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盖世文章史册封”——文史专家王焕镳

王焕镳(1900-1982)
文史学家。字驾吾。江苏南通人。
1936年应聘至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挈家随浙江大学西迁,1942年升为教授。1949年任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中文系教授,此后历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1978年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1981年改任中文系名誉主任。他是我国着名的古代文史方面研究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其治学重点放在先秦文学方面。主要着作有《先秦寓言研究》、《韩非子选》、《墨子校释商兑》、《墨子集诂》、《墨子校释》《晏子春秋校释商兑》等,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先秦文学”条目。
“柳门弟子”
翻阅老浙大的校史,会时常读到“王焕镳”这个名字。王焕镳出生于江苏的一个书香世家,1920年,他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在这里,他得到了系统的传统文史的训练,并深受王伯沆、柳诒徵两位名师的熏陶。1924年,王焕镳毕业于东南大学(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而来),此后曾先后担任扬州中学、南京中学的国文教师。1927年,他回到母校东南大学(时称“第四中山大学”),担任助教。
1929年,王焕镳又受聘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这是当时中国非常着名的以收藏“国学”为主的一家专业图书馆,在柳诒徵的主持下,曾编辑出版过不少典籍。王焕镳在这里曾主持编目工作,即将馆藏的古今图书23万余卷,上自善本古籍,下至当代图书报刊,综合旧学新知,分为经、史、子、集及方志、舆图、丛书共7大部85类,一一为之归类列目,并详考作者生平、审核版刻卷数及年月等,是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藏书总目》(共34册),费时7年而竣事,当时被推为中国目录学历史上的一项创举。期间,王焕镳亦得以博观约取,增益学识,编撰了《明孝陵志》、《首都志》(即《南京志》)、《中国文学批评论文集》、《明遗民万履庵先生年谱》、《万季野先生年谱》、《曾南丰年谱》等。
在东南大学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时期,王焕镳奠定了他着名文史学家、图书馆学家的坚实地位。
浙大讲学
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后,聘请王焕镳来浙江大学任教。又不久,抗日战争爆发,王焕镳携家随浙大西迁,此后二三年间,辗转数千里,最后到达贵州遵义。在遵义,王焕镳的寓所在晚清贵州名儒郑珍的故宅附近,郑珍曾自署其书斋为“巢经巢”,因此,王焕镳也把自己的书斋题为“因巢轩”,以寄托他的旅寓之情。
当时王焕镳在浙大教授“唐宋文”,他曾是国学大师王伯沆、柳诒徵、范肯堂诸先生的弟子,在学派上可称是得到了“桐城派”的真传。因此,王焕镳的古文写得非常“正统”,教课也十分精彩,每逢授课,必要朗读古文,所谓声震屋瓦、抑扬顿挫,很能把文章的神韵传达出来。当时浙大中文系的人数并不多,但每当他讲授“唐宋文”时,往往听者甚众,甚至教室窗外也围满了人。王焕镳还为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开了一门“春秋三传”的课,到四年级,又开了一门“三玄(即老、庄、周易)”的选修课。这些课程,由于他都能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所以都很成功。
当然,王焕镳也不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冬烘先生。当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越来越引起国人的愤懑,王焕镳对此在论文或讲课中屡有讥评,其所作诗文亦多抒发爱国忧时的情思,其中最足以代表其政治态度和思想的是1945年发表在《思想与时代》上的一篇《春秋攘夷说》。这篇论文,根据“公羊家”、“夷夏之辨”的论点,参照宋儒胡安国“复仇雪耻”的阐述,贯穿儒家经典,发挥《春秋》大义,借古讽今,措辞深微,是一篇针对现实问题的学术代表作。
与费巩的友谊
王焕镳在浙大,与许多浙大同仁结成了浓厚友谊,费巩是其中典型的一位。
费巩在担任浙大训导长前后,也曾得到了王焕镳等的大力支持。后来费巩获得了一年休假,想利用假期去重庆讲学,当时王焕镳劝他不要去,但费巩仍然执意要去。此后,王焕镳便为费巩的安危担心。
费巩在重庆失踪之后,王焕镳曾代表浙大全体教授上书给蒋介石,要求全力调查此案。这篇呼吁书,据理申辩,辞婉而义严,文章开头以称颂蒋介石的抗日功德和豁达大度为引子,再以费巩正直忠清而无辜失踪予以讥讽,并以呼冤为正文,全文将虚文的“颂德”与正文的“呼冤”结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此后,王焕镳又投入到寻找费巩和为费巩鸣冤的活动中,当时他还给陈布雷的弟弟、也是浙大同仁的陈训慈写了一封信,希望他通过陈布雷搞清楚“费巩案”。
后来当费巩遇难的消息传来后,王焕镳又挥泪写了《悼亡友故浙江大学教授费巩烈士文》。此后,王焕镳经常缅怀费巩,是当年与费巩最为亲近的一位当事人。
在“文革”期间,当时的“红卫兵”命令他“交待”与费巩的交往经过,王焕镳实事求是,又撰写了一篇珍贵的回忆,这也是现在研究费巩的一篇重要史料。
他回忆说:“费巩是我在浙大最相契的朋友。在天目山时经常晤谈,以为可交,尚未深识其人。到遵义后,每开校务会,他侃侃而谈,总是站在学生一边,心异之,以为不平凡。他讲的功课,我记得的,有‘中国政治史’、‘隋唐官制’等。其人嫉恶如仇,敢于直言,深恶蒋匪帮的政治腐败,在课堂中讲学时也毫无顾忌,因此深为反动派所仇视,而进步青年则趋之如鹜。”“费巩在职,推行导师制;除智育外,很注意同学德育体育;关心同学生活,每日定时接见同学,谈话很扼要,时间有限制,不集中在少数人,使多数同学有和他接谈的机会。学生视之几如慈母,浙大办学以来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训导长。(在遵义)他住在石家堡,我住在大悲阁,相距约二里强。两人隔两三天要会面一次,多在夜饭后,会面时不作空谈。我为他讲《易经》,几乎讲完一部,他作有笔记,裒然成册。我向他学太极拳。两人相交,兄弟不过。”
笔底英魂
王焕镳是浙江大学的一位耆宿,文笔又古朴典雅,于是,他经常代表浙大撰写一些公文和各类文章,如《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等都出自其笔下。因此,他的许多文字成为校史的文献而载入史册了。比如,浙大西迁过程中,最悲惨的,莫过于包括校长竺可桢的妻儿以及多位教授的捐躯。前者,《竺可桢日记》1938年7月21日记有:“下午八点,衡儿在泰和逝世。”8月3日又记有:“侠(即竺可桢夫人张侠魂女士)于上午逝世,悲哉。”8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王驾吾代拟挽联:‘惨兮,子遽离世!同甘共苦已廿年,相期以大义,奈一朝永诀,雪馆云峰,情何以堪!呜呼!何负昊天?大哭仲儿才十日,又遭此奇灾,纵再度重逢,落花流水,渺不可期。’”10日,竺可桢在日记又写道:是日葬礼,“由郑晓沧主祭,王驾吾读祭文。仅晓沧致词,余概略去,因余不愿多所铺陈。”此外,竺可桢的母亲去世后,王焕镳还代表浙江大学全体教职员写了一篇《公祭竺母张夫人文》。
梅光迪是浙大文学院的院长,王焕镳曾为其撰有《梅迪生先生文录序》,他们都曾在东南大学任教,也都认同“学衡派”的文化主张,而梅光迪更是与吴宓并称,是曾经留学美国、亲灸于白璧德,又通晓中西文化的两位着名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帜。在这篇序言中,王焕镳称道梅光迪的学识,表彰他勇于坚持己见,不随俗婀娜的精神。另一位病逝在西迁途中的浙大学者,则是被誉为史学天才的张荫麟。张荫麟逝世后,王焕镳代表竺可桢悼挽张荫麟:
人琴虽杳,存者言辞,四海尽知习凿齿;
涕泪何多,发乎忠爱,千秋应哭陈龙川。
他还自己悼挽张荫麟先生曰:
侧身四顾,凄绝平生,直道每怀挥麈论;
热血一腔,痛陈治乱,横流欲作斩蛟人。
此后,他还撰写了《张君荫麟传》,称其“精于史学,富于才华,好论时政,意气岸然”。这篇传记还追述了张荫麟的史学思想和精义,以及他的政论要旨,是一篇全面认识张荫麟的传记杰作,现在许多翻印张荫麟遗作的书籍都收录了这篇传记。
当年的浙大教务长兼物理学家张绍忠积劳成疾去世后,王焕镳撰写了《国立浙江大学教务长张绍忠传》,这篇传记,用简略的文字勾勒出一位20余年夙夜为校、又督课甚严的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和教务长的轮廓。“浙大当年优良的学风所以能维系不堕,实多赖其力”。王焕镳的这篇传记,也代表了许多浙大同人对张绍忠的追思和缅怀。
通过王焕镳的笔底,让今天的浙大后学认识了真实的老浙大和浙大人。
晚年余香
抗战胜利后,王焕镳随浙大迁回杭州,继续任教。到了1949年鼎革之际,王焕镳被调往之江大学任教,当时熊十力颇为之惋惜。此后1952年2月,全国高等院校实行调整,先是浙大文学院等合并建立了浙江师范学院,至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又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并定名为杭州大学。王焕镳于是在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时间长达30年之久。
在杭州大学,王焕镳曾任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杭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领导馆员编目有《杭州大学馆藏善本书目》、《历代名人年谱集目》等)。
1978年,王焕镳任中文系主任,至1981年改任名誉主任。这一期间,王焕镳治学的重点放在了周秦诸子,他陆续撰写了《先秦寓言研究》、《韩非子选注》、《老子韵读》、《墨子集诂》、《墨子校释商兑》、《墨子校释》、《晏子春秋校释商兑》以及《因巢轩诗文录存》等着作,并成为继清代孙诒让之后的“墨学”专家。即使是在“文革”的浩劫之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埋首于着述,除了校释典籍之外,还负责主编过《大百科全书》中的先秦文学等条目。
王焕镳一生服务于文教界,桃李满园,着书多达20余部500余万字。他还于1961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研究员,1977年出任浙江省政协常委,1982年出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
1982年12月,王焕镳病逝于杭州。当时浙江大学校友、着名教育家和数学家苏步青为其撰写了挽诗,其曰:
传来噩耗哭秋风,赴召瑶台原是空。
建德卜邻离乱里,莫干观瀑畅谈中。
毕生事业教鞭在,盖世文章史册封。
留得后贤为四化,可怜无计报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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