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士大学前期概况

粱春芳

英士大学是抗日战争期间在浙江省开办的一所学校。从1939 年暑期开始筹备设校起,直到1949年暑期结束停办,这10年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即从开始筹备至1943年暑期止,是“浙江省立”时期;后一时期即从1943年秋季开始至1949年停办止,是改称“国立”时期。前期校址设在丽水,后迁泰顺司前乡;后期校址初设泰顺、云和,抗战胜利后从温州再迁金华。笔者曾在前期任职该校,对于当时情况略有所知。

这所学校是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根据教育厅长许绍棣的建议,并以主席黄绍竑的名义在省政府委员会上提案通过, 1939年暑假期设筹备处于浙南丽水县的三岩寺。曾经打算命名为浙江省立战时大学,据说是怕学生看到这“战时”二字,顾虑到平时不一定办,会影响毕业后出路而不愿前来报考,才定名为英士大学。

据许绍棣对人讲,创办这所大学的原因有三:①浙江省当时虽有旧杭、嘉、湖三府属的一部分县市为日寇所侵占,但大部分地区还是完好无缺,加以日寇占了浙西,即停滞不前,战局一时趋于稳定;而教育又是“百年大计”,未可长期停顿;②当时浙东各中学照常办理,浙西方面也设立几所临时中学,每年有相当数量的高中毕业生需要升入大学深造;③省内原有规模最大的浙江大学,在抗战初期已迁往江西泰和,省境内没有适当的高等学校可以容纳这么多的高中毕业生就近入学,所以有新办大学的必要。这些理由,当然是很冠冕堂皇的,实际上怕不一定这样简单。据社会一般人士的看法,主要有两个原由:①国统区有很多现象使人不满,青年学生更是向往陕北、苏南北等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退而言之,也希望去“大后方”,设立这个学校意在阻止青年奔向革命或进步;②设立这所学校可以为C C 系扩张派系势力,如取名“英士”,就是出于C C 系掌握的重庆教育部和陈果夫等人的授意,因为陈英士既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又是果夫、立夫的胞叔,以之命名,既可邀功献媚,又为C C 张目。而且陈果夫等人还曾提出过,为了纪念陈英士,该校战后的永久校址,最好设到他们的家乡湖州去。

这个学校从开始筹备时的筹备委员会到正式开办后的校务委员会,都是委员制,未设专任校长。主任委员一直是由许绍棣兼任的,其余委员大都是这三类人员:①浙江省政府的某些厅的主管人;②和省办的一些学校在教学、实习工作有比较密切联系的事业机关负责人;③专任的学校工作人员。这些委员是:阮毅成(民政厅长)、黄祖培(财政厅长)、伍廷飏(建设厅长〉、莫定森(农业改进所所长〉、赵曾珏(电话局局长)、黄祝民(铁工厂厂长〉、王佶(省立医药专科学校校长)、陈荩民(教授〉。

以上这些委员,除了像莫定森、赵曾珏、王佶因为一度兼任学校的农、工、医三学院院长,分负了一部分责任外,其余多是只兼名义,不负实际责任,平时对校务极少过问,学校事权大都集中在许绍棣一身。他把办学视同做官,学校仿佛衙门,教职员(尤其是职员〉等于下属。他们平时有所陈述或请求,概须采用书面“签呈”、“批复”等公文形式。许还把他的兄弟、妻舅、同学、同乡分派在学校各部门充当骨干,实行其家族式的统治。

3个学院院长由某些事业机关负责人兼任,原是初办战时大学时的一个计划,本来打算把学校有关院系〈科〉全跟着相关的事业机关走,机关迁到哪儿,就在哪儿解决师资、设备和实习等问题,不采用集中办校的方式。可是,后来情况变了,先是赵曾珏离浙,原兼的工学院院长职务,改由原任教务长的陈荩民调任。到了1942年日寇大流窜,学校西迁到泰顺司前乡开学,和这些事业机关因道远取不上联系,其余二院也分别由原来的一些系主任迁调为专任的院长,郑体华为农学院院长,郑万育为医学院院长。

学校本部则于校务委员会下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各由专任教员兼长,先后为:
教务长——陈荩民、朱重光、闻诗;
训导长——孙德中、邢文锋、韩士淑;
总务长——孙德中、许绪寰(暂代)、瞿渭。

学校的规模虽小,但各院之间界限很深,彼此争员额、争设备、争经费(三院中工学院要求较高,医学院也不甘落后,说他们院性质特殊,一院二系等于别院的三系以上)。教员私人也颇存意见,有一次在校务会议席上,医学院院长郑万育竟和教授许植方动起武来,被学生在墙报上称为“大闹天宫”。各处间也互相争攘,彼此倾轧,俨然似整个国民党内部斗争的一个缩影。

前期英大是一个“实科”大学,设农、工、医三学院,分系科如下:
农——农艺学系、畜牧兽医学系、农业经济学系,附设农业专修科。
工——土木工程学系、机电工程学系、应用化学系。
医——医学系、药学系。

这些院系(科)于1940年秋季开办,在省立时期一共招了3 期学生。此外,于1941 年秋又添了一班合作专修科; 1942 年春开过1 个大学先修班;同年秋又添了一班行政专修科。以上两个专修科,是以省政府委托办理的形式附设在该校的,由有关的机关〈合作事业管理处和民政厅)派人担任主任,科址也跟有关机关设在一处。

英士大学办成一个“实科”大学,也是根据陈果夫的旨意。原来陈果夫曾经在国民党中央提出提案,主张扩充理工科,限制文法科,表面看是出于国家建设需要,骨子里是因实科学生似有技术第一、埋头读书的倾向,而文法科学生一般比较关心政治,对现实敏感一点,怕难于应付(这当然是他的估计,实际也不尽然),所以就专招实科。

这所学校开办时校址设在丽水城内前省立处州中学的龙门岭旧址。到了1941年秋,添招了新生,校舍不够应用;加上从二年级以上有许多专业科目需要师资和设备,因此这儿称为校本部,专留一年级及先修班新生,二年级学生分院另迁;农学院去松阳与农改所一道;工学院在丽水城外三岩寺另建新校舍;医学院迁丽水城内囿山处州中学分部原址。到了1942 年初夏,日寇流窜浙南,学校从丽水、松阳移往云和、景宁,最后在泰顺司前乡租用民房,开了学,并添招了第三届新生,直到改为“国立”。

由于学校开办在战时,设备很是简陋。筹备期内曾由浙江地方银行经手在上海订购了一部分仪器药品之类。太平洋战事一起,据说仓库被日寇洗劫,浙沪航运中断,未得运入内地。图书也仅仅是些陈旧书刊,有些西文书刊借自省立图书馆。那时在重庆、桂林等地虽也同样受国民党的压迫,还有一批文化人在艰苦斗争,写出一些好书和编辑一些刊物。而在这所学校里连这些也成了稀见之物,自然更不能让进步的书刊和师生见面的。

抗战时期,环境恶劣,物价飞涨,在浙南山区生活更为艰苦。在“省立”时期,员工待遇一般比“国立”为差,自教授至工友无不为生活发愁,东借西凑、卖衣鬻物,很是普遍,也有少数人以“兼”设摊店弥补家庭开支。学生呢,有些来自敌占区或是从敌区随家南迁,经济情况也不大好。他们多数愿意考内地有名的国立大学,因考不上或路费难筹,或家庭限制,退而求其次,才跑入这所学校来;进了校,则往往对师资、设备等有所不满,所以情绪也是不很稳定的。

学校在教育工作方面,全是老一套的办法。农工学院大多是袭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陈词老调,医学院都是德日派的一路,学术研究更是无从谈起。笔者对这些并非专门,无法论列。所谓“训导”工作,全是中等学校所实行的那一套,对一年级要求尤其严格,还须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军训由军管区派来驻校教官负责。

学校里除了有学生会、级会及各学系的学会外,还有带有封建色彩的“同乡会”、“某校同学会”之类的团体。在党团活动方面,据我所知,有直接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领导的直属区党部,在1941 年以前由孙德中担任书记长,他是教“三民主义”的,并兼训导长,以后则由陈荩民担任书记长。各学院大都设有区分部,由各院的训导主任等兼搞这些工作。他们在学生中进行一些欺骗拉拢工作。像工学院有一个训育主任还出去充当了青年军某师的政治部主任。三青团那时正在建立,但三青团和国民党之间存在矛盾,许绍棣对它更为歧视,所以“省立”时期未见三青团成立。这里又是C C 系和黄埔系争夺青年之所。

关于革命进步的组织,依照当时情势是很可能有的,或许他们活动比较隐蔽,笔者尚无所知。只在“公文”中曾见有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转来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的“情报”,指名农专科学生方邦通为“共产党员”,不知是否事实?

学校由“省立”改为“国立”是教育部提出的。在校内宣传很久,员生也颇表欢迎,教职员大都是因为改了“国立”,待遇可以较“省立”高;学生则是图“国立”名义好听,毕业后出路少担忧,所以当改“国立”的消息一宣布,这年(1943年)暑期毕业的学生就要求用“国立”名义发毕业证书,拒绝接受那“省立”名义的证书。

改组的办法:农医两院再加上一个新设的法学院,改称国立英士大学,由教育部派来原任东南联大教授的杜佐周担任校长。杜是浙江东阳人,留美的教育学博士,曾署名于所谓“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十教授宣言,也是陈果夫、陈立夫所属意的人物。工学院划出独立,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仍由陈荩民担任院长。“北洋”是战前原有的一所学校,也是陈立夫就读过的母校,战后迁回到天津。所以,这所学校虽经改组,依然不出C C 系的掌握。

在改组过程中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杜佐周到校接事,许绍棣声称医学院的设备多是从省立医专借来的,医专仍在办理,需要收回自用,不肯移交给“国立”。双方僵持很久,几至反目,最后还是交还医专。

(原载《丽水文史资料》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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