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郑晓沧

著名教育家郑晓沧先生
韦俊世

我读大学时的老师郑晓浩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热爱祖国、德高望重、兢融业业、忠于职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篇文章里,谨将我所知道的郑先生一生的主要事迹作一简要介绍。

进清华 想出洋 “教育救国”
郑晓沧,原名宗海,生于1892年,浙江省海宁县盐官镇人。他5岁开始认字,6岁入私塾,10岁进海宁达材学堂读书,毕业后被保送到省城杭州浙江高等学堂。
辛亥革命后,正当他即将毕业之际,闻清华招考插班生,决定前往上海应试,结果被录取在清华学校高等文科二年级。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郑晓沧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投考清华的目的是争取出洋留学,去学工、学农、学医、学教育,有朝一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郑晓沧由于出洋留美、报效祖国心切,因此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优异。例如,有一次作文老师出了两个题目,一是《读张作霖上总统条陈改革税制议》,二是《商战论》,任选一题,但他却两题都做了。老师把最优秀的5篇加以印发,郑晓沧的两篇都在其中。又有一次老师念了一首英文名诗,要大家改写成散文,郑晓沧的那一篇也被老师大加赞赏,并读给全班同学听。
郑晓沧对文学不仅有浓厚的兴趣,而且颇有造诣,所以当时本想赴美学习文学。但民国初年,“教育救国论”盛行,加上清华校长周季梅也是学教育的,所以有不少同学赴美学习教育学。于是,郑晓沧也改变了主意,认为文学“空虚”,特别是外国文学,而“教育则是根本要图”,因此决定选学教育。1914年同他一起乘S•S•China号轮渡美学习教育的还有陶行知等。

“祖国正需要人!”
郑晓沧到美国之后,进了威斯康辛大学,主攻教育学。经过两年苦读,在1916年夏天,得学士学位。同年秋天,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一年后获教育学硕士学位。正当他要向博士学位进军的时候,传来了南京高等师范正需要师资的消息。郑晓沧日夜在思念祖国,思念家乡,他想:祖国正需要人!南京高师正需要人,而且陶行知就在该校当教务主任,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于是他毅然决定在1918年秋赶回祖国,一心一意投身于教育事业。从1919年8月至1925年7月,他一直在南京高等师范(1921年改为东南大学)任教育学、心理学教授。在这期间还兼任过南京第一女子师范教务主任和江苏省教育厅专科视察等职务。郑晓沧在留学美国期间,曾直接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教授,回国后成为杜威教育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教育界颇有影响,有相当声望,1922年被选为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当时,陶行知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由郑晓沧负责杭州分会的工作。1919 年杜威来华访问、考察,到各地演讲,他担任翻译。郑晓沧一面参加教育实践和行政管理工作,一面积极从事学术著作和翻译。他在20年代的学术著作有: 《教育概论》、《教育原理》、《英美教育书报指南》、《修学指导》、《初级中学之职能以翻译的教育专著有:杜威的《予之教育信条》、《儿童与教材》,密勒的《人生教育》,庞锡尔的《设计组织小学课程论》,吉德的《教育之科学的研究》,韦百尔的《修学效能增进法》等。郑晓沧的上述著译,是旧中国高等学校教育学的重要课本和参考用书,也为中外教育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进步开明的杭女中校长
1925年8月至1927年3月,郑晓沧担任杭州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简称杭女中)校长。从杭女中出来的学生,都说郑校长进步开明。在当时充满着重男轻女思想的社会风气下,他认为男女青年都一样,都应培养成祖国需要的多才多艺的建设人才。他提出杭女中的目标是培养“仁爱、多才而愉快的女子”。他敢于收留“过激派”学生,解放战争时期曾提担任过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同志,原来是宁波女子师范的学生,1925年因领导同学参加五卅运动,举行罢课并参加全市学生联合会活动等,被宁波女师以“过激派”的罪名开除学籍,正当她求学无门的时候,郑晓沧校长收留了她,未经考试,只凭一张转学证书就让陈修良转入杭女中高中部读书。在他主持下的杭女中,能让学生在课外自由地阅读共产党与共青团主办的进步刊物,如《响导》、《中国青年》等。他热爱学生,非常注意培养学生的文明行为和独立思考能力,堪称学生的良师益友。他首先自己做出样子,对学生彬彬有礼,平等待人,没有校长的架子。他担任高年级的英文课,选了一本英国出版的讲文明礼貌的书作为教科书。同学们的课外生活也丰富多彩,一下课就唱歌、弹琴、吹笛、跳绳,说说笑笑,轻松愉快。

创办浙大教育系 担任学校教务长
从1929年8月开始,郑晓沧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授并兼任行政领导工作,曾担任过教育系主任、龙泉分校主任、师范学院院长、教务长、研究院院长和代理校长等职务。
当时浙江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邵裴子,重视人才培养,注重师资质量,热心广招人才。他聘任郑晓沧为教授,由郑晓沧创办浙大教育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1935年至1939年,郑晓沧就任教务长和师范学院院长,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积极工作,努力进取,取得了很大成绩,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好评。1947年11月1日《浙大校刊》就曾记载:“本校师范学院教育系成立以来,经郑主任宗海苦心孤诣,朝夕诱导,成绩蜚然,毕业学生服务于社会者,为数颇多,且教学努力,甚获社会人士之好评…”。
在这一时期,有几件事情,是值得写一写的:
1935年冬,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12月10日晚,浙大学生在文理学院大楼召开大会,声讨国民党的罪行。第二天又联合杭州市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大会。12月20日,为声援北京“一二一六”事件,浙大学生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建议市学联发动全市学生“冲到南京去”。当晚浙大遭到国民党军警包围,逮捕学生会代表12人。赴南京请愿学生近千人,在火车站同国民党当局据理斗争,迫使当局择放被捕的12 名学生,并向学生公开道歉。当赴京请愿学生在火车站斗争胜利回校后,即12月21日,浙大校长郭任远却贴出布告,开除学生会主席施尔宜、副主席杨国华学籍,激起全校学生的愤怒。全校学生召开大会,通过四项决议.发表《驱郭宣言》。又派江希明等7人去南京,向国民党的教育、立法部门陈述郭任远的罪状。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亲自带宪兵到浙江大学,召集教师谈话,接着又给全校学生“训话”。“训话”后,郑晓沧以浙大实际负责人身份向蒋介石提出,请其收回开除施尔宜等学籍的命令,蒋表示承允。据郑晓沧后来回忆,“此举曾引起当时省党部当局的不满。”由于学生坚持斗争,大罢课一直延续30多天,迫使南京政府行政院免去郭任远的校长职务,驱郭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后由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
1936年9月29日,郑晓沧作了《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的演讲,他所指的两种理想,即“一为君子,一为学者”。“君子”重品行,“学者”重学问,大学教育就是要培养既有品行、又有学问的人才。郑晓沧在30 年代提出要从品德和学识两个方面来培养学生之精辟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郑晓沧重视教育,重视培养人才,因此也非常重视教育科学之研究。如1936年10月21日的《浙大日刊》上就载有这样一条消息:教育系为提高学术兴趣,由郑晓沧先生提议举行教育研究会,该学期举行3 次讨论会,讨论的题目为《教育社会学的客观基础》、《教育与政治》等。
郑晓沧非常注意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由于他在教育事业中的卓越贡献,受到国际教育界和学术界的称赞,他被聘为教育会议的国际名誉委员——这是教育学术界的最高权威,于1937年7月前往法国参加会议,着重研究儿童教育和社会教育。

“知识之伟力”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浙江大学撤离杭州,辗转迁至贵州遵义。为解决苏、浙、皖、闽、沪等地的学生升学问题,经教育部核准,浙大在浙江龙泉设立了分校。郑晓沧于1940年4月至1943年6月,任浙大龙泉分校主任。
郑晓沧在龙泉分校曾作过《知识之伟力》学术演讲,从中也反映出他那爱国爱民之思想、品德。他说:“知识即力量”。而“大学为专门知识之传授地,抑且为专门知识之推进所,储才以为世用,研究以期精进。……大学不但为知识之府库,抑且为新知识之策源地,斯所以有学府之称也。”在这次演讲中,他对“士”的涵义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一则者士,多识夫前言往行,并谙悉夫政治文学。凭其较丰富之知识,劳其心思,以为民牧,以为民望者也。一则士贵尚志,士者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而不计较个人之功利。”他说:“我今愿为之下一定义,则士者乃曾饱受知识训练,从事于有益人群社会之业务,而不屑计较个人之权利禄位者也。”郑晓沧在演讲中列举许多实例,说明知识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破坏和灾难!他大声疾呼要教育人类善用知识:“故知识本身,原无恶意,要在教育人类有以善用之耳。”郑先生语重心长的一番话,深深地铭刻在爱国师生的心坎上。
郑晓沧在担任浙大研究院院长期间(1943年7月—1946年7月),曾出国休假一次,那是1945年到1946年间.名为休假,实为参观、考察有关国家的大、中、小学教育。
1945年8月底,他先从重庆飞往加尔各答,在那里住了1个星期,参观了几所大学。然后飞往伦敦,访问牛津、剑桥两所大学和英国教育部,又考察了几个公学、1个临时师资训练机构和几所小学。11月渡大西洋抵纽约,过了两天即赴华盛顿,与在美国的女儿、女婿、外孙女团聚。
这里要插叙一段郑晓沧先生思念其在台湾的大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的事。
1978年郑晓沧赴京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后回校不久,有一次忽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小韦(当时我虽已四十四,但郑老还把我当年轻人看待),现在什么都好了,各方面政策逐步在落实。小儿子德明和儿媳占南都已从山西调到杭州我身 边工作;大儿子德基夫妇,小女儿竺英和她的丈夫,他们都在北京科研单位或部队中任职,表现都很好。竺英是中国科举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由于成绩突出,得到了她的老师、全国人大常委贝时璋先生的赞扬,并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但是,我总感到美中不足啊!”“我年纪老了,我一贯很爱自己的子女,可是现在老大不在身边,大女儿美瑛和女婿蒋彦士还远在台湾,不能见面,什么时候能够来看着我,一家团圆那该多好!”
郑老还清楚地记得,大女儿郑美瑛是在1988年嫁给蒋彦士的,婚礼就在上海举行。他说:“美瑛赴沪与彦士结婚后,即去美留学,当时我还写了一首赠别诗呢。”老师随手拉开抽屉,拿出诗稿,诗云:
忆昔怜娇小,于今乐长成。
汝归辞我去,万里况遐征!
名德钦贤母,英才羡壮行。
时艰悭一送,何日更相迎。
郑老重温珍藏的诗稿,确实动了感情,他饱含热泪回忆那一幕幕往事:美瑛随丈夫旅美期间,在1945年11月、12月间, 郑晓沧刚好休假去华盛顿,美瑛总是亲自结爸爸开汽车;女婿蒋彦士则刚从加拿大参加国际农业会议归来,正在忙于整理有关报告;在美国出生的外孙女见美,一口流利的英语 , 多么逗人喜爱……就这样,郑晓浩与女儿、女婿、外孙女一家三代,在美国华盛顿欢度圣诞节和1946年新年及春节。这一年,郑晓沧还先后两次去看望过自己的美国老师杜威先生,又去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参观、访问……直到12月下旬才回国。
郑老回忆着这难忘的往事,无限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女 儿、女婿虽远在万里之遇的美国,远隔重洋,但我们随时可以在华盛顿见面,他俩也随时可以到杭州看我。如今,我和女儿、女婿都在国内、只隔了一个台湾海峡,却无法团聚,这太不公平,太不正常了!”他一贯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 ,无论在校内校外,在政协或民主党派的会议上,到处呼吁台湾要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期望亲人尽快团聚,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共同为国家的富强有人民的幸福贡献力量。

校史和校风
1946年11月,浙大校长竺可桢赴法国、英国和美国考察。1947年上半年就由郑晓沧担任代理校长。他非常重视校史和校风的教育。根据浙大校刊记载:1947年4月2日,浙江大学举办校史演讲会,请前校长邵裴子报告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的历史。郑先生为此专门发表演说,阐述举办校史演讲会的动机和进行校史教育的重要性。这次演讲会大力宣扬了“求是”校风,并突出强调了如下两个内容:(一〉应以学业为本位,竭力充实自己,……以为他日造福人群之准备;(二)介绍造就之人才对社会、国家之贡献。
在浙江大学成立20周年(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成立50周年)纪念典礼上,郑先生在《讲辞》中谈到求是书院时说:“溯自中日甲午战争一役,斯时国民均知如不再奋发图强,则无法生存,浙江人士遂发起创立求是书院”。郑晓沧所倡导的校史校风教育,实际上是非常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郑先生的这种爱国思想,还体现在对大学生的严格要求上。他在《假若我得重做一番大学生》的演讲辞(见1947年5月26日浙大校刊)中,首先要求大学生注意健康,包括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健康。在讲到工作时.他说:“一个人对工作应该忠实,这也是一个人的道德”。讲到学业,郑先生特别强调要学好语文,打好基础。他提出:“国文是一切学抖的根本,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要求至少能用一种外国语,以利于开展学术文化交流。”他还强调“团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团体、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去做,否则就加以反对。”最后谈到“研究”,郑先生说:“我觉得研究文学也好,工程也好,农业也好,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创造、生产与为人类谋福利”。郑先生的这些高明的见解首先付诸于自己的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他在浙大工作期间,精心翻译的美国作家奥尔何德的著名小说《小妇人》(1932年)、《好妻子》(1933 年)、《小男儿》(1935年),脍炙人口,在国内有很大影响。1932年,为纪念伽利略和牛顿300周年祭,他用英文写了《新时代的黎明》专著,并应英国剑桥大学校长鲍尔温之请,寄一份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珍藏。在浙大西迁期间,仍不忘著书立说,1943年在龙泉完成英文专著《英国文学史纲要》,在江西泰和著有诗集《流离集》。他翻译的教育专著《东方白》则在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郑晓沧的诗写得很好,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会使他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反映出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钟情。

向教育科学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晓沧是第二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浙江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育系教授,1962年调任浙江师范学院(浙师大前身)院长,1964年调任杭州大学顾问。
1956年4月,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下,浙江师范学院举行第 一战科学讨论会。各系各单位都以丰硕的教学租科学成果向大会献礼。郑晓沧教授兴高彩烈,大声疾呼:“愿为向科学进军作吹鼓手!”当场赋诗,并亲口朗诵:
盈空震金鼓,
虎穴谁俘子?
齐心奋智勇,
以此教多士,
遍宇灿旌旗 ,
龙宫孰探骊.
金石也能开,
何坚不可摧。
郑晓沧教授热爱祖国,热切希望祖国人才辈出、繁荣昌盛的这个心愿,不光是心里想想,嘴上说说和用诗歌唱唱而已,他是以毕生精力身体力行,从理论到实践,为我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从事教育工作60年,全身心地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他不但亲自办学,担任校系领导职务,而且还亲临教育第一线,给学生讲授过教育概论、教育原理、中等教育、教育社会学、普通教育法、英美教育书报和外国教育史等课程。郑晓沧教授同时又是一位向教育科学进军的勇士。他在教育学、教育史领域,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起至1962年的43年间,他一共写了著作、译文和论文33 部(篇),其中15 篇是解放后写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郑晓沧先生集中精力研究外国教育史和浙江地方教育史,曾编译外国教育名著多种,如《柏拉图论教育》、《亚里士多德论教育》、《昆体良论教育》、《卢梭论教育》以及《夸美纽斯斗争的一生和他丰富的教育遗产》等。1962年,杭大教育系承担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的编译任务,郑先生亲自担任编译组组长,负责编译和校订工作,他还研究了拉丁美州国家的教育,写有《阿根廷的教育》、《巴西的教育》等专文。他对我国古代插图本教科书的研究,具有创见,写有《中国插图教科书溯源》、《中国具有教育意义书籍附用绘图之历史的研究 》等文, 提出我国插图本教科书较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历史更为悠久,引起国外学术界的重视。在浙江地方教育史的研究方面,郑晓沧先生开拓了研究道路,积累了大量史科,成绩卓著。他先后发表了《浙江两级师范和第一师范校史志要》、《林启在浙江教育史上的地位》等文。另外,还用英文发表《颜元的教育思想》等中国教育史论文。郑先生对音乐、诗歌均有研究,写有《大作曲家列传》和《流离集》 、《粟庐诗集》等诗歌,所以人们都称赞郑晓沧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教育家。
郑晓沧先生对人民教育事业忠心耿耿,他平易近人,热情诚 恳,谦虚谨慎,认真负责,特别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更是关心,他不顾年迈,在业务上悉心指导年轻人,曾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为了实现四个理代化,我们杭州大学的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我们要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多出人才、早出人才、作出贡献。” 他还很愿意参加青年团和青年教师、青年学生的活动,全面关心青年的成长。
有一件事情,对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1966年,当时我在浙 江师范学院团委工作,为了鼓励团员青年向科学进军,曾举办过一次展览会,把学生中的各种发明创造公开展出,供大家参观。郑先生事先得到消息,高兴得不得了,自告奋勇,愿当这个展览会的顾问。他首先给展览会取了个漂亮的名字,叫做斟“新苗”。他说:“我们当老师的好比园丁,对这些新苗要倍加爱护,精心培育,促其茁壮成长,使之成为国家的栋梁”。在郑先生的启发、指点和具体帮助下,我们的新苗展览会办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横行霸道,郑先生遭受诬陷迫害,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罪行深恶痛绝。“四人帮”被粉碎后,郑先生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他感到“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心情特别舒畅。1978 年春,郑先生以87岁的高龄,到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北京。因为郑先生年岁大,组织上特地安排他的夫人作随员,党中央和国务院派专机接送。北京开会回杭之后,郑老天天眉开眼笑,心情十分激动,他逢人便说:“这是党和人民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对人民教师的重视”。
1978年夏,郑晓沧因病住院,于1979年3月12日在杭州逝世,享年88岁。先生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为培养祖国建设人才和发展教育科学而鞠躬尽瘁,他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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