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何燮侯事略

何荣穆

我的父亲名燏时,字燮侯,浙江诸暨人,生于1878年8月10日,卒于1961年4月21日,享年84 岁。中年之后以字行于世,原名燏时渐不为时人所知。我的祖父名颂华,字蒙孙,是个秀才,以书法驰名于江浙。

父亲出生在清政府极端腐败、封建统治已经没落的时代,西方科学知识传入,帝国主义日益入侵中国。他幼读孔孟之书,少长对八股文渐生不满,改习数学。1894 年中日甲午一战,丧师辱国,举国沸腾,国人纷纷谋求雪耻图强,父亲这时产生科学实业救国的思想。1897 年,浙江省维新派人士创办求是书院,除经史等旧学外,增设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基础课程,名为书院以应付当时守旧派的顽固阻挠,实际相当于后来的中等学堂,是浙江大学的前身。父亲就在这一年考入求是书院为首届学生。他对新学特别感兴趣,数理化的成绩为诸生之冠,经常获得奖学金寄回家中。1898 年,清政府选派学生留学日本,浙江省奉命考选.我的父亲及陈乐书、钱念慈、陆仲芳4 人入选,另有陈仪等4 人同去日本留学军事,这是浙江省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父亲办好手续后回家辞行,祖父不愿儿子飘洋涉险,把他禁锢家中,父亲从书房破窗而出,连夜赶到杭州,毅然出国。赴日后,先进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进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采矿冶金系,于1905 年毕业,获学士学位。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旅日同乡蒋观云、蒋百器、周树人(鲁迅〉、陈仪等联名上书浙江当局,对于改革学制、兴办新学堂、整顿学风等提出许多建议,多被采纳。

1906 年,父亲回国,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视察金、衢、严三府地质矿产,不久奉调进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大学堂因学生人数增多,校舍不能适应需要,学部大臣张之洞等奏请将德胜门外旷地700 余亩拨归京大建新校舍。1907 年父亲升员外郎,被派赴日本考察大学教育制度及建筑事宜。回国后,即着手拟订规划,延聘师资,订购图书、仪器设备等,进行各分科大学的筹备工作。不久,任京师大学堂工科大学监督(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1908 年,德胜门外新校舍开工兴建。至1910 年,除医科外.经、政、文、格致〈即理科〉、工、农、商7 个分科大学均正式开办。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教育经费被清政府移充军费,年底下令京师大学堂暂时停办。1912 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父亲任工商部矿政司司长。

新政府成立,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任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 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校长,各科监督改称学长。10 月,严复辞职,章士钊继任,因事未能到校,由马良代理。11 月,马良因抵押借款筹措学校经费事为学生反对,被迫辞职。父亲筹办京师大学堂多年,遂受命任北京大学校长。原京师大学堂纪律松弛,教学水平难以提高,父亲接任后刻意整顿,严格规章制度,恢复教学秩序,极力使学校走上正轨。北京大学除录取本校预备科毕业生外,并向全国招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育部规定预科毕业学生须经入学考试合恪才能升入大学本科,因此引起预科生不满。父亲性格刚强,未免操之过急,失于疏导,少数人从中鼓动,遂酿成学潮,甚至行凶滋事?威逼校长辞职。他不顾安危,一面谆谆劝告,喻之以理,一面按章处理肇事分子。事件平息后,又对几个被开除的学生耐心教育,并为他们安排了出路。1913 年,大学分科的旧班学生200 余人毕业,这是北京大学本科的第一批毕业生。这年春夏,文、理、工、法4 科招收新生10 个班,秋后又续招百余人,学生人数激增。是年秋,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又以京津为一个大学教育区,只能设一个大学,拟将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父亲和全体师生的反对。裁并之议虽被打消,而父亲以新政府成立两年有余,政治措施仍循旧规,在朝者尔虞我诈,唯知争权夺利,他不习惯旧官场的酬酵,更厌恶彼此间的勾心斗争,遂提出辞职,于1914 年初离任,奉命调任四川省矿务署署长。他不愿做官,辞不就职,以友人汤君在柔佛经营橡胶园,遂僧往游览.并考察南洋一带风土人情和矿藏出产。未几,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延及南洋,乃返回祖国。他想以实业救国,在浙江、江西一带筹办开矿z 曾参加长兴煤矿的开创兴建,最后在家乡集资建造了一条短短的枫上铁路。在旧社会举办实业困难重重,他既缺乏资金5 又不善于经营,先后开了几个小矿都失败了,后来为了维持一家生计,在余杭与人合资开了一个小镇厂,资金还是依靠几位好友资助的。

1931 年父亲偶于友人处看到美国人艾迪博士所著《苏联游记》,对于苏联的政治、经济措施及建设之突飞猛进,极为赞许向往。当时国民党查禁共产主义书籍,父亲乃从上海内山书店搜购各种日文版马列著作,诸如《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辩证唯物论》等书,旁及中外各种进步书报杂志,凡关于苏联的游记、著述、杂志、五年计划等书涉猎殆遍。这为他以后拥护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父亲痛恨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后来又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腐朽本质,虽然在国民党官员中有不少同学故旧邀他出来做事,但均被他谢绝。1932 年伪满政府成立,电邀他入阁,并汇来巨款,他亦予拒绝。抗战期间,日军侵占浙江,他隐居诸暨乡间,铁蹄曾到村中,他避入山林,韬光潜踪8 年,不为日伪所闻,保持了不与日本侵略者有一丝往还的民族气节。父亲热爱祖国,痛心于大好河山的沦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联合抗日的主张。1939 年3 月31 日周恩来到达枫桥,召集爱国军民座谈.父亲应邀参加,畅述所怀,并加深了对抗战形势的认识。1941 年金(华〉萧(山)支队在诸暨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他得与支队负责人杨思一、蔡正谊、黄明、马青等相识。支队同志过村不下数十次,辄到父亲家中畅谈就餐,亲密如家人。嗣后又与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司令员何克希以及郭静唐、吴山民等相识。几年来,父亲白发苍苍,驰驱于险岭穷谷之间,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并被推举为游击区人民代表,两次参加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 年8 月,日本战败投降,浙东纵队奉令北撤,中共领导考虑父亲年岁太大,不堪行军劳累,被劝回诸暨老家。时国民党特务伺之已久,他刚回诸暨未及到家,即被国民党县党部拘捕。事为他的老友、浙江法政专科学校校长周子豪得悉,周与驻扎在诸暨的国民党军某军长相熟,遂以情礼相商,派了一个警卫排从监牢中强行将父亲抢出。父亲不知内惰,以为是绑赴刑场,乃从容嘱咐家属,即昂首赴难,出来后方知其详,而县党部畏军方实力,亦竟无可奈何。父亲在诸暨家乡不能存身,随即避居杭州.而诸暨县党部已将情况密报省垣,他刚下火车即为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入狱,并交秘密法庭审讯。父亲不畏强暴,在法庭上侃侃直言,声称“抗日无罪,救国有功”,闻者莫不为其担心。消息传到重庆,他的长婿张启华等亲友多方营救,分别致电父亲的同乡学友,如陈仪、蒋鼎文等,由他们电请浙江省主席黄绍放释放,父亲的好友邵力子、翁文激、斯菱卿等闻讯也都函电呼吁宽释。司狱者责令父亲不再侈谈共产主义方可获释,父亲抗言:“释放机释放昕便,从此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表现了铁骨铮铮、威武不屈的气节。最后反动当局慑于各方的压力,系狱数月终于将父亲释放,但是只准居留杭州一带,不许过钱塘江以南,遂定居余杭。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在国民党余杭县党部监视之下仍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系,只是行动更加缤密,即使是亲属子女也竟无所知。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土崩瓦解,蒋介石早就作了逃遁台湾的准备,父亲的长婿张启华时任国民党联勤总部电信机械厂总厂厂长,总部早有迁厂的通知,张在父亲的教导下,设法拖延迁厂的准备工作,更由于解放军的迅速进军,使电信总厂及分厂的人员设备大部分得以保留下来,张本人也于临近解放前避匿上海,没有去台湾。

1949年5月杭州解放。父亲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浙江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从一个辛亥革命前的旧知识分子,在探索光明34 年之后,至72 岁高龄时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心情分外舒畅。解放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际威信日益提高,正如他自述中所云:“自问年老力衰,于国家,于民众,不能多所贡献,深臼惭愧,唯一希望,得见我中华伟大之民族日益发展,成为保护全世界人类和平之一大支柱,是所愿也。”

父亲廉洁俭朴,一丝不苟。在筹建京师大学堂校舍时,日本营造商贿送厚礼,希冀得标,他拒绝接受,秉公定标。辛亥革命爆发,大学堂停办,新校舍亦奉命停建,他离任时,建筑经费尚余数十万元,管事人按照官场惯例,请示厘定留成的比例数,以便伪造清册。如按此办理,不但父亲可得巨款,与事者均可分惠,但父亲坚决不同意,并亲自核对移交帐目,一一按实呈报,这在贪污成风的官场中是少有的。

父亲性格豪爽,喜交游,平易近人,无论工农商贩均能平等相待,乡邻亲友遇有困难,总是尽力排解,或解囊相助。他更嫉恶如仇,见不良行为,即当面指斥,个人观点从不隐讳,心口如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申张正义,无所忌讳。解放以后,他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盼望祖国统一。但是对于一些“左”的政策,他保留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感到痛惜,认为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被摧残了。对浙江省沙文汉、杨思一等中共省委负责同志的被打击批判,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甚至公开申述:准备也来当个“右派气对于违反科学态度的“大跃进”和导致的反“右倾”也是有意见的,他的这些意见和言论,当然无可非议,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错误的。他只图祖国富强,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受到一定冷遇。有时家人以明哲保身之道相劝,他却正颜厉色地说:“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是新事物,其中难免不发生错误,对错误的东西不能随声附和,这是马列主义的原则。”真是铮铮铁骨。

父亲青年得志, 34岁就当了北京大学校长,本来可以飞黄腾达,可是他没有那样做,却选择了一条坎坷的道路,后来才找到共产党,懂得革命的真理。他淡于名利,视富贵如浮云,固属难能可贵,但过早隐退,在学术和教育事业上不能多作贡献,亦属憾事。父亲晚年更加糖泊明澈,于1961 年逝世。他的骨灰由人民政府安葬于杭州凤凰山南麓之南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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