绕、竹松苍翠、村里鸡犬之声相闻,犹如一曲田园牧歌,郑晓沧主任遂即景生情,将“坊下”改名“芳野”,英文名“Fine Yard”(拍摄于1991年4月)

曾家大院占地近3亩,共有三进72间,一楼作总务处办公室、会客室、实验室,二楼作教室、图书室、医务室等,三楼作教职员宿舍,其余厢楼为学生宿舍(拍摄于1991年4月)

龙泉分校校舍全景(1941年10月)

50年后同一地点(拍摄于1991年4月)

龙泉分校校舍——风雨龙吟楼(1941年10月)

龙泉分校生物实验室 (1942年6月)

歌咏队在龙泉分校(1942年5月)

2013年3月,浙大龙泉分校旧址(曾家大院)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复员回杭 (1945—1949)

1945年8月,抗战结束。

1945年10月,龙泉分校师生启程回杭,11月在杭复课,师范学院在罗苑,其余在大学路校本部。

1946年5月7日,在遵义的师生分批返杭,6月1日起遵义浙大总校结束,改为留守处。

浙大同人离遵义状况(1946年5月12日)

浙大复员专车(1946年5月)

华家池农学院大楼建筑的遗迹(1945年9月)

被炸毁的女生宿舍(1945年9月)

复员回杭后,学校举行开学典礼(1945年11月16日)

抗战胜利后的学校大门 (1945年9月1日)

1946年9月,西迁师生全部抵达杭州。复员后的首要工作是修整校舍,重建校园。

1947年7月21日,校务会议决定将修复和新建的教学楼及宿舍楼冠以地方先贤和浙大西迁地名,以资纪念。“阳明馆”、“梨洲馆”、“舜水馆”,其含义为争取自由;“存中馆”、“叔和馆”,意为提倡科学;“神农馆”、“嫘祖馆”和“后稷馆”,意为不忘以农为本;新建的教职员住宅群命名为“建德村”、“泰和村”、“芳野村”和“龙泉馆”,意在纪念西迁。

至1948年3月,学校共有7个学院,24个系,10个研究所;计有教职员工1000多人,学生近2000人;学校总面积为6000余亩(包括农场、林场),其中大学路占地约400亩,华家池1100亩。

女学生们在校门口欢迎竺校长及夫人(1946年5月)

大学路校园全景,校园占地约400亩,校舍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

梨洲馆、舜水馆和校长办公室(1947年5月)

农学院华家池校舍——嫘祖馆、后稷馆和神农馆(1948年3月)

文理学院大门(1946年9月)

图书馆

音乐教室

原龙泉分校主任路季讷回杭后与教工合影 (1946年6月1日)

英国伦敦皇家学会昆虫学会汇报会(1947年12月1日)

竺可桢校长与部分教师在大学路校舍前合影,照片上所题人名系竺可桢校长手迹(1948年10月)

胡适先生(左5)来浙江大学讲学,与学校老师在校长办公室前合影(1948年10月20日)

医学院附属医院开幕纪念,前排右中为竺可桢及夫人,左中为王季午及夫人(1947年11月1日)

数学系师生合影,前右9为苏步青,右10为钱宝琮,后左5为谷超豪(1947年)

机械系48级毕业合影 (1948年6月)

庆祝元旦合唱团举行音乐演奏会后合影,前排中立者为竺可桢校长(1948年1月)

教育系48级毕业合影,前右5为郑晓沧,右9为陈立(1948年6月)

工学院电机工程系49级毕业合影,前右7为王国松(1949年5月1日)

歌泳队在音乐教室前合影 (1949年)

大学路校区的宿舍及篮球场(1947年9月)

大学路校区的游泳池(1947年9月)

学生运动

1946年底到1947年上半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几十个城市、50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反美抗暴斗争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展开。

同学们举行游行示威(1947年5月)

浙大同学集会抗议(1947年5月)

抗议南京血案,三千浙大同学举行示威游行(1947年5月)

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罢课执行委员会主席于子三等4人,于1947年10月26日凌晨被国民党军警特务秘密逮捕。10月29日下午6时20分,于子三被杀害在保安司令部监狱。

于子三烈士(1947年10月)

浙大学生为于子三出殡,遭到军警破坏(1948年1月)

位于华家池校区的于子三烈士塑像(拍摄于2014年4月)

位于杭州万松岭凤凰山的于子三烈士墓(2017年4月 摄影 李五一)

五、解放后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1949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委任马寅初为校长。

1951年10月,根据教育部通知,国立浙江大学去国立,改名为浙江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浙大由7个学院、24个系、10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调整为电机、机械、化工、土木四个系的多科性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被肢解,部分并入省外院校,留在杭州的拆分成四所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

院系模调整中,之江大学的工学院土木、机械系并入浙江大学。

1953年7月,位于老和山下的浙江大学新校址开始动工。

1957年2月,浙江大学全部迁出大学路校区,搬迁至老和山下的新校址。

老和山下的浙大新校区(60年代初)

1998年9月,由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所高校合并组建成立新的浙江大学,原浙江大学校址成为玉泉校区,原杭州大学校址成为西溪校区,原浙江农业大学校址成为华家池校区,原浙江医科大学校址成为湖滨校区。

新浙江大学成立大会会场(1998年9月15日)

浙江大学四个校区的风雨历程、发展结局,见如下专辑:

此专辑,历史照片为浙江大学档案馆藏,文字资料来源于浙江大学出版1996年10月版《浙江大学简史》,作者为浙江大学校史编写组。

后 记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启真笃学,求是育英。公元二0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将值浙江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特编制此专辑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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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保 平: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浙江大学摄影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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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求是书院添设外院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杭州求是书院领班学生钱某,现奉抚宪咨送东洋大学堂卒业,所悬院额应须考补。迩来省垣风气大开,艺人中人咸皆向慕实学,故由绅宦具结保送之举贡生监有一百数十名之多。奉林迪臣太守示期,于上月抄传齐扃试,刻已出案,计正取八名,当即送院肄业。备取五十七名,均皆学识兼长、殊堪造就之才,奈限于定额,碍难取补,由太守添设外院,俾得一律进院,专门分班授业。惟膏火饭食等费,现实经费不敷,均须暂行自备,以广培植而励人材。

《湘报》第一百七十七号

林启:招考求是书院学生示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为招考事。照得省城现奉抚宪创设求是书院,延聘教习,讲授化算图绘诸学,兼及外国语言文字,无论举贡生监,年在三十以内,无嗜好,无习气,自愿住院学习者,务于三月初五日以前,开具三代、年貌、籍贯、住址,邀同本地公正绅士出具保结,赴院
报名。其有略通外国语言文字或化算图绘诸学,均当于册上填注,由监院呈送。示期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取示若干名,再行会同教习复试,选定三十名。每名月给伙食洋三元,杂费洋二元。朔课考试化算诸学,望课考试经史策论,均分别给奖,以五年为
期,不得无故告退。非假期必常川住院。其余额外,仍按名注册,俟随时传补。所有详细章程,应于报名时到院详看。为此谕仰愿考各生知悉。各宜依期赴院,报名填结,候再示期扃试,毋自迟误。切切,特示。

《经世报》第二册

遵旨改设学堂疏

浙江巡抚任道镕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902年2月14日)

伏维国势之强弱在乎人材,人材之兴替视乎学术。古昔盛时,州序党庠,
莫不以学为重。近日中西各国,亦务广建学舍,以励群材。盖非预储于平时,
必难收效于异日。方今急务,莫先于此。臣查浙江省垣,前已奏设求是书院及
增设养正书院,均系中西并课,粗具规模。臣督同司道筹议,即以求是书院改
为省城大学堂.,养正书院改为杭州府中学堂,又以崇文、紫阳两书院改设钱塘、
仁和两县小学堂,整旧从新,另立规制。现因经费支绌,学生额数,大学堂先定
一百二十名,中学堂一百名,小学堂五十名,均取身家清白、年岁合格者,由地
方官绅董保送,考验选充,定于来年正月间一律开办。又拟于省垣分设蒙养学
堂,为幼童习学之地。其绅富有捐建者,并准随时禀明兴办。此改设省城学堂
之大概情形也。学堂既设,应议办法。查各学堂由小学而人中学,由中学而人
大学,有一定之阶级,应有一定之课程:小学堂习初级浅近学,中学堂习普通
学,大学堂习专门学,各按年限,依次毕业,循序递升。惟专门之学,因各学生
造诣尚浅,无所取材。故大学堂先设正斋,未设专斋。各堂均延聘总理一人,
分设中西学各教习,中教习课经史、政治等学,西教习课天算、地舆、测绘、格
致、方言、体操等学。其大学堂事体较重,派委正监督一员,凡堂中一应事宜,
皆以总理董其成,而监督亦随同稽查,并督率司道等总理银钱收支等事,务期
条理精密,约束整齐。其余一切条规,略仿山东章程;惟东省大学堂兼包中、小
两学,浙省则系各堂分设,情事稍异,不得不量加变通,此酌定学堂办法之大概
情形也。办法既定,应筹经费。查学堂经费较之书院应增至数倍,原有之款为数无多,现值库储奇绌,正项无可动支。查有各州、县丁漕平余项下,经前抚臣
廖寿丰查明,提拨学堂经费钱五万串,旋因学堂未经开办,州县报解寥寥,前已
饬司实力催缴,为常年额支之需。而置备书籍、仪器,增建房屋工作,设立蒙养
学堂与夫一切开支,需费亦钜,难以预计,拟随时设法另筹。此办理学堂经费之大概情形也。以上各端,大致已有就绪,即当实力经营。至省外各府、厅、 州、县应建学堂,均伤就地筹款,次第举行,以广造就。

节录自《阜朝道成同光奏议》

“时隔七二风霜路,母校常留在心中”——访1945级法学院校友徐煌

“时隔七二风霜路,母校常留在心中”——访1945级法学院校友徐煌

简介:徐煌,1924年12月生,江西临川人,1945年进入国立浙江大学法学院学习,现居住杭州市临平。参加工作后,先在公安部门工作,后调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工作。离休后负责整理《杭县志稿》出版。参加《余杭县志》编写,负责军事等部分编写工作。曾任浙江大学校友会余杭分会秘书长。

2017年11月15日,正是深秋时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院长郑春燕教授、发展联络办公室老师费善诚以及2015级学生高同学一行三人来到杭州市临平看望法学院1945级法学院校友徐煌老先生,并为其带去了母校的亲切问候与关心。

源于一封回忆信
2017年5月迎来了浙江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那段时间,全国各地的校友齐聚浙大,共同为母校庆祝。这时,法学院收到了一封来自老校友的特殊的信件,信里详细回忆了光华法学院创办的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由于种种原因,徐煌校友不能来到浙江大学校园为母校庆祝,他感到十分遗憾。

刚进徐老先生的家,扑面而来便是浓浓的书香气息。古朴的家具,满墙的字画,和谐而又整洁。看到徐老先生的第一眼,完全不能将他与93岁高龄的老人联系在一起。虽已过鲐背之年,徐煌老先生依旧鹤发童颜、精神矍铄。

打开记忆深处的匣子

提起自己在浙大的求学经历,徐煌老先生那双被岁月的沧桑深深埋藏了的眼睛里,似乎有一丝光彩闪过,那光彩流转着,似乎回到了七十多年前的在校时光。他所讲述的那一切,似乎就发生在昨天。他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着过去的故事,苍老的声音带着些许激动与兴奋,带着外人缓缓地走进了那个未曾经历的时代中。徐老介绍了当初浙江大学建立法学院的背景、遇到的困难以及被迫解散的经过,丰富了在场所有人对浙大过往的认识。
徐煌老先生说,近些年来与很多校友失去了联系,大多人因为年事已高,病痛缠身,卧床不起;有的甚至已经仙逝。他的话里带着对时光飞逝的感慨与无奈。徐老先生还送给我们他写的书作为留念。
在依依不舍的握手中,此次拜访圆满结束,大家一起留影纪念。郑春燕老师邀请徐煌老先生有机会来之江校区看看母校。希望来年春暖花开时,徐老先生能来寻找他年轻时候的回忆。让我们一起祝福徐煌老先生,祝他身体健康,益寿延年。

文:高宁

附徐老先生给浙大的信:

回 忆

竺可桢校长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不久,民国26年(1937年)抗战爆发,北方以及东南大部分地区陷入战争。国民党教育部给浙江大学的指示是或就地解散,或与他校合并迁移。竺校长坚持单校独立内迁。一迁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贵州,而且竭尽全力保护师生安全,同时又延聘享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任教,在东南地区尽留下一所国立厦门大学,新创办在江西的中正大学,竺校长为了东南广大青年着想,还在浙江龙泉办立了一所分校。在艰苦的日子里,学校蒸蒸日上,有称为国内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校,成为世界名牌大学之一,称所谓“东方剑桥”。竺校长深知,浙江大学只有“文、理、工、农、师范”五所学院,作为世界名校,似乎还缺少少许部门,特别是跨部门合作难以实现。可是在那抗战的环境下是一项难实现的目标,所以办好现存的院系已经是历尽艰难了。
时光突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个突如其来提前到来的胜利消息,让许多人都是难以预料的。竺校长心中增加院系,也可以实现。事情是那么巧合。1945年刚胜利,杭县律师协会竟直接向浙江大学提出请求增办法学院,以适应当时缺少法律人才的状况(可见浙大档案馆)这也表现了地方政府的一种意愿与竺校长不谋而合,经过向教育部申请,得到批准,浙江大学法学院要开办了。
当时的情况,校本部在贵州,分校在浙江龙泉,杭州不仅日本兵尚未全部撤出,而且校舍残缺不全,暨缺教师,招生已过。竺校长精人的举动,真可以说“四面开花,全面铺开,齐步前进”。贵州、龙泉两地旧生照常开学上课,一年级新生推迟到杭州报到学习。又开始重新招收法学院新生。这是需要多大魄力,多方面人才,各自独当一面去办。特别在杭州整校会。仅仅几个月内将大学路北部即“绿洋房”多层教学楼即附属宿舍,食堂等修复。通过求是桥南大片校区和华家池校区作为后一部分修理。这样可以容纳一年级新生教学所需。我是由江西保送来浙江大学学工的,当时教育厅认为浙江大学远在贵州,当年未在浙江大学招收,将我分配到厦门大学去了,但是我已经到杭州,浙江大学允许我旁听,等教育部的通知。刚好浙江大学法学院招考新生,我也就报名参加考试,有幸录取,所以我在1945年10月终于进入浙江大学法学院学习了。
办一所学院也非易事,主要缺少领导、缺少师资。总得把法律的课程开出来吧!当时只有一个从外国学成回国博士严仁赓先生,他学经济的。再将学校原开哲学、逻辑学、外语等其他院系来开课。竺校长找到了阮毅成先生。阮是留法博士,学法学的。他父亲阮性存是民国时期法学界的泰斗,大师级。原来庆春路西路即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为性存路。由此可见并非一般人物。竺校长要阮毅成为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阮婉辞了,他当时已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同时挂靠在金华的英士大学,在杭州办了一所“英士大学行政专修科”,实际是为他个人储备人才。最后商量结果,浙江大学法学院只有另聘院长,他答应每周一天,来浙大法学院教一门《法学概论》。所以当时法学院真正的一门课是《法学概论》,其余学的是公共课逻辑学、哲学、外国语等等。但法学院总算是办起来了。真是不容易也。

一年以后,浙江大学法学院大变样了。我是经历前后两个不同的浙江大学法学院的见证人。因为年纪大了,记心差了,但点点滴滴是令人难忘的,仅就知道的来讲讲。
1946年开学后,竺可桢校长聘请了李浩培教授来学校担任院长。他是武汉大学法律主任,竺校长是同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借用的,这个“只借不还”只是彼此之间客气话了。李浩培教授的履历不凡,就用不着我来介绍了。又从中央大学借来他校法律主任赵之远来担任浙大法学院法律系主任。还有一个在北京大理院担任过审判官来任教,从国外留学回国的黄炳坤、周子亚等博士来校任课。杭州有名的徐家奇大律师,以及蒋国节、施宏勋等几乎个个都是当时名师,当然不止这些,有些还记不起来了。真是阵容整齐,从黄炳坤开的比较宪法课,到周子亚的国际法,从赵之远的民法课到蒋国节的刑法课,所有课程都开出,一时开不出的,李院长则亲自上阵,真是教授是人才济济,极称一时了。
1945年招收学生是预定50名,开班后,却来了60多人,增加了十多名学生。这因是浙江第一次办法学院,有些文学院或其他学院的学生,感到读法律实用性强,毕业后找工作也较容易,所以转系的人就多了十几个。以后继续招生,稍有紧缩,1946年不到50人,1947年又下降,到了1948年更少到30人左右。招生减少,主要是为了提高学习质量。过去法律学界所谓“北有朝阳,南有东吴”,现在浙江大学法学院也可以去比一比看。
弦歌不辍,方盛未艾,法学院是在为“东方剑桥”补正一块缺陷,使得“东方剑桥”更完美了。

1949年,杭州解放了,浙江大学法学院却得到了一块“停止”牌。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浙江大学法学院停办。李浩培院长反映,法学院不能停办,新中国今后需要懂法律的人才呵!可是他们听不进去,有什么办法呢?
1945年入学已经四年的,毕业了,除了全学院有十余名学生参加接管和院内地下党员都去工作外,毕业班学生进浙江干部学校培训后,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下,自愿可以参加浙江干部学校培训后工作,其余可以到北京,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完成学业。或者在浙江大学本校转系读其他专业。这样的结果,参加浙江干部学校的有近百人,转学北京大学的大约有20-30人,都是二、三年级的。一年级的大多在本校转到其他专业去学习。
教师去向也很明确,有的自找门路,有的转校,李浩培院长调北京工作,高锡昌调北京大学工作,黄炳坤去了武汉大学,周子亚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赵之远好像去了复旦大学。东西南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了。浙江大学首次法学院,经过四年短短历史,也就这样消失了。

生命是顽强的,生生不息。文化大革命后经过这场浩劫,浙江大学法学院这些老同志,不懈地努力,寻寻觅觅,终于联络到有110多位老师和同学的情况与地址。上海叶树德和方为良热情创刊《代邮》,将这批人联系在一起。而且在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以及竺可桢百岁诞辰,李浩培院长莅临杭州,以及李浩培院长百岁诞辰等时刻在杭州聚会,真的不容易呀!可是时光过的太快,目前我在2016年时知道现在还在世的同学,大约还不到20人,而且多是有病缠身,卧床不起。其中在杭州的,也不过是陆净珠、杨荣昌、孙耀鑫、徐元、胡志桢、郑永年、周西林、贾祥校、徐煌等,在外地有北京杨寄吟、上海吴耀辉、武汉徐良泳等。已知仙逝的,22位,其余则无联系,生死未卜,包括在台湾七位。
据我所知,不过这些同志,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
解放之前,在校期间就有地下党员邹槐、张昌平等人,中国民主同盟在全校八名,法学院即有五名,教师四名全在法学院。邹槐解放后任西湖区区长。解放后,曾经由浙江省选派法学院同学七名往北京培训,回来在法院工作。有的是北大毕业后在法院工作,有的由其他单位调至法院工作,计有18人以上。例如陈文浩在最高法院任审判员,杨寄吟任北京海淀区法院院长,杨荣昌等五人在浙江省高级法院任庭长、审判员等。另外在法学界如高铭暄在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授,成为刑法权威,参加刑法法典制定工作,又如朱任天、方为良等五位在法律专门学校或者大学教授法律。还有如庄惠辰等在北京做大律师、章德龙任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等律师工作的约计四、五人。继续为法学工作达三十人左右,真是不简单。
其他方面,也值得一提:杨金鼎、谢瑞淡、曹孔六、叶炳炎、周亚林都是大学教授,杨金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并在《汉语大词典》编辑12册中任第8册主编。现移居美国。即使不在学校任教,如徐元,成为诗人,著有《三余集》、《回文诗》等多部著作,为浙江省古籍出版社编审,上海阿章,早已成名的小说家了。
又王介南,对《洛书》有研究,著有文集四本,经中央电视台浙江台访问播发,新华社称为民间洛书大师,又是钢笔书法大师,现富阳。陆小曼曾被选为全国妇联常委。

后浪推前浪,光华日日长。今天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原法学院的基础上必须发挥更大的光辉。时代在前进,党和国家更重视法治的健全和发展,人民更盼望法治的完善。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在钱塘江畔、之江路上,这个景点上,我相信,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我以一首诗作结语:
赣省临川一稚童,来杭求学师培公;
时过七二风霜路,塑像丰碑在校中。
徐煌

雪门聆诲 教泽流芳——回忆老法学院

雪门聆诲 教泽流芳——回忆老法学院
谢瑞淡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西迁达八年之久的浙江大学总校,积极准备东归。德高望重的竺可桢校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紧紧抓住迁回杭州的有利时机,给已名重一时的母校以开拓性的新发展。当年成立的法学院和第二年成立的医学院,都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办起来的。
  法学院成立于1945年11月,下设法律系。第一次招进来的45年级同学有60多人,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跨进母校大门的。以后46到48三个年级,又共招进学生近100人。
  法学院院长是国内知名的国际私法专家李浩培教授。他原是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由于竺校长尊贤下士,亲诣武汉他的寓所,盛情邀请,才来杭州的。据李院长的“老浙大法学院简史”一文(载《杭大校史通讯》第四期)所述,为了办好法学院,当时拟定了下列方针:
  1.先设法律系和司法组,然后逐步增设经济和政治两系。
  2.师资必须符合标准,宁缺毋滥。教师经审查合格聘任后,如在一年聘任期内,成绩不好,就不徇情面,不予续聘。
  3.在各课讲授中,注重比较研究,以期博采各国法制之长,建立中国法学。学生在自学时应多读参考图书。
  4.将经费主要用在图书设备上,使师生有研究和学习的适当资料。
  5.在对学生思想陶冶方面,应诱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风气,勿为名利而钻营舞弊;加强法治教育,只有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才能维持秩序,而致国家富强。
  法律系系主任是留美的赵之远教授。此外,还有许多热心教育事业、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如教国际法的留德的周子业教授,教政治学的留美的黄炳坤教授,教经济学的留美的严仁赓教授和孙恒教授,教法学通论的留法的阮毅成教授,教刑事诉讼法的留日的邵锋教授,教刑法的曾任大理院推事的邵勋教授等等,可谓群贤毕至,荟萃一堂。他们培桃育李,辛勤耕耘,春风化雨,点滴入土,使在创建伊始的母校法学院,声誉鹊起,引人瞩目。
  根据竺校长的计划,法学院下设三个系,先办法律系,后办经济系,最后办政治系。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办经济系已提上议事日程,李浩培院长还在为增设经济系而奔走,打算办起来后,由严仁赓教授负贵系务。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竺校长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1949年春夏之间,他就离开了浙大,后去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49年秋,军管会作出了停办法学院的决定,我们下面三个年级的同学,有的去浙江干校学习,有的转系,有的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有的则自己另辟蹊径。我们敬爱的李院长,也于10月24日离杭去京,另任新职。
  在法学院被撤销时,李院长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曾提出商榷意见。他认为,百年树人,现在停办法学院,将来恐缺乏法律人材。对此,他长期萦回于怀,1991年他来杭州和我们会面,还提起法学院停办一事,并衷心希望它能早日恢复,抚今追昔,如果杭州新中国成立之后,法学院能继续办下去,那对我们浙大,对我们整个浙江省,会有多大的好处。党的十一届三屮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央将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作为至关重要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同学如因公去北京,便道走谒李院长时,他每每都殷殷垂询,表示出对母校恢复法学教育的深切关注。
  老法学院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基本功,给学生打好扎实基础。这在课程设置方面,充分体现出来。我们在一、二年级吋,除了加深学习国文、外语,还修习了中国通史、世界史、地学通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法学通论等基础课程。我们的老师经常告诫我们,万丈高楼平地起,“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长者,必浚其泉源,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学习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从一个台阶合乎规律地走向另一个台阶。我们认为,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渗透,日渐汇流,因而对打基础的要求,也愈来愈高。我们衷心冀望正在茁壮成长中的我法学院广大青年同学们,勤奋学习,孜孜以求,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紧跟时代车轮,勇攀法学高峰。
  我们的老师,很多是涉猎广博,学贯中西。他们不但通晓外语,而且谙悉文史,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他们对我们的外语和中文,从来就冇非常严格的要求,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技能的问题,是治学和工作的不能须臾或缺的重要工具。我们学习的课程,如“罗马法”、“英美法”、“政治学”等,课本(TexlBook)就是原木,其他学科,也往往规定一些原本作为土要参考书。我们这一辈,由于生长的历史年代关系,大多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接触我国古典文学;初中阶段的语文,以古典文学为主;高中阶段,则全部是古文和古诗词,应该说,进大学时,是有一定的语文基础的。似是我们的老师,特別是教授我们中国法学课程的,却精审严谨,一丝不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认为,一个高校法律专业的学生,应该比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具有更好的中国语文修养和文字修辞能力,这是法律岗位工作的内在必然要求。臂如说,一份司法文书,往文字上应该文从字顺,流畅达意,言简意赅,措辞准确。所以在还没冇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应该未雨绸缪,从早给自己创造条件。
  老法学院的师长,不但认真备课,善于教书,而且身教言传,善于育人,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注意培养学生的德行。他们循循善诱地激励我们,在大学的四年屮,一定要抓紧时机,用功读书,专心学习。因为在一个人一世的生活长河中,以学为主的阶段毕竞有限,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决不可虚度年华,白了少年头。他们认为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勤奋、天赋和机遇,但决定性的因素是勤奋,“勤能补拙”四个字,言之凿凿地反映了丰富的哲理,充分说明了勤奋的重要性。
  他们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应该胸怀大志,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有一个崇卨的生活目标,而不可昏昏懵懵,得过且过。只有这样,才能严于律己,意境弥高,赋予自己永不衰竭的前进动力,几十年如一日,长期为之奋斗。
  他们情真语挚,不厌其烦,平吋对我们讲得最多的,莫过于“正己”二字。他们谆切恳至地诲导我们,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待人接物,都应该首先从自己做起,注意培养自己的道德风范。他们多次用岳飞的名言“正己而后可以正物,自治而后可以治人”来教育我们。他们认为,从法律专业毕业后,无论你以后是一个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工作中牵涉到的,都是人,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合法利益,因此应该激浊扬清,秉公办事,廉明清正,洁身自持,有高尚的情操,坦荡的襟怀,决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悬心于权贵,役志于钱财,向邪恶低头。应该做到如古人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始终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刚正不阿,坚持原则。年高德重的老教授邵勋,很早就做过大理院推事,是法学院最年长的一位老教师。他为人刚强清正,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漆黑一团,对官场的吹拍奉承,乌烟瘴气,向来是深恶痛绝的。有一次在讲课中,可能是感时抚事,伤怀生情,对蜀汉诸葛亮的长期为相,鞠躬尽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耿耿忠心,日月同昭,身后内无余帛,外无盈财,深表敬仰,而对明于谦的千古警句“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更是赞叹不绝。
  在老法学院,尊师重教,敬师爱生,蔚然成风。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水乳关系。学生经常到老师家中拜访,老师有时也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当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宜人季节,我们组织郊游览胜时,往往邀请老师一同参加。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龙井,校车为我们送达后,管自己开回去了。李院长、赵主任等许多老师,就和我们一同跋涉回校。一路上,我们谈古论今,亲密无间,欢声笑语,情趣盎然。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上述这些,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但仍然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历历在目,恍如咋日。人生苦短,人寿难期,绝大多数当年诲育过我们的师长,都已驾鹤西去,不在人世,但他们音容虽邈,师范长存,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在学时,浙大在校学生有2000多人,七个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其中,农学院在华家池,师范学院在哈同花园(现平湖秋月过去五六十米的湖边),其他五个学院,都在大学路。老法学院没有白己专用的楼房,但却有一个专用的阅览室,室址在老浙大内叫做子弹库的地方。据说,在日寇占领杭州时期,那是堆放子弹的仓库,以后加以改造作为法学院阅览室。阅览室总面积约有300平方米,里面有许多小房间,专供老师使用,我们看到李院长、周子亚等老师,经常在那里看书、备课和写作,一坐就是半天。阅览室内有很多中外报刊和书籍,供大家借阅。中外专家来法学院作学术报告,法学院较大型的会议,也在阅览室内举行。
  为了丰富教学生活,活跃学术空气,使我们增长知识和了解世界法学的新发展,院里不但经常组织一些老师给我们做专题讲座,有时还邀请校外甚至国外的知名学者,给我们作学术报告。冇一次,一位英国著名法学家(已不详其姓氏),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杨兆龙教授的陪同下,给我们讲授“英美法和大陆法”,杨教授任翻译。还有一次,来了一位被誉称为美国“法学泰斗”的Koscoe Pound教授,对我们讲授“国际私法的今天和明天”,李院长亲自任翻译,院内外很多老师都在座,听者甚众,座无虚席。
  当时的浙江省图书馆,坐落在大学路紧靠老浙大的旁边,馆内有个非常宽敞明亮的大阅览室。因为校图书馆的阅览室较小,我们又没也固定专用的教室,所以平时看书,都是去法学院的阅览室,或者省图书馆。
  我们在老法学院的四年,正是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坚持发动内战和独裁统治的反动方针,使已遭受八年战争严重破坏的华夏神州,更是雪上加霜。物价飞涨,生产萎缩,失业急剧增加,广大人民群众啼饥号寒,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家里寄来一点钱,通过几天邮汇到手后,已大大贬值了。最后一年,因为物价一日数变,迫使我们不得不将手中仅存的一点钱,去湖滨等地兑换银元来保值,要用时,再去脱手换回法币。这些,对在学的现法学院年轻同学听起来,仿佛是“天方夜谭”,但它却是我们当时真实的生活现实。
  解放战争时期,老浙大是浙江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民主进步力量在校内占主导地位,学生自治会和许多进步社团,都是在地下党的直接或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学生自治会受到全校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和支持;敌特的反动破坏力量,在校里是势单力薄,为人所不齿的。在强大的民主进步力量的威慑下,他们一般是不敢明目张胆,肆意妄为的。
  学生自治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由各系推出代表组成。学生自治会的常设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的理事是由各个系、年级和社团等推荐出候选人,然后进行选举,由全校同学普选产生。
  我们法学院第一届同学中,郑永年、周西林、赵槐等曾担任过学生自治会代表,张令詧、魏琼和郑永年一度任学生自治会的理事,周西林曾任学生自治会下设的法制委员会主委,他们在参与发动浙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奔波穿引,不遗余力,做出了一定贡献。我们同学中还有不少人积极参加了“乌鸦歌咏队”、“喜鹊歌咏队”、“漠风舞蹈团”和“浙大合唱团”等进步社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年级中有一部分进步同学,还秘密组织学习了“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刊。在我们年级中,赵槐、张令詧、薛天士三人是地下党员,他们在校时,学习努力,掬诚待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的加剧,他们奉命中途先后离校,前往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赵槐、薛天士二人皆英年早逝,不胜感慨系之。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汹涌澎湃。虽事隔半个多世纪,但往事难忘,现在我们对当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记忆犹新。那个时候,我们一般同学,在政治上,认识不多,但不约而同的是,大家都爱我中华,有一定的正义感。我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媚外卖国,发动内战,坚持独裁,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是坚决反对、深恶痛绝的。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我们积极参加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6月13日,我们参加了浙大、杭高为主的杭州市大中学生的“反内战要民主”的爱国游行。当时正黑云压城,大雨滂沱,但长长的游行队伍,顶风冒雨,秩序井然。年逾花甲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行走在我们游行队伍的最前面,事后传颂一时,使我们深受策励,不胜敬仰。
  以后,我们还参加了三大学生运动:1946年底1947年初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1947年5月全国规模、震惊中外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国民党在南京血腥镇压请愿学生的“五·二〇”运动;1947年10月发端于我校的“于子三运动”。
  国民党政府对当时浙江学生运动领袖、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47年10月26日,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10月29日,在杭州上仓桥省保安司令部监狱,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母校广大师生,群情激沸,义愤填膺,30日上午9时,在校阳明广场举行全体学生大会,校医李天助大夫向大家汇报他陪同竺校长去监狱探视经过,着重讲了两点:一,竺校长目睹于子三死后的遗体惨状,悲愤交并,几乎晕倒。省保安副司令竺鸣涛和中统浙室主任俞嘉庸,拿出一张预先写好的“检验证”,要竺校长签字,竺校长大义凛然,铁骨铮铮,断然拒绝,说“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同时,还严词呵斥竺鸣涛和俞嘉庸,为什么不依法在24小时内将于子三移送法院,为什么监狱内会有于子三自杀的玻璃片,于子三之死,应由他们负责。二,他(李大夫)检验了尸体和伤口,“根据现场观察,于子三不怎么像是自杀的”。李大夫在会前受到重重压力,但他仍能忠于职责,如实叙事,用“不怎么像”这几个字,曲折隐晦地表达他在当时处境下的尊重客观事实,可谓用心良苦。
  过了几天,我们为于子三烈士的出殡而齐集校阳明广场。国民党政府胆战心惊,吓得要命,派来大批军警,封锁了浙大校门,并唆使一批雇佣来的歹徒,冲进校内,进行破坏。同学们临危不惧,振臂挥拳同他们英勇搏斗,并抓住了10多个歹徒。以后学生自治会派人加以审问,也邀请了李浩培院长,李院长欣然参加。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院长能当仁不让,坚定站在学生一边,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确实难能可贵。李院长的爱国壮举,博得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嘉许,也给我们老法学院增辉添色。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们首届毕业同学中,周西林、郑永年二人由地下党推荐,直接参加了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工作,其他同学于同月25日,叩别了辛勤培育我们达四年之久的母校,集体进入浙江干校一部一期学习,校址在里西湖原“中正中学”和哈同花园“省艺术专科学校”等地方。离开学校时,李院长、赵主任等很多师长前来送行,临别依依。诚所谓天者难测,寿者难知,这次分手,对许多老师,竟成永诀。
  在干校学习期问,我们真想不到,有一天,李院长、赵主任等竞会在盛暑的炎炎夏日下,来干校看我们。他们情意殷殷,详尽地询问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热情地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奋发进取,报效新中国。他们的关怀、爱护和启迪,对我们是极大的鞭策。
  在干校,大概是考虑到我们这些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涉世未深,较为纯厚真朴,所以主要进行正面教育,诱导我们要面向工农,与工农相结合,为广大的工农群体服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听形势报告,听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史等方面的专题讲座。有一次,整个干校12个班学员,全部集中在大世界(现东坡剧院)听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同志的形势报告,中间不休息,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深入浅出,分析精湛,形象生动,娓娓动听。在干校学习了三个多月,我们提高了认识,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9月份,分配工作,有的参军,有的下乡,有的到党政机关,有的留校。从此,我们走向社会,开始了新的生活,四年同窗,遽尔握别,天各一方。
  参加工作不久,传来了一个使我们震惊的消息:浙大法学院停办。因为我们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这一准备,所以闻讯之后,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我们都为母校法学院的停办而深感惋惜,都衷心希望以后有一天能够恢复,以更加英俊的雄姿,昂首阔步,凯歌行进,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法学人才,受到我们这些老校友的赞扬和庆贺。
  我们企首翘足,望眼欲穿,日夜盼望着母校法学院的新生,足足盼望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在夕阳西沉的垂暮之年,盼来了母校新法学院的成立。现在,法学院举行创建法学院55周年暨恢复法学教育20周年的大规模、高规格隆重的“双庆”活动,这些都是我们有生之年难得的盛事。我们衷心祝愿母校法学院的百花园中,新苗茁壮,奇葩怒放,流光溢彩,万紫千红。我们衷心祝愿,在法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把法学院建成为国内一流、享誉国际的法学殿堂。
  流光如驰,年华易逝,我们这些40年代的莘莘学子,离开母校,走向生活,转眼50多年。逆序催人。50多年弹指一挥间,现在我们皆年逾古稀,有的还届临杖朝,鬓发盈霜,垂垂老矣。老法学院仅仅存在了短暂的四年,但也桃李成荫,培养出不少卓有建树的英才,享誉中外的著名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9年毕业的首届同学,尽管因为解放初的工作需要等社会历史原因,大部分学非所用,改行做其他工作,但率皆兢兢业业,自强不息,因而也出了好些为新中国作出积极贡献的人才,有教授、研究员、编审、成人高校校长、高级审判员、高级律师等等。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离休的,享受县团级或厅局级的离休待遇,受到党和国家的热情照顾,怡情养性,安度有生之年。
  (原载《浙江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卷)

浙大杰青教师和校友当选院士情况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的浙大教师和校友当选院士情况

(科):科学院院士
(工):工程院院士
(科侯):科学院院士候选
(工侯):工程院院士候选
(自):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
(技):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得者
(进):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

年份 教师获得者 校友获得者
1994 谭建荣(工) 杨卫(科) 樊建人(自) 彭平安(科) 杨焕明(科) 陈建国
1995 麻生明(科) 冯明光 丁仲礼(科) 郑杭 冯根生
1996 张泽(科) 徐世烺(科侯) 马利庄 林建华
1997 褚健(工侯) 吴平 朱玉贤(科) 马余刚(科) 梁惊涛
1998 曹雪涛(科) 肖丰收 陈仙辉(科) 周向宇(科)
1999 林建忠 杨肖娥 鲍虎军(自) 徐义刚(科) 李嘉禹(科侯) 王挺贵
2000 骆仲泱(工侯) 张天真(工侯) 陈湘明 何振立 苏宏业 王荣福 陈左宁(工) 王立东(工侯) 周东华(自) 林杨挺 刘洪来 邵荣光 虞跃 李小凡
2001 朱利中(工) 邱建荣(科侯) 郑强 李伯耿  景益鹏(科) 徐国良(科) 何祖华(科侯) 骆永明(科侯) 周雪平(工侯) 王飞跃(工侯) 蔡祖聪(自) 胡事民(自) 周常河 吴凯  沈超
2002 杨德仁(科) 李有泉(科侯) 曹一家(科侯) 曾苏 郑耀 陈红征 刘维屏 许祝安 杨卫军 陈剑平(工) 周启星(科侯) 朱永官(科侯) 陈劲(工侯)
2003 喻景权(工侯) 方盛国 刘建新 陈建峰(工) 郑波 曹新伍 胡瑞法
2004 罗民兴(科) 陈云敏(科) 杨华勇(工) 杨小平(科侯) 于晓方(自) 童利民 高长有 蒋建中 徐建明 华跃进 沈志成 朱小华(自) 蒋田仔 阮勇凌 赵永刚 蒋跃明 汪联辉 杨大春 宋金宝
2005 吴朝晖(科) 许宜铭 周俊虎(进) 庄越挺(进) 叶旭东 章晓波 傅向东 李悦生 徐明良 俞立  尧德中 邱小波
2006 周继勇(工侯) 钱国栋(自) 陈学新 郑绍建 徐志康 何赛灵 张锁江(科) 吴孔明(科) 陆雅海(科侯) 陈传峰 夏春谷 陈良标 金芝 应光国
2007 何建军 陈伟球 陈忠  王平  华中生 刘双江 王俊 鞠平 陈虹 史宇光
2008 沈华浩(工侯) 应义斌(工侯) 彭金荣(科侯) 葛根年 方群  方向明 邱利民 周昆 申有青 夏长亮(工) 焦宗夏(工侯) 刘汉龙(工侯) 毛江高 梁鑫淼 胡金波 解孝林 胡卫明 黄茂松
2009 许瑞明(科侯) 林强 林福呈 梁廷波 黄继荣 胡立宏 孙大林
2010 黄志龙 王晓光 潘远江 汪以真 叶恭银 潘洪革 计剑 罗尧治 肖磊 傅吉祥(科侯) 陈薇(工侯) 占肖卫 沈仁芳 蔡树群 黄少铭 邵宗平 蔡袁强 张卫东 陈本永 刘民
2011 冯波  黄飞鹤 罗英武 金勇丰 周天华 高翔  何晓飞 欧阳宏伟 王鹏 麻希南 戴希  黄善金 李佳  吴志英
2012 胡海岚(科侯) 张立新 盛况  陈仁朋 李晓明 王福俤 夏群科 戚益军(科侯) 陈光文 唐淳  王源超 向文胜 黄和
2013 高超  鲁林荣 黄俊  王立忠 姜东  陈耀峰 吴龙华 方勇纯 邓红雨 叶克穷 闫连山
2014 陈宝梁 居冰峰 仇旻  张宏 朱平  朱冰  万青  鲁仁全
2015 曲绍兴 林道辉 吴传德 王靖岱 马忠华 范衡宇 叶升  刘华锋 金仲和 霍宝锋 刘雪明 胡峻 蔡阳健 孙斌勇 于荣  杜卫国 姚槐应 刘鸿  董晓臣 秦安军
2016 谢涛  唐睿康 李寒莹 詹良通 陈红胜 吴飞  沈颖  杨波  徐骁  徐峰  刘建祥 罗正鸿 周斌  张希
2017 王宏涛 王浩华 邢华斌 徐平龙 朱铁军 王树荣 张朝阳 戴道锌 田梅 李水清 徐长节 王建浦 陈彬 冯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