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家学渊源 本于“求是”——历史学家陈乐素

陈乐素(1902-1990)
宋史专家。原名博。广东新会人。
1942年,担任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导师。1946年,随浙江大学从黔北迁回杭州。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6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78年重返杭州大学历史系筹建宋史研究室。他主要从事有关宋史的研究,在《三朝北盟会编》及其撰者徐梦莘的研究、宋代着名的私家目录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上,成就显着。同时,对《宋史·艺文志》进行了历时40余年的研究,贡献突出。其生平论着已汇编为《求是集》三册。
风云际会 浙大有荣
陈乐素(1902-1990),广东新会人,是史家学陈垣的儿子。陈垣是晚近中国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陈乐素家学渊源,也是着名的史学家,他曾在浙江大学工作过很长时间。
陈乐素早年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学成归国后投身北伐革命,曾任北伐军第5军政治部宣传员。大革命失败后,从政治舞台上退出,转而以学术报效祖国,在上海民众烟草公司任文书、《日本杂志》主编等,此后潜心研究宋史,成为一代宋史研究大家。
陈乐素于1942年冬应竺可桢校长的聘请,赴浙江大学任教。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浙大西迁已有数载。当时,在竺可桢和张其昀等主持之下,浙大利用自己立足于西南以及针对战时纷扰的形势,对外广揽人才,而当时浙大学术气氛浓郁,成果丰硕,已为世人所瞩目,于是,有许多着名学者都愿意到浙江大学来任教和从事研究。一些身处战争前线的学者,更是对浙大情有独钟,竺校长等也不失时机,向身陷香港的陈寅恪、陈乐素等发出聘书,诚恳邀请他们到地处西南的浙大来任教。
这是战争的年代,也是历史学家们重新记忆和感怀伟大的中国历史的绝佳年代。正如陈寅恪在为陈垣的名作《明季滇黔佛教考》,所撰的序言所云:“中国史学,莫盛于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地。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微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当年在浙大,先后有张荫麟和陈乐素讲授宋史,即所谓“浙大研究宋史的风气,张荫麟师倡于前、陈乐素师导于后,很多同学都亲受恩泽的”,而西南的浙大,地邻陪都,不啻“神州正朔之所在地”,而广西、贵州诸地,仿佛旧时历史上的“畿辅”,招揽天下英才济济一堂,成为浙大历史上最让人动心的一页。不久,史学巨子陈寅恪也表示愿意来浙江大学。可惜,他终因身体不能支撑(当时他已经眼盲),又因家累,滞留在广西桂林。不过,他却通过书信,不断向浙大同仁告知陈乐素一家的行踪。当时陈乐素一家启程赴浙大,途中也艰苦备尝,他的眷属颇多(成人及儿童共有七人),由柳州径往遵义,实在也是不易。迨陈乐素一行抵达遵义,当时教授浙大学生历史课的张荫麟已因病逝世,随由陈乐素继之在浙大讲坛主讲宋史,后来陈乐素还开设有唐史、日本史、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又兼任史地系史地研究所的导师。
登“堂”升“帐” 不忘“求是”
浙江大学的遵义本部,当时史地学系可谓教师阵容整齐——系主任张其昀教授是竺可桢的入室弟子,也是着名的史地学家,教师如历史学的顾毂宜(教授西洋通史、希腊罗马史、俄国史等)、陈乐素(教授唐史、宋史、日本史)、谭其骧(教授中国历史地理、中国通史)、李源澄(国史)、方豪(宗教史、中西交通史)、李絜非(教授史学方法、中国近代史)与陶元珍(教授明清史等)等,都是一时之选。当然,还有已经过世的天才学人张荫麟,以及“客座教授”钱穆和俞大纲、贺昌群、陈训慈、李思纯、黎子耀、苏叔岳、胡玉堂等;至于地学(地理、地质)方面,则有叶良辅、沙学浚、李春芬、王庸、任美锷、朱庭祜、涂长望、吕炯、卢鋈、李海晨、黄秉维、王维屏、么枕生、严德一、沈思屿、严钦尚、刘之远、郭晓岚、赵松乔诸,可谓群星浩瀚。至于陈乐素等的学生(研究生等),则有李埏(后云南大学教授)、徐规(浙江大学教授)、宋曦、程光裕(二人均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王省吾(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东方部主任)等承前启后的一批优秀弟子。
陈乐素指导弟子和学生,要求他们定期报告研究进度,他还会开列必读书籍的书目。他的父亲陈垣阅书极富,相传当年只有“杭州大儒”马一浮可堪与之匹敌,因而陈乐素也养成了“无书不读”的习惯,至于史学研究的一门功夫——史源学,正是陈家父子所熟稔的。于是,陈乐素在浙大,在学问的门径之外,于弟子以方法论的现身说法,即:“目录校勘之学是治史之基础学问,也是工具之学”,须认真阅读“正史艺文志、经籍志,《通志·艺文略》,《通考》经籍、金石、图谱、校雠考,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永榕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尤须精读”。
校勘学则拟以陈垣所撰《元典章校补释例》为范本,而陈乐素自己则于目录、版本、校勘、避讳学等,均极为精湛,所谓掌握史料、鉴辨真伪、论述史实,无不引证翔确,其所撰《徐梦莘考》、《三朝北盟会编考》等,就以网罗宏富、考订甚详着称。
当时,陈乐素在浙大开设有选修课“中国目录学史”和“史学方法”,以及“史学名着选读”、“宋史专题研究”、“避讳学”等。徐规曾回忆说:陈乐素教课极端认真负责,课前他写有详细讲稿,引文必仔细核对,标明出处,内容充实,富有新意,板书亦清晰有力;他讲课不仅给予学生以历史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传授如何收集、鉴别、考订史料以至组织材料写成文章的一系列治学方法;他对学生的论文和作业,总是细心阅读斟酌,并与学生商讨,从选题到写成初稿和最后定稿,要经过多次研讨和修改,真是呕心沥血。后来他的学生中不少人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与先生的辛勤栽培是分不开的。
抗战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陈乐素一家也搬至杭州岳王路石贯子巷11号。那时他的宅子里,时常有学生去请教,而陈乐素无不谆谆训诲,这不仅于学问,就是待人接物方面也予以潜移默化的教化。史学大家的陈家,继陈垣、陈乐素之后,其第三代传人还有陈智超等,后者也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陈乐素曾奉当时新政府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之命,参与接管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陈乐素出任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4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兼历史室主任,并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后被迫退休,回到杭州,期间仍专心治史,继续编着《宋史艺文志考证》。1978年之后,他出任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以及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等。
1979年,陈乐素赴广州任暨南大学教授,以迄其终。
陈乐素逝世后,他的遗稿先后结集出版有《求是集》第一、二、三各辑。所以取名为“求是”,正是陈乐素对当年浙江大学“求是”学风的一种缅怀和继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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