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我们心中的圣人

杨竹亭

  在梅光迪〈迪生〉院长逝世的追悼会上,竺可桢校长沉痛地说:“梅院长的去世,非但是我们浙江大学的损失,而且是我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里,有三个誉为‘圣人’的教授,其中一位名叫白比德,各国的留美学生都想从师于这个‘圣人’,以亲聆他的教导并引以为荣,而白比德教授最喜欢的中国学生,就是梅迪生院长。以后胡适、吴宓等中国学者也想在哈佛跟白比德教授学习,但是必须要取得梅迪生的引见。所以迪生在美国的威信是相当高的。”
  白比德教授是哈佛大学的“圣人”,那么谁是我们浙江大学的“圣人”呢?我当时想,在我们浙大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教授很多,都可以比为圣人,可是其中最最受人尊敬的是竺校长,后来我回到宿舍,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寝室的同学,他们一致同意我的看法,由此竺可桢校长在我们大家心目中成了圣人。我对竺校长的了解是在中学读书时开始的。那时,我们学校的教师很多是中央大学和它的前身东南大学毕业的。竺校长曾是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的地学系主任,后来中央大学因调换校长闹风潮时,学生们要求竺可桢出来当他们的校长,可见,他那时在群众中的威信已经很高。后来他允予暂兼〈由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大校长,中大的学潮才告平息。
  竺可桢当时名义上兼任中大校长,但是他看到中大受国民党的干扰太多,就没有正式赴任,校务实际上仍由另外的人维持。后来浙大出现驱逐郭任远校长的风潮,蒋介石感到棘手(亲自出马也不行〉,陈布雷向蒋推荐竺可桢出长浙大,以缓和局面.但是竺可桢不允,他在日记中写道:“各方探访结果,知浙大自程天放校长以后,党部中人即挤入浙校。……郭之失败,乃党部之失败。”又说:“余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指蒋介石)等,且不屑为之。”以后他看到浙大学潮似火如茶,如再发展下去,势必会使学生吃亏。所以他又说:“学生方冲郭恶〈党部〉有欲推黄华表为校长者。故此时余若在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他为爱护这些可爱的学生和理解浙大师生的愿望,于是接受了全校师生的请求,出任浙大校长。但是,他有三个条件,一定要蒋介石的代表答应,其中一条就是“用人校长有权,不受政党干涉”。以后在浙大,党部里的人渐渐减少了,最后连那个国民党员训导长也辞职了,而换上了一个无党无派的费巩教授担任训导长。当时全国只有一个国立大学的校长不是国民党员,而且连训导长也不是国民党员。这个大学就是我们的浙江大学。

威严的校长

  竺校长对如何办校,曾经讲过:“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的学风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又说:“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并且也是国家的光荣,而作育人材以为国用,流泽更是被于无穷。”“不过要荟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须学校要有安定的环璄。”所以他担任浙大校长以后,就相约王琎、胡刚复等一起来浙大〈他一度想推荐二氏担任浙大校长〉,他们两人是中国物理学和化学方面最早学人,都是桃李满天下。又聘我国稻米专家卢守耕来浙大任农学院院长。聘梁庆椿,顾青虹等教授来浙大担任蚕桑和农经系主任。1938年成立师范学院,聘我国教育界前辈郑宗海〈晓沧〉教授为师范学院院长。又聘我国原子核物理学者王淦昌任物理系主任(次年由束星北担任系主任〉,这时学校已迁往江西泰和。竺校长又特聘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和国学大师柳诒徴来浙大讲学。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文学院首任院长由“五四”时期著名的学衡派领袖梅光迪担任〈并兼外文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由胡刚复担任〈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严济慈等都是他的学生〉。工学院院长一职请王国松教授代表竺校长专程去上海把李熙谋老院长接到内地来担任。对当年因不满郭任远而愤然辞职的许多著名教授,如昆虫学家蔡邦华等都分头设法请他们回来,共商办学。1938年增设史地系,聘张其昀教授主持系务。1945年增设航空工程系,聘范绪箕教授任系主任。此外,他还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学者,如程孝刚、钱穆、叶良辅、吴起良、王葆仁、卢嘉锡、钱仲韩、张闻骏、涂长望、罗宗洛.谈家桢、杨守珍、彭谦、陈乐素、谭其骧、郭斌和、缪钺、王驾吾、孟宪承等这些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盛名的教授充实各系力量。对原有老教授,如苏步青、陈建功、李寿恒、贝时璋、吴耕民等都加以重用,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数学研究所、化工研究所、生物研究所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以后这些研究所又都成了国际国内著名的学术活动基地。
  由于竺校长的重视,各地学者都愿意前来浙大参加教研工作。这时期学者荟萃,盛况空前。如今科学院的许多学部委员都是那时的教课老师。在中国科学院中,有许多学部委员都是浙大当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名师出高徒”,这话不假。但是这些名师都是我们竺校长想方设法聘请来的。当时有一位英国皇家学会的著名教授李约瑟博士来浙大参观,他对当时浙大教学情况十分欣赏,美誉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竺校长来浙大以后,革除了原有党务干涉校政的措施,代之以民主管理的方法。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是校务委员会,委员除院长级骨干外,并在教授中产生教师代表,校长主持会议,一切重大事件都要经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校务会议的决定就是“法律”,人人都要遵守,包括校长自己。在校务会议上推选的人选都有职有权。校长和各部门负责人都是执行校务会议决议的人。竺校长是模范执法者,也是模范守法者,比如遵义学生会对当时训导处所规定的:“在学生会生活壁报上贴出的各种文章都要具有真实姓名,并需交训导处存查。”学生不同意,就据理向竺校长诉说。竺校长因见学生有理,就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在校务会议上,那些主张自由和民主的委员,也认为学生代表有理,所以在大多数赞同的情况下,又通过了“学生不必把投稿者的真实姓名交给训导处查看”的决议。由此竺校长就亲自书写了“民主堡垒”四个字贴在生活壁报上,以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这也是当时在全国独有的。浙大的学术研究之风和学生的进取精神,都是在这样的民主和自由气氛中形成和发展的。后来浙大真的成了全国的民主堡垒之一。特别在回到杭州以后,那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响彻全国,它像一盆烈火,把全国人民都燃烧起来!

严谨的学者

  竺校长自己从不用公家信纸信封,在图书馆里借书都是如数归还,特别在学术上,他认真钻研,带头定期向有关师生作研究心得〈或论文〉报告。全校师生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会认真接待,帮助解决。校长如此,我们的院长、系主任、教师们也都个个

回信一定会来的。”再过一个星期,吕炯局长的回信果真来了,他又派人送来给我看〈此信很长,是吕局长详细汇报了局里的复员计划,后面才提到欢迎我去工作〉。竺校长要我先回上海,到气象局搬迁回南京后,再去报到,同时再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带在身边以便备用。他是多么的细致和亲切!

民主的战士

  竺可桢校长在少年时,跟他哥哥读了许多中国古书,他对我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非常熟悉。他最敬仰的是王阳明、黄梨洲和朱舜水三大哲人。以后他留学美国,又受到了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影响,对孟德斯鸿、罗素、赫膏黎等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由此他希望中国能有一个自由民主的环挠,能让学者开展学术研究,他回国后,一心只想做一个科学工作者,能为国家的富强有所贡献。
  他来浙大以后,很快把前两任校长的党化教育措施取消了。他亲自制定了许多民主的制度,使全校师生都在民主自由的环璄中呼吸,他对遵义警备司令高文白说:“决不准国民党军警借任何理由来浙大搜捕。”后来高文白同意了,竺校长为了保障学生的言论自由,曾亲手写了“民主堡垒”四个大字,贴在学生会办的《生活壁报》民主墙上,任何学生都可以用任何笔名,去发表任何政见,或提出任何建议。这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罕见的。有些学生在校外住宿而遭国民党逮捕,他听到后都非常焦急,并千方百计地去设法营救。在我们举行“倒孔运动’时,他竟以一个国立大学校长的身份,冒着危险,带领全校学生上街游行,这件带头违抗政府命令的校长,在当时也是唯一的。
  我们浙大同学,每想起竺校长,无不感到骄傲。在过去,我从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圣人,但自从见过位可械校长以后,我相信了。像竺校长这样的人,应该是“圣人”。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曾说:“中国既然已经有竺可桢这样成功的教育经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学苏联?”同济大学老校长李国豪也说过:“我们办大学,要学习竺可桢办浙江大学那样。”可见学术界对竺校长的评价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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