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风高响劲松”——“学衡派”代表郭斌龢

郭斌龢(1900-1987)
语言文学家。字洽周。江苏江阴(今张家港)人。1937年8月应聘任浙江大学教授。1938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成立,郭斌龢兼任两系主任,后又任外文系主任。他少承家学,接受过良好的国学教育,后又深研西方文学、哲学,精通古希腊、拉丁及英法诸国语文,是“学衡派”的主要力量。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他继续发扬“学衡”的文化精神,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和《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中阐述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在教学中多采用比较的方法。
主要译着有《柏拉图五大对话集》、柏拉图《理想国》(与张竹明合译)等。
学贯中西的“白璧德弟子”和“柳门弟子”
提到郭斌龢,恐怕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了。可是,对于历史上浙江大学的发展,尤其是浙江大学文科的发展,他却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
郭斌龢(1900-1987),字洽周,江苏江阴人。少承家学,诵读诗书。他早年先后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香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在美国学习期间,他曾亲炙于“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此后,郭斌龢又游学于英国牛津大学。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有一个被称为“柳门”的学派,也就是文史大家柳诒徵开创的学派,郭斌龢即是“柳门”弟子之一。完善的、中西合璧式的教育融会了新知和旧学的知识领域,使得郭斌龢的学术成就不同凡响。
然而,在当时的国内,“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成为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以及教育界的主潮,鲁迅、胡适等引领风气——高校、报刊、社团……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孕育、熏陶下以不可抵挡的势头向前迈进。但“君子和而不同”,当时国内以文化保守主义着称的“学衡派”,却显示出另一种姿态——留学美国的梅光迪、师出白璧德的吴宓,以及郭斌龢等,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认同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精神,试图对“现代化”的世界潮流进行纠偏——所谓过犹不及,科学也好,民主也好,一旦逾出其底线,就会变成所谓“泛科学主义”以及“大众民主”,这却未始不是人类的灾难。那么,返回头来看,人类东西方古典的精神和文化、人类历史上赓续下来的那些传统文化的菁华,不是大可发扬而光大之么?
这,就是“学衡派”以及郭斌龢他们当年的主张。不过,显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弱势的声音了。
移师浙大
郭斌龢学成回国后,不久即成为“学衡派”的一员干将。此前,他曾相继在香港育才中学、南京第一中学任教;及留学归来,先后执教于东北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
1937年8月,就在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之前,郭斌龢应聘到浙江大学任教。
随即抗日战争爆发,浙大西迁,在贵州遵义的湄潭,郭斌龢临危受命,出任浙大文理学院(两年后文理学院又分为文学院、理学院)中文系主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后来他还一度担任过外文系主任。
郭斌龢之所以会来浙大,与竺可桢的文化思想和办学宗旨不无关系。
当时的浙江大学,在竺校长海纳百川的气魄之下,曾容纳了许多不同学派的知名学者,其中如梅光迪、张其昀、王焕镳、郭斌龢、张荫麟、缪钺等,都曾是“学衡派”的成员,也有许多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即此前的“南高”)的故旧。
因此,郭斌龢赴浙大,以及由他主持浙大的中文系、外文系,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郭斌龢办学的思路,正是贯彻了“学衡派”的一贯思想主张,如郭斌龢所作的《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的报告,其中系统阐述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具体方针,就与他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所体现出来的大学理念相一致。至于教学,郭斌龢自己则在中文系、国文系开设有“文学批评”的课程,并引入了当时还是十分新鲜的“比较文学”的概念。在讲课中,他还将刘勰的《文心雕龙》与法国古典诗人和批评家圣伯甫的文论相互比较,进行通讲,成为“比较文学”的一个范本。在外文系,他则开设有希腊文和拉丁文课,以此让学生知道西洋文学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和渊源所在。
此外,为了响应竺可桢校长关于大学的主要功能在于研究的办学理念,当时浙大的文科在战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由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创办有两个学术刊物——《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和《国立浙江大学师范学院院刊》。郭斌龢则是前者的主编,以及后者的编委。这两本刊物在战时的后方都曾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在遵义时,浙大的文科学者们又编辑出版了一本影响整个大后方学术的刊物——《思想与时代》,而郭斌龢也是其主要的编辑和编务之一。
至于说到郭斌龢的学术成就,我们知道,在浙江大学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一直有一个传统——所谓“言必称希腊”,这有郭斌龢,有张荫麟,有严群,以及后来的陈村富等。而早在郭斌龢毕业于香港大学时,当时该校校长沃姆告诫他:“中国白话文源于古文,西方文化也由希腊、罗马文化而来。学会英语并非难事,但要精通西学,则必须学习拉丁、希腊语文,才能寻根溯源、融会贯通。”
于是,他发奋学习中西古文,从源头掌握两种不同的文化的语言,所谓“两脚踏中西文化”,绝非虚语。后来郭斌龢熟谙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并曾在《学衡》发表有许多关于希腊历史和柏拉图的着作,后来泽惠学界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理想国》(与张竹明合译),也出自他的译笔。
1946年9月,郭斌龢离开浙江大学,回到了他的母校——南京中央大学。
此后,他一直在南京大学(其前身即是中央大学)任教。
诠释校歌
现在,浙江大学又在开始温习当年由马一浮作词的校歌了。可以说,当年这首校歌,融入了竺可桢校长以及众多浙大师长对浙江大学的理想和抱负。
郭斌龢则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尤其致力于发掘现代大学的理念,这是他和他们这一辈师长给予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
郭斌龢在《浙江大学校歌释义》中指出:大学应是“百川汇海”、“兼收并蓄,包罗万有”的,它与蔡元培在北大办学的宗旨“思想自由,兼容并蓄”如出一辙,可见,对于现代大学的理念,“新青年派”也好,“学衡派”也好,都是相去不远的。
郭斌龢还以为:大学的最高目的,乃是“求是”、“求真”。所谓“惟其求真,故能日新”;“大学教育当自始至终,以学术文化为依归,力求学生思想之深刻,识解之明通”。这又与竺校长的“求是”办学宗旨紧密相联。
郭斌龢还诠释说:“本校有文、理、工、农、师范五学院,非文即质,质即理也。大学中虽设五院,而为一整体,彼此息息相关,实不易自分畛域。大学与专科不同之处,即在每一学生,有自动之能力,系统之知识,融会贯通,知所先后,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资质本美,复经数载陶冶,如玉之受琢,如金之在熔焉。同人于野亨,言大学教育,应养成一种宽大之胸襟,廓然无垠,有如旷野,而不当局促于一宗一派之私,自生町畦。本校所负之使命,即我国文化对于世界所当负之使命也”。总之,大学如何区别于专科的“学院”、大学培养什么人才、大学的灵魂和精神是什么,等等,郭斌龢体会和解释得都十分到位。
至于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恰好又与郭斌龢曾所在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真”不谋而合,对此,他和竺可桢等都有十分深刻的体认。至于具体到了中文系,郭斌龢在《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草案》中明确指出:大学课程,各校不同;而中国文学系尤无准的。或尚考核(据),或崇词章,或以文字、声韵为宗,或以目录、校勘为重。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一偏之弊,殆弗能免。
昔姚姬传谓: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必以义理为主,然后考据有所附,词章有所归。世以为通论。而学问之要,尤在致用。本学术发为事功,先润身而后及物。所得内圣外王之道,乃中国文化之精髓。旷观史册,凡足为中国文化之典型人物者,莫不修养深厚,华实兼茂,而非畸形之成就。
故中国文学系课程,不可偏重一端,必求多方面之发展。使承学之士,深明吾国文化之本原,学术之精义。考据之功,足以助其研讨;词章之美,可以发其情思;又须旁通西文,研治欧西之哲学、文艺,为他山攻错之助。庶几识见闳通,志节高卓。不笃旧以自封,不骛新而忘本。法前修之善,而自发新知;存中国之长,而兼明西学。治考据能有通识,美文采不病浮华。治事教人,明体达用。为能改善社会,转移风气之人材,是则最高之祈向已。
这就是当年浙大中文系的办学宗旨,可谓标高绝响、陈义甚高。
郭斌龢还对这一宗旨做了具体的解释,他说:考据、义理、词章三者,实乃为学之于科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互结合。居今日而论学,须本姚氏之言而申之,不可滞于迹象。故所谓义理者,非徒宋儒之言心性也;所谓考据者,非仅清人之名物训诂也;所谓词章者,亦非但谓某宗某派之诗文也。
凡为学之功,必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此即考据之功也。考证有得,须卓识以贯之。因小见大,观其会通,此即义理之用也。而发之于外,又必清畅达意,委析入情,此即词章之美也。考据赖乎学,义理存乎识,而词章本乎才。孔子之修《春秋》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事则考据也,其文则词章也,其义则义理也。非三者相辅,不足以成学。明乎此意,庶可免拘牵之见,偏曲之争矣。
可以这样说,正是因有了如此明确和超越性的办学、治学纲领和宗旨,当年的浙大中文系等才会出现了一批不俗的师生,如梅光迪、王焕镳、邵祖平、钱基博、刘永济、缪钺、孙大雨、黎子耀、祝廉先、张志岳、陈逵、田德望、郑奠、郦承铨、夏定域、李絜非、萧璋、夏承焘以及刘操南、琦君、胡品清等。这也让我们在今天遥想不已:那个果实累累的日子,还会来么?
民国学界的“郭林宗”
笔者研究民国学人,对郭斌龢曾深致意焉,然而苦于史料的阙如,更不曾目睹其人之光彩。后来三联书店出版《吴宓日记》,得知其人事迹颇丰,又得以寓目当年英国牛津大学的郭斌龢、吴宓、刘咸、费福熊(即费巩)四人的照片,算是一个心愿的了结。
在我们固有的思维中,彼辈“旧式学人”,恐怕是一群不知世事的冬烘先生。其实,他们却是讲究气节、绝不苟且的一批可敬的师长。那还是抗战的后期,长年的战争已让社会的腐败呈现出来,民生凋敝,而当局依然文恬武嬉,倒是这一批穷愁潦倒的学究忧患天下,情不能已。有一次,郭斌龢和缪钺谈及时局,不禁又纵论史事,其谓:“东汉桓、灵之间,虽主荒政谬,朝纲日凌,而士节弥励,清议犹存,激浊扬清,伸张正论。故顾亭林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缪钺当下作诗云:“士气东京美,千秋未可逢。末流方混浊,卓节独从容。霜降余枯草,风高响劲松。一绳维大树,愿勖郭林宗。”
“郭林宗”,正是汉代士子的楷模,显然,诗词大家的缪钺对郭斌龢有着相当的寄望。而在当时,正如杜甫所云:“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彼时的郭斌龢虽然穷得靠借贷度日,却还在那里一味讲究“士节”,算得上是“风高响劲松”矣。有时,他与学生谈话,也以此为标榜,并提到在湄潭教课的老教授祝文白(廉先),他说:“祝先生是求是书院的老前辈,他和陈布雷是同学,两人很要好,但他却从来不想做官,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些话,实在也是郭斌龢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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