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抗害虫不畏艰辛 盼统一赤子情深——昆虫学家蔡邦华

“百年求是”丛书

蔡邦华(1902-1983)
昆虫学家。江苏溧阳人。1923年毕业于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1924年回国执教于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6年又赴日本攻读研究生,1932年至1952年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对于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关系的研究,创立了一套害虫预测预报制度;对于谷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的研究,解决了害虫猖獗长期争论的问题;关于五倍子的研究,为五倍子的人工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提出了松毛虫及白蚁的综合防治方案;进行了直翅目、鳞翅目等5个昆虫科目的分类学研究,发现了许多新属、新亚属、新种、新亚种。奠定了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基础。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蔡邦华是我国早期昆虫生态学学者之一,在实验生态学和农业昆虫生态学上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是我国昆虫生态学奠基人之一。
蔡邦华的父亲是前清秀才,这使蔡邦华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小学时,他跟兄长学习蚕体解剖,见到蚕体内部器官,引发极大兴趣。在南菁中学时,他在自修课桌里饲养芋青虫,观察其成长过程。博物老师见他对昆虫如此入迷,十分赞赏,鼓励他继续努力。在老师和兄长的影响下,他抱定了学习昆虫学的决心。
1920年蔡邦华中学毕业后,随兄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进修半年日语后,考入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在学习期间,他不仅注重基础课,而且还利用空闲时间学习鉴定昆虫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乡采得桑树害虫“白蚕”(蚕蟥),因在国内查不出学名,便带到日本四处求助。冈岛教授看到这个中国学生如此钻研,就主动为他查找参考书,指导查考方法,不久蔡邦华找到了确切的学名。对昆虫学的兴趣与热爱为他日后在实验生态和农业昆虫生态学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入浙大 难解求是情缘
1924年,蔡邦华从日本高等农林学校毕业,当时的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士钊电邀他回国任该校生物系教授,22岁的蔡邦华成为当时该校最年轻的教授。为了更好地学习昆虫学的知识,1926年他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并在镝木外歧雄等专家的帮助下,对竹蝗做了详细的研究,写出《中国蝗科三新种》等论文。
1928年,蔡邦华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应浙江省昆虫局邹树文局长之邀,在该局任高级技师。随后,蔡邦华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开始了与浙大的一段难舍的情缘。1930年,浙江大学将他派送到德国进修,开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并在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他借此机会对欧洲9国进行了旅行考察。随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跟随森林昆虫学家爱雪立希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1932年,蔡邦华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
1936年,蔡邦华学成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当时蔡邦华对国民政府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十分不满,与几十位农学院教授愤然离校,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从事螟虫生态和防治的研究,发表专着和论文十余篇。其中《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被当时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本。1937年回到杭州,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
1938年后,蔡邦华重返浙江大学任教。这是蔡邦华第三次进入浙大。
1940年开始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先后长达13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条件极其艰苦,学校几经搬迁。蔡邦华除了忙于搬迁和教学外,还争取一切时机就地开展科研工作,进行了不少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出版了《病虫知识》期刊,为中国的害虫防治及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大学从贵州省的湄潭县迁回杭州。蔡邦华受当局派遣,赴台湾参加接收台湾大学的工作。不久又回到浙江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47年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受到军警围攻。蔡邦华不顾个人安危,于1948年1月亲赴南京,向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歹徒破坏,搞得无法生活,无法教学的恶劣事实,并代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向教育部请示善后。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国民党当局派出要员前往杭州督促,使学校暂解危急。他这种声张正义,敢于面对逆境,赴汤蹈火的高尚情操,深受后人敬仰。
杭州解放后,由于竺可桢校长离校在外,蔡邦华被推任为学校校委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其后作为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推任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十五名代表之一,光荣地出席了开国大典。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他奉命调任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副所长,1962年动物所与昆虫所合并,蔡邦华任研究员、副所长。
蔡邦华一生重视科学教育事业,先后执教达三十年之久,可谓桃李满天下,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人才。前后四次进入浙江大学,在浙大的时间是蔡邦华在学术上的造诣迅速提升的时期。蔡邦华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先后发表了140篇论文和专着,尤其在森林昆虫学方面硕果累累。蔡先生的专着《昆虫分类学》(上、中、下册)是我国最早自编的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参考书,被国内高等院校长期采用。
不辞辛劳 致力于昆虫学研究
蔡邦华既是一位可敬的教育家,也是一位着名的科学家。在近60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昆虫学多方面的研究,做出了巨大成绩。他是我国昆虫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在昆虫分类学上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9年,蔡邦华开始从事螟虫生态学的研究。1930年在德国进修期间,他以谷象发育与温湿度关系为题开展了实验生态学的研究。在错综复杂的组合里,证明谷象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三个最佳结果,即寿命最长、发育最快和繁殖最多,并最终确认繁殖最多是真正促使害虫“猖獗”的主要因素。他得出的这一结论,使长期争论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并引起国际生态学界的高等重视,美国昆虫学家曾详细加以介绍。此后,蔡邦华又研究了螟虫、蝗虫、松毛虫等昆虫生态学,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蔡邦华同时又是我国最早从事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直翅目、鳞翅目、鞘翅目和等翅目等多个科目的研究上,都有突出贡献。为我国昆虫分类增添了新属、新亚属、新种团、新种和新亚种共达150个以上,并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昆虫分类学》专着。他早年对螟虫、蝗虫分类做了许多工作,发表了《螟蛾类概说》、《中国蝗科新种报导》等论文。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同翅目中五倍子蚜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经过几年的调查,不仅查明了不同五倍子和不同倍蚜的关系,并进一步研究了各种倍蚜的形态特征及其中间宿主,为人工培养五倍子探索了一条途径。这项工作曾由英国李约瑟博士推荐发表于伦敦《昆虫学报》上。20世纪50年代,他又对鳞翅目中的松毛虫做了大量工作,查明我国松毛虫类共有78个种和亚种,其中隶属于7个属,同时发现了20多个新种、新亚种,其中为害严重的有6种,即马尾松毛虫、赤松毛虫、落叶松毛虫、油松毛虫、思茅松毛虫和云南松毛虫等。
在分类学研究上,他强调各个科目要有各个科目的典型代表,特别是要列出与经济有关的种类或中国特有的种类。因此,他编着的《昆虫分类学》受到人们的赞誉。
20世纪60年代蔡邦华研究的重点是白蚁。他从发掘我国民间防治白蚁经验开始,对我国各省的百余种白蚁的不同生活习性进行了调查。曾先后发表了《中国南部的白蚁新种》、《中国白蚁分类和区系问题》等数十篇论文,编写了《中国白蚁》和主编了《白蚁志》。在我国已知的百余种白蚁中,近半数以上是蔡邦华等定的新种。除此之外,小蠹分类的研究也是他工作的重点,在我国已知的500多种小蠹中,有100种是蔡邦华等定的新种。
蔡邦华对昆虫学研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不辞辛劳的积极探索和倡导下,中国的昆虫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并且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到这一有意义的工作中来,为我国的昆虫研究及害虫防治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害虫“作对” 积极倡导害虫的综合防治
1962年,美国着名的女生态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了一部有关环境科学的着作——《寂静的春天》,她严正指出防治害虫必须要在保持各种生物互相平衡的基础上进行。过去由于滥用化学农药,人们在杀死害虫的同时,无意中也破坏了生物间的平衡,由此导致了更加严重的虫害。害虫对于农药产生了愈来愈大的抗性,而天敌都被消灭了,因此害虫就会失去控制而大量发生,危害也就更加严重了。而且滥用化学农药会造成环境污染,损害人的健康,对于社会影响也很大。
这一观点引起了全球对害虫防治的新认识。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就有人注意到了害虫的综合防治问题,他就是蔡邦华。他在多年的昆虫生态学、昆虫分类学的研究中,在蝗虫、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的关系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创建了一套害虫测报制度。关于蝗虫生态学的研究,他发表了专门论文,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前苏联着名蝗虫专家贝·比恩科认为蔡邦华的这些工作很有实际意义,曾多次在自己的着作中引用他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蔡邦华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松毛虫发生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自然的条件下,才能正确地探明害虫的发生规律,并且要求用综合的方法来分析害虫发生的环境条件。他根据松毛虫数量变动,提出松毛虫发生有一个虫源带。经过长期的野外观察,于1960年正式提出松毛虫的发生基地,并提出了“由于向阳山坳的山地生物群落极为贫瘠,因而这种地带容易促使松毛虫大量发生”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后来在山东昆仑山、牙山、崂山各林区调查松毛虫发生情况时得到了进一步证实。他先后发表了《关于防治松毛虫的研究》、《马尾松毛虫的发生与寄主植物受害程度的关系的初步观察》、《中国松毛虫研究和防治现状》等10余篇具有现实指导和实践意义的论文。
他结合松毛虫研究,明确指出过去我国防治松毛虫时长期过度使用农药“六六六”存在的严重问题。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谈谈农林害虫防治途径问题”的报告,指出因不适当地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不但大大破坏了生物群落的关系,同时还会引起害虫大发生的机会,而且对于人或高等动物的生命和健康产生影响。他呼吁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控制使用化学农药,严防滥用化学农药,制止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发挥生物的潜能,促进自然界的自控能力,即利用农业措施,利用天敌进行害虫治理,发挥生物群落学、遗传学、生态学、生物化学等生物因子的作用,综合治理的方法。他这一倡议得到了充分的重视。首先林业部根据蔡邦华的意见,下达指示,通知各有关林业系统,在防治森林害虫时应以综合治理为基础。与此同时,蔡邦华亲自带领助手在安徽滁县、皇甫山等地,探索马尾松毛虫综合治理的途径,采用营造混交林、改造纯松林林相,强调自然状态下的天敌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蔡邦华对祖国怀有强烈的感情,在用自己的学识奉献国家、服务人民的同时,热切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的统一。1983年他病重住院,当听到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愿与国民党再次合作,以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时,心情十分激动,让家人寻找在台湾亲友的地址,并亲自写信呼吁,渴望早日实现两岸统一大业。
1983年8月8日,蔡邦华不幸逝世。蔡老没能看到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但是老一辈科学家的赤子之心,值得我们永远的怀念与追思,并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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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有几处需修正:1)1924年回国执教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应为1924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农业大学。2)1924年,蔡邦华从日本高等农林学校毕业,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章士钊电邀他回国任该校生物系教授,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农业大学。3)1936年,蔡邦华学成回国,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应为1933年。4)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浙江大学从贵州省的湄潭县迁回杭州。蔡邦华受当局派遣,赴台湾参加接收台湾大学的工作。最后一句应该为赴台湾参加接收台北帝国大学,任国立台湾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以上建议修改内容请参见浙江大学出版社《蔡邦华院士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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