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天妒英才 可怜“细腰”——史学天才张荫麟

张荫麟(1905-1942)
史学家。号素痴。广东东莞石龙镇人。l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浙江大学之聘,在天目山禅源寺为学生讲授史学,后随浙江大学几度西迁。1938年转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教学之外,兼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舆刊》主编。1940年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后,受聘为浙江大学教授。
1941年《国史纲要》第一辑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出版。同年4月,与张其昀等发起刊行《思想与时代》月刊,在该刊发表《宋史兵志补阙》、《北宋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等文,6月成立“思想与时代社”。着有《中国史纲》、《张荫麟文集》。
张荫麟是着名的历史学家,着有《中国史纲》等。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学堂,深受导师梁启超的器重,此后他在美国学习哲学、社会学等,回国后在清华任教。抗战时他赴浙大讲授史学,除了他擅长的“宋史”之外,他担任的课程还有“中国上古史”、“历史研究法”等,并写有许多优秀的学术论文。张荫麟是浙大宋史研究的开山之祖,期间他还与张其昀等发起和刊行了风行一时的《时代与思想》月刊。1942年10月,张荫麟因病在遵义逝世,他是当年浙大西迁病亡的着名学者之一。
“最不应遗忘的”
梁启超称道曾在他清华上课时向他问难的一年级某生为“天才”(吴宓则称其为“梁任公第二”);钱穆说他是“天才英发”;他在浙大时的挚友谢幼伟更发文详论其堪为天才之属,称“这不是天才,决不能有这样的成就”。他,就是从教于浙大的史学天才张荫麟,被称为“最不应遗忘的一人”。
张荫麟,字素痴,广东东莞人。他早年就读清华,国学受炙于王国维、梁启超,西学则从吴宓,不久即以史、学、才三才并美知名。当年所谓“文学院四才子”,说的就是张荫麟和钱钟书、吴晗、夏鼐四位同窗,或者尚有“三才俊”之说,那是他和贺麟、陈铨三位同窗了。后来他所交往的学人还有熊十力、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张先生早慧,又立志要作第一等人,这就是天才的脾气了。
对于学术问题,他目无余子,曾就梁任公、陈寅恪、顾颉刚、冯友兰、胡适、杨鸿烈、卫聚贤等时贤的着作发表评论,时人以为胆识不凡。其中最能作为“老清华”谈屑的就是一次梁任公授课,先从衣袋中取出一信,向听众打听何人系张荫麟,张应声而起,原来他向梁先生质问上课中的问题,梁当众答复之。那时,张荫麟不过18岁。
张荫麟早年失怙失恃,他为了供给学习和扶持弟妹就学,不得已时常靠投稿维持生计,即使这些短篇什文,也多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科技史等等,甚至“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二十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张荫麟在清华读书时已有《纳兰性德传》等作品,留学彼岸则汪洋恣肆,为学无涯,及归国,编纂有《中国史纲》。要知道,正如张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写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且不说此中甘苦,如王家范所估计:就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出版之前,已经有四十多部中国通史了,从那时到现在又有了多少呢?又能留下了多少呢?可是张先生这本书是留下来了。此书原本计划由张先生撰写两汉以前、吴晗撰写唐以后、千家驹负责近代、王芸生负责中日战争(当代),但结果只出了其“上古篇”(至东汉),即张先生所撰写的部分。虽是为高中所编教材,然其功力与学识并不稍减,用陈克艰的话说,是“写出历史的生理”的史书,而其取精用宏,别择精审,剪裁镕铸,莫不得宜,真是举重若轻,又文字简约,流畅粹美,字字珠玑,引人入胜,端不负其“使有井水处人人皆熟于史事”的初衷。此书之出,贺麟称之为“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内“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至于说到他的文字,有人说没有太炎先生的晦涩、任公先生的堆砌以及孤桐先生的生硬,是宜乎藏之名山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最早是战时浙大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1941年)的《中国史纲》,如果将之搁置于当时诸通史专家的着作之中,如吕思勉、邓之诚、陈恭禄、缪凤林、钱穆以及其后来周谷城、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白寿彝等等之中,依然毫不逊色。而张荫麟当年撰写这本普及性的历史读物,初衷就是钱穆曾慨然的“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此外,作为通才,张荫麟于通史之外,又专攻宋史、科技史、人口史等,他还非常明确:还要从哲学上得“超放之博观”和“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上“冀明人事之理法”。于是他兼考据和义理、汉学与宋学,既能有“理解的深入”,又能有“同情的洞察”,在他的视野中,不独古今,而且有了柏格森、罗素、怀特海、斯宾格勒之类矣。这是他不容易的地方,也是中国学者中难得的,足见他怀抱之广、之深。
书生风姿
正如钱穆所云:张荫麟“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已”。张先生不独书生意气,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的政治年代里,他和许多青年一样有着一腔热血,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如“五卅”时,清华学生会在邵飘萍《京报》上办《上海惨剧特刊》,领衔的就是张先生和马寅初、王造时、顾颉刚等几位,再如“一二·九”之际,张先生已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文科硕士归国并在母校任教,他不能袖手旁观,参加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发宣言,写文章,这就和他的老师吴宓不同,所以吴在日记中说:“此间一二优秀学生,如张荫麟、陈铨等,亦皆不愿习文史之学,而欲习所谓实际有用之学科,以从事于爱国运动,服务社会。”吴先生这个评语是有欠公正的(所以后来张、吴合办《学衡》,尽管也略有芥蒂,吴先生却看出张荫麟是“一不通世故之书生”,基于此,对他也就“向爱重之,常谋所以匡助护持之者”,也就是师生共同扞守中国文化传统的美意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不能不问政治的岁月里,应该是出入道、学两域的,书生论政,是执行他的天职。即使是张先生的名作《中国史纲》,这样一部学术性和教科书的着作,也“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这里面实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贺麟)。而在张先生短暂的生命中,我们曾经忽略了他不少的政论文章,如王芸生回忆,他曾在《大公报》、《国闻周报》等上发表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论非法捕捉学生》、《论修明政治的途径》等,有些甚至是让主持北方舆论的王先生因其“语旨切直”,为之“踌躇再四”才予以发表的。
“怀古伤今并一吁”
“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
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这是陈寅恪在张荫麟病逝后写的悼诗。
九儒十丐,千古伤心,在一个失去社会常态和人心定力的动荡岁月,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何况死去的张荫麟还堪称是天才呵!正是“自古才为累,天悭狷与狂”(朱自清:《挽张素痴》)、“才命难兼济,彭殇岂自由”(施蛰存挽诗),他的死引发了“气类惜惺惺”(钱钟书:《伤张荫麟》),陈寅恪痛心于张荫麟不能等闲看世变幻相,他不禁掷笔长叹,作惊呼衷肠之语,所谓感同身受,徒唤奈何!
张荫麟死在了浙江大学西迁时的贵州,正是不得其时而死,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鱼烂年代的一个缩影。
记得十余年前,一次偶然从同人处见到一本老浙大遗存下来的旧书,是一本史学理论书籍,似乎还是老“商务”所出,信手浏览,竟从书脊上的借书袋里落下一张借书卡,上面居然有张荫麟的签字。岁月倥偬,那书卡也只有张荫麟一人的签名而已,这有张荫麟签名的书卡,不是可以作为浙大的“文物”来看示吗?由张荫麟的签名,不由又想起他的怀才不遇。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1942年的深秋,在遵义,张荫麟贫困潦倒,也正合了当时久欲来浙大任教的吴宓的感慨:“英才早逝,殆成定例。”在遵义,浙大弦歌不辍,然而那背后,学者、学生、职员、工友是如何苦熬过来的?!“学衡派”的梅光迪(浙大文学院院长)、黄翼(心理学家),甚至竺可桢校长的爱妻和爱子不是都死在了西迁路上了么!
张荫麟死了,他还有许多尚未完稿的着作,对中国史学界来说,那是何等的损失!这位被视为中国历史学界“梁任公第二”的36岁的天才学人,抱憾离开了人世,他是因过于用功复饱受疾病折磨和精神痛苦之后撒手人寰的。“文章憎命达”,这不独诗人,也关乎史家。其实,当人们说张荫麟是“天才”时,已经隐隐约约有了不祥的信息:从来天才就是命奇的,张荫麟以天才之姿,虽然光风霁月,痴情专注,孤傲内向,睥睨一世,不通人情世故,一任性情,自然就不会容易适合于“适者生存”规则的社会中。
今天缅怀其人,想他从18岁起问难梁任公,一生广涉中西学问,立意“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从而建构其宏大的史学观,不想苍天无情,于是熊十力祈以“使天假之年,纵斯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乎”?钱穆推崇其“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种,学既博洽,又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以及陈寅恪等等之热望,尽付东流矣。“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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