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父竺可桢先生

杨其泳

  竺可桢又名绍荣、烈祖、兆熊,小名阿熊,字藕舫。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3月7日〈农历二月十七日〉出生在绍兴县东关镇(东关镇现划属上虞县〉西市头大木桥南岸的竺家台门楼上。  他的父亲竺嘉祥,别号吉甫,早年从嵊县黄泽搬到东关镇保驾山村。村后有山名牛头山,村前有河水长流动,山清水秀,景色迷人。母顾金娘,1908年去世。共生儿女六人,竺可桢居第六.上有三姊出嫁于范家、何家、冯家。两个胞兄,长兄绍甲,又名承祖、可材,清朝秀才,曾任小学国文教员,后去湖北当师爷;二兄绍贤,又名明贤、阿贤,曾为会计。父亲忠厚诚实,经商公平。东关有一米市街,街上有米行20多家,他在其中开设一小米行,叫承茂米行,还有一家沅泰蜡烛坊,是与人家合股的。由于他公平交易,所以生意兴隆,积蓄了一点钱,在米行对河大木桥南岸买了一幢坐东朝西的三间楼屋,1890年又添建了坐北朝南的两间楼屋,从此,人家称它为竺家台门。
  竺可桢小时非常聪敏,3岁时就能认出许多商店的招牌店名。5岁时己能识字千余,并能背诵唐诗。邻居都说他聪明过人。幼年时,先从私塾念书,后聘一启蒙老师叫章镜尘,又名景臣,是个秀才,当过师爷,绍兴县道圩镇人。他终日勤读,所以从小打下古典文学基础。1896年7岁时转入本镇天华寺中心小学(原名毓菁学堂,后改毓英小学)读书。有一次上课,老师问:什么东西最苦?什么东西最甜?他回答:“丧权辱国最苦,振兴中华最甜。。”他从小心灵上就打上爱国爱民的烙印。1905年16岁小学毕业,各门课程都优,得全校第一名。当时他家境贫寒,升学有困难。看其资质聪颖,学习勤奋,启蒙老师章镜尘和亲友资助他去上海求学,考入上海澄衷学堂。1908年19岁由澄衷学堂转复旦公学(上海复旦大学前身)读书。20岁中学毕业,考进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学习土木工程.他从小学到中学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得到银质奖牌一枚。
  竺可桢青年时代,生活艰苦朴素,穿着十分随便,土布长袍,布鞋布袜。人家问他:别人与你年龄和知识相同,都去做官了,你为什么不去做官?他笑着说:“做官要对百姓有好处,才有意义。像现在的官吏只讲自己生活过得好,不管老百姓死活……做这种官有什么用?”
  大约1929年前后,竺可桢曾回绍兴东关镇老家扫祭祖墓和访问亲友。因他老家没有人在,就住在我的家里。他父母亲的坟墓原在保驾山后村楼底北角稻田里,他看了认为稻田可以生产粮食,造坟其上,就减少了生产,后来就委托原“坟亲”把父墓迁上山地(太守山),原葬地仍复为种田。
  他在东关镇时,我每天陪他出去访问亲友或观察镇上变化。他对我说:“东关镇几十年来变化不大,还是落后的市容.主要原因,在于国家的政策不正确,因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样样落后。没有好的政府来领导,就办不好事情,人民就永远贫曾下去……。”
  有一次到保驾山扫墓,我陪他乘一艘乌篷船前往。他在船里一面问一面记:今年燕子那一天开始飞来?桃花什么时候盛开?柳树什么时候吐绿等等。他经常记录这些动植物的变化,积累起来,就成为物候学的有用资料。经过一条大河,名叫荷花荡,我告诉他这条河里前几天从天空落下一块巨石,重约千余斤,落水吱吱成声,有如铁烧红放进水里一样。他告诉我这就叫做陨石,并简单说明陨石的由来。
  竺可桢很爱故乡。他常对我说:“家乡是个好地方,是江南有代表性的鱼米之乡,山水清秀,河边秋红春绿的柏树,自然风景很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雄和有作为的人物。”他于抗战后也几次归来。解放以后,他担任科学院副院长,还照顾几个研究所的大事,工作很忙,因此很少机会南归,但也有二三次回到东关镇老家竺家台门来看看。最后一次扫墓大约在1963年9月,是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来浙江省视察肘,顺便到老家一转。那一次他对我说:“中国科学已落后了100年,例如世界上先进国家生产和生活都早已电气化了,但我国还是用陈旧机器和人力生产,如果国家重视科学,培养大批专业人才,那用不着几十年就会改变落后面貌,人民生活也就普遍提高了。”他还说,“东关在绍兴县属是个大镇,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发电厂,真可惜。我回去发信给县里,建议创办一个发电厂。”过了一年多,果然办起了发电厂、碾米厂,给东关人民带来很大方便。
  竺可桢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后公而忘私的品德,就我亲历或亲知亲闻的回忆如下:
  竺可桢的私生活和对他儿女严正而合理的教育,多见于他的续弦夫人陈汲写的《我的丈夫竺可桢》一文(登载于科普版《纪念科学家竺可桢论文集》)。黄秉维教授写的《我对竺先生的几点印象》一文中(见同书),对他生活上的简朴作风,也有生动的叙述,这里就我所知道的关于竺老夫人张侠魂女士的情况说一说。侠魂是湖南湘乡的世家子女,大家知道她是国民党要员邵元冲夫人张默君的胞妹。但张侠魂个性与作风和姊姊很有差别。张默君曾在国民党地方行政机关及立法院、考试院担任过简任级职,善于交际和政治活动。但张侠魂生性比较娴静,婚后生有三子二女,治理家务较多,照料竺老生活,特别关心他的事业。竺老酝酿出任浙大校长时,我知道她是赞成的,并为促其及早决定。她认为为教育青年成材,就应知难而进。竺接任后一年,抗日战起,大学西迁,竺身负两个单位的领导〈仍兼任气象所所长),张与他共担患难,为夫分劳分忧,毫无怨言。一面还对许多教师的家属关心联系。浙大在泰和上田村定居后,新村是教职员住家的集中地,住定之初,她几乎到过每一家,对家属作了慰问,自处则因陋就简,与大家一样。对于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则以爱国大义所在,积极赞助。如有义卖与宣传演出,她常捐献钱物,对学生会以具体指导和帮助。1938年7月,她与竺衡先后患痢渐重,竺老正为学校经费与搬迁问题公出武汉,她并不急于求电催归。竺老7月25日回来,竺衡已先亡,张夫人不到10天接着病故。竺老十分悲痛,但仍勉抑哀思,照常处理校务。9月15日张侠魂夫人与子衡下葬时,师生随往执绋送葬者很多,男女学生与部分教师为之感泣。
  竺老任浙大校长的第二年,即1937年,我在家乡因养殖淡水鱼失利,无法维持生活,来到杭州,得在浙大任职。他接任校长
之初,只邀老知交胡刚复先生来任文理学院院长,倪尚达教授来任总务长协办接收(倪不久辞去,由沈鲁珍升任代理),此外大多留用旧员。以后因事实需要补充人员时,也很少介绍自己的亲友。我以多年舅甥关系,进浙大时被安排当一个普通事务员,所以也不好说竺全不任用私人。但他如要安排自己亲友,一定按照资历能力,定其级职和待遇,而且对这些人员的要求,比一般职员更为严格。我进浙大工作后,竺在家里吃的和用的,多要我去代办,当初有的东西我没有记帐,他就通知我一切要记帐付钱〈如自装电表和买皮线、电灯泡等日用品,水、电费之类〉,我就遵指示都登帐由他自己付钱.这是他私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例。他公私分明,节约自守,为公家省钱。就我所记知,还可举出几件事例:
  竺校长家属未来杭州前,校方留给家眷住的房子,是前校长郭任远住过的一幢西式楼房,有院子围墙,租金每月以米计算是五担米。竺校长知道后,通知总务处说:“可配给新聘教授做宿舍,我只要在校长办公室楼上给我两间住房就好了。”抗日战争中,浙大西迁所到之地,他租的民房与其他教员一样,勉可应用.及至1945年抗战胜利,次年遵义浙大复员还杭,校舍几乎全遭劫毁,教职员工住宅奇缺,竺所急的是修建校舍,他自己仍在那座校长办公室的楼上,略加修理就住入了。
  其次,记得有一年阴历年底,社会上习惯相互送礼,校里也有.我家从家乡给我寄来一条鱼干,决定送给竺校长。一天晚上,我自己送去,结果被他批评了一顿,只得将鱼干带回.亲戚尚且如此严格,其不受同事馈赠,可以想见。这些都可见竺校长为公忘私,公私分明,严格要求自己的高尚品德。
  还记得有一个星期日,竺夫人出去买东西,叫龚师傅〈驾驶员〉要车子。竺校长说,不要用公车,公车公用,不可私用,结果竺校长陪她步行出去。从这件事,我又联想到他的女儿竺松在北京读书时,忽然肚子很痛,同学打电话到科学院叫车子,来的是父亲坐的车子。竺松见了说不能坐公车,最后还是乘公共汽车去治病,可见竺老家教严格。
  1946年10月25日,农学院学生于于三、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四人在延龄路〈今延安路〉大同旅馆被捕。第二天竺校长得悉后,立即去市警察局问情况,又到省保安司令部与司令竺鸣涛交涉保释等事,并提出:如有重大嫌疑,应即送法院解决……他为了于于三等释放的交涉,东奔西跑联系,一面还要处理校务日常工作,日夜操劳,吃饭睡觉都不正常,身体也消瘦了。10月29日傍晚,竺校长接到通知,说于子三在保安司令部后面小屋内用玻璃片自杀身亡,竺即往现场查看,对于用小玻璃片自杀的说法,他认为有许多疑问。当时竺校长看了,心情难受,体力不支,昏晕过去,由人陪回学校里,即请李天助医师打针吃药。10月31日校外实行戒严,不准学生出去。11月28日,竺校长偕同陆子桐和我去凤凰山敷文书院旧址为于子三觅墓地,附近尚有余穴可做,就决定在此安葬,并指示立即去办,第二天我就叫工人毕振华承包造墓工作。造墓时同学代表来说:“放烈士棺材的地方,要求掘深,以免坏人破坏”等等。后来学生自治会代表吴士濂来说,于子三的坟墓己放弃原计划,要放在大操场附近或放在华家池。出殡时要求有大批同学送葬,对此校长不同意。吴又来借用校车,灵枢要求派员去交涉领回.竺老就派我去法院联系领回。当时我出了一张领条“今收回于子三棺材一具,此据。”并在收据上签名盖章。1948年1月4日出殡安葬,那一天学生排队游行前在阳明馆前广场集合,到会学生约五六百人.开会时,竺校长与蔡邦华院长等告诉同学说:“外面已戒严,军警很多,交通已断绝。如出去游行,必遭惨祸。校方不能保证同学之安全。”校长走后,果有暴徒约五六十人手持纸旗和松柴木棍乘车冲入会场,因同学众多,阻止退出,第二次又闯进校门,将学校铁门冲倒,将同学队伍冲散,双方殴打,有女生二人男生一人受伤,即送田家园本校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又将学生所提到的暴徒10人送法院处理……1月4日安葬未成.决定在校园内建立于子三衣冠冢,遗体仍安葬于凤凰山麓墓地,改定于3月14日为安葬日,由我代借灵车先行,后面有学生约200多人,搭6辆大汽车到墓前行葬礼。   于子三被反动军警残害致死,引起爱国学生义愤,我受派去交涉领回烈士灵枢并参加了葬礼.当时竺校长挺身而出,抗议交涉,但为防止事件扩大,避免更多牺牲,不能不劝阻学生的强烈行动〈如大规模游行示威〉,其用心甚苦。学生对校长的同情与实际上爱护的负责精神,可以说都是感佩的,事后也称颂不已。
  我在浙大工作多年,虽然知道-些情况,但年纪大了,为写此文,也化了很长时间回忆、调查、核实,可能仍有错误。而竺可桢一生的贡献是巨大的,更远非本文所能概括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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