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用生命研究生命科学——生物学家贝时璋

贝时璋(1903-)
细胞学家。浙江镇海人。1928年获德国图宾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至1950年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在丰年虫中间性的性转变过程中,观察到细胞重建现象;对鸡胚早期发育、小鼠造血系统(骨髓)、根瘤菌和沙眼衣原体进行了细胞重建的研究;特别是在丰年虫和鸡胚早期发育中,证明以卵黄颗粒为基础或细胞质为基地,重建为细胞,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并从卵黄颗粒中提取出染色质。他早年对线虫生活史、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再生、染色体结构和行为,甲壳动物色素细胞在不同温度和不同浓度眼柄激素影响下的活动情况,摇蚊幼虫变态过程中咽侧体和心侧体结构与功能变化以及五一节动物再生与自然分裂关系、不同温度下分裂与解体关系等进行了研究。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当我们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这位伟人遗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30多年了,毛主席的遗体依然保存完好。当年,曾经有一位科学家为妥善保存毛主席的遗体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他就是贝时璋——我国杰出的生物学家,我国现代生物学的早期教育家,我国实验生物学的先行者,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我国放射生物学的开拓者,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人。“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贝时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暖暖亲情——不忘父母教诲
1903年,贝时璋出生在浙江宁波乡下一个世代种地打鱼的家庭里。父母并没有多少高深的学问,却有着开明的思想,一心想将贝时璋培养成才。
母亲很疼爱贝时璋,但从不娇惯、溺爱他。母亲识字不多,却懂得让孩子从小要勤快,经常教贝时璋抹桌子、扫地、学织渔网。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男孩子不勤快,长大没本事赚饭吃,何况以后还要娶妻生子,成立家庭,不会劳动就不会生活。”最朴实的想法,却包含了生活的智慧。
听话的贝时璋把母亲的话牢牢记在心里。母亲用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小小的贝时璋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后来的事实证明,贝时璋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对日后的生活、工作起到很大的影响。
贝时璋小时候很老实,很少出自家的门,但是他却对一切充满了兴趣。祠堂门口石狮子嘴里的圆球为什么不会掉出来?没有拉纤人和船老大,这船怎么会动呢?没有灯油,灯怎么就能亮了呢?木头人怎么会自己转动?……这一切都开启了贝时璋心中的好奇与探索之门。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贝时璋小时候念过的李白的这首诗,引起了他对生命科学的最初兴趣。学习,为贝时璋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贝时璋刚开始读书时,既感到新鲜有趣,又觉得可以利用学到的知识,因而把看到和想到的,统统记下来。那时读书,有许多课文是要背诵的,许多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无疑强化了贝时璋对学习的兴趣。李白的“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清轻,上浮者为天,下沉者为地……”对贝时璋的影响颇深,他觉得很有哲理,认识到天地宇宙是自然开辟的,不是神造的。这是贝时璋对自然界生命最初的认识。
贝时璋能更广泛地接触到科学知识,开阔自己的知识视野,得益于父母明白事理、懂得送孩子读书开眼界长学问的见识。1915年,贝时璋12岁时,父亲把他送进当时在汉口德国人办的学校读书。这个学校不讲宗教,不问政治,只向学生教授理科方面的知识。贝时璋在这个学校学到了不少关于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和动植物方面的知识,还读到了一本E·菲舍尔着的有关蛋白质体的书,这是他对蛋白质体的生命意义的初步认识。
1921年秋,贝时璋在同济预科毕业,希望能出国留学,尽管家境贫困供养不起儿子留学,但开明的父母还是变卖家产,为儿子凑够了800元的费用。父母的坚决支持,使贝时璋得以踏上了探索生命的科学之旅。
父母对贝时璋的早年教育,影响了他的一生。晚年在回忆自己生活之路时,贝时璋对自己父母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自己是“把母亲为人,勤劳节俭、宽容厚道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志坚定,排除一切困难,奋斗终生”。
悠悠往事——难舍浙大情缘
贝时璋12岁随父亲外出求学,先在汉口的德华学校,后到上海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德文科读中学。1921年在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医预科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弗莱堡、慕尼黑和图宾根大学。1928年3月在图宾根大学毕业,并取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贝时璋留校任助教,在着名的实验生物学家J·W·哈姆斯(H arm s)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贝时璋在德国的八九年,受到德国传统的严格的生活规律和深刻的学术思想的熏陶,对他以后的科研生涯有很大的影响。
1929年秋,贝时璋从德国学成回国。1930年4月,他来到了杭州,来到了浙江大学,负责筹建浙江大学生物系,8月被聘为副教授。办系伊始,师资缺乏,贝时璋开出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等课程。
在德国学习、研究和任教期间的积累,为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工作细致,谦虚谨慎,治学严谨,条理清楚,多做少说,是一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学者和教授。他讲授的课程内容详实,条理清晰,配合讲解在黑板上绘出精美细致的图表以及能记得成百上千个骨头、神经肌肉和血管等的拉丁名称,使学生们惊叹不已。一堂课下来,同学们的笔记已成为很好的讲义了。由于贝时璋不仅对当时前沿的实验生物学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同时又具有坚实的传统生物学基础,因此他教学内容的一大特点是精辟、透彻、融会贯通。如在讲无脊椎动物学、脊椎动物学以及胚胎学等课程时,都是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从系统的、进化的观点来阐明问题,并将解剖、生理和发育等综合起来,给学生们以综合、比较和系统的概念。这种全面看问题的教学思想和方式,对学生们求知和思考问题起了积极的影响。他给研究生开设的课目,如实验形态学,往往将当时的研究趋向和问题作出论述和评价,不仅引起学生们探索自然的兴趣,也给他们从事科研工作以启蒙指导。
在教学的同时,贝时璋还进行科研。他进行科研时,对选题、选材以及问题的分析等有独到见解。早在1932年春,贝时璋在杭州郊区稻田采集到的丰年虫中,就偶然发现了细胞重建现象。当时他十分犹豫,因为过去传统的观点认为一切细胞来自细胞,现在有这样奇异的事例,该怎么办?如果公开发表,很可能被看作是对生物学的亵渎,是可笑的愚昧和狂妄。但对于客观存在的现象,则应以科学态度追根究底,揭示其真相。两年以后,即1934年春,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的一次讨论会上,贝时璋作了《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重建》的报告,也正是这篇文章奠定了他作为我国着名细胞生物学家的基础。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内地,生活和工作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贝时璋仍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探索,为浙大生物系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科研气氛。
整整20年,贝时璋在浙大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培养了众多学生,推进了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浙大,贝时璋度过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浙大是他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说起那里的老同事、老朋友,贝时璋如数家珍:“苏步青、谈家桢都是我几十年的老同事,可惜已有很多年没见了。”2002年浙大校友去看望贝老,临走时,贝老还嘱咐他们:“如果去上海的话,一定去看看苏老,他比我还年长一岁呢”。
贝时璋在浙江大学生物系辛勤耕耘20年。当他1950年调到中国科学院时,浙江大学生物系已闻名全国,这和贝时璋的贡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贝时璋的科学成就得到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注意,郭沫若对他寄予了厚望。此后两人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数十年不变。1972年,贝时璋等人到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四国访问时,郭沫若已八十高龄,但他还亲自接送,这令贝时璋十分不安又深为感动。回首往事,贝时璋对郭老充满了深厚的怀念之情:“一生坚持真理,诚挚坦白,关怀后学,乐于助人,他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振兴中华无私奉献的一生,我对他无限尊敬和景仰。”
滔滔大海——钟情于科学事业
“我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科学。”从1929年德国学成回国算起,贝时璋从事我国生物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有近80年的时间了。他是我国现代生物学的早期教育家和实验生物学的先行者,是我国生物物理学、放射生物学的开拓者、细胞重建学说的创始人。他犹如长江之水奔流不息,在70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为我国科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又如滔滔大海般,深沉厚实。他之所以能够在科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功,是因为他一生钟情于科学事业。
从上世纪20年代起,贝时璋就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的研究,对动物个体中细胞的常数、分裂,动物的再生以及性转变等生命活动规律,均作过多方面的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贝时璋在细胞学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提出细胞重建学说,对促进和发展细胞工艺和细胞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贝时璋一向关注国际科技动态,重视发展交叉学科。1963年10月,贝时璋在上海实验动物学专业学术讨论会上介绍“分子生物学”这个新领域,他详细论述了当时国际上分子水平的研究工作,并且认为:“实验动物学要是向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道路奋勇前进,那么发展速度可能会更快,对整个生物科学的理论和实践可能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贝时璋的这个想法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由此可见贝时璋在科学上的高瞻远瞩和预见性。
贝时璋同时注重对科学研究的总结工作,他先后担任过《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副主编,中国动物学会、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编委会主任。
贝时璋曾经说过:“只要你对科研工作有了深厚的感情,就会在生活中得到快乐和幸福。”可以想见,没有对科学的深厚感情,没有勇往直前的执着追求,贝时璋就不可能在科学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
随着苏步青、陈省身两位院士先后作古,今年104岁的贝时璋院士是祖国大陆目前惟一健在的、1948年即遴选为“中央研究院”的第一批院士,也是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贝时璋没有因为年事已高而停止工作。他仍然继续对他建立的“细胞重建学说”及其与之相关的重要生命科学课题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与研究。
贝时璋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很知足,对物质要求不高。虽然他年岁已老,但他喜爱和年轻人相处。他有一群合作非常愉快的年轻人,他们共同在一个课题上反复研究,相交甚欢。他认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必须依附群体生活,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贝老长寿的秘诀。
他勇于寻求真理、坚持真理,锲而不舍,默默工作,甘于寂寞,执着追求。
为了向传统观念挑战,一位百岁的着名生物学家仍然几十年如一日伏案操劳,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为整理细胞重建成果而不倦地继续奉献着。这是一幅多么令人震撼和振奋的美丽画卷呀!
由于他长期工作在科研第一线并取得卓越成就,德国图宾根大学又于1978年、1988年和2003年三次授予他博士学位;中国国家天文台命名第36015的小行星为“贝时璋星”。这是至高的荣誉,也是对贝时璋一生奋战在科研一线的褒奖。
贝时璋用生命诠释生命的本质,耄耋之年风范犹存,谱写了一首感人的生命赞歌!他把自己的工作、事业全部献给了共产主义,献给了社会主义祖国,也献给了全人类。
在文章结尾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祝愿贝时璋院士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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