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老热肠奖掖后进

谭其骧

三十年代后期,我在北平当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兼任讲师,1940年初进入抗战大后方,应聘为贵州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副教授。那时当副教授一般要满三年以后才可凶议升教授,但我不满三年在1942年夏就接到了教授的聘书。教师的薪水其时一般是每年加底薪20元〈实际所得随物价上涨幅度按底薪加若干倍),而我在抗战胜利前后几年内,不止一次被每年加薪40元。我初到浙大,嫌校址太偏僻,薪水偏低,有意想转到昆明、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去另谋他职,不久便为浙大对我的厚遇所感动,收起了这个念头,安心在浙大耽下去了。教师的职称和薪额,通常由系主任提出初步方案,裁决权操于校长,由此我体会到,坐校长是在着意奖掖我,提拔我。我和竺校长非亲非故,也不是他的及门弟子,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原因只能归之于我教书比较认真,又在校、系刊物上发表了儿篇论文,已为他所知所赏。

1949年竺老离开了浙大。1950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知遇之感,肯定可以决定一个人的进退行止。

建国以后,我与竺老之间还有一段故事。1955年初,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通过高教部将我借到北京,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寄住历史研究所,原定为期一年。事实上一年下来,工作只开了一个头。学部认为此项工作出自毛主席授意,必须予以完成为理由,向高教部提出要求把借调改为正式调动工作岗位,不再回上海。就在这时,竺老知道了,先是亲自到历史所找我,请我在一家馆子里吃了一顿,要我参加由他领导正在筹建中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我表示愿意。接着又邀我一起去高教部找黄松龄副部长,要求黄同意将我调离复旦。结果学部和坐老的要求都为高教部所拒绝,终于我不得不在1957年离京返沪,将编绘历史地图的工作带到上海继续避行.此次调我到他领导的单位去工作的打算虽未能实现,即此又可见他对我的器重。

竺老不仅热忱奖掖提携后进,并在学术讨论中能对后生平等相待,虚怀若谷。1972年,他以82岁高龄发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赞扬。我在研读比文时,发现有几处在运用文献资料阐述历史气候现象时,可能由于写作时只看到先前摘录在卡片上的几句话,未能兼顾原书中这几句话的上下文,因而作出了与史文原意不尽相符的论断,当即驰书相告。竺老竟亲笔答复了我,接受我的意见,这使我益发钦佩他的胸襟之宽阔。可惜由于长期以来我的居处太狭窄,书籍文件信函杂乱堆叠,绝无条理,以敲我花了大半天功夫查找这封信,结果竟杳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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