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一位为浙大献出生命的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

张绍忠(1896-1947)
嘉兴人。物理学家。1915年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1920年留学美国7年,先后入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并师从1946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勃利奇曼教授主攻高压物理。
1927年回国,任厦门大学物理系教授。
翌年,经蔡元培推荐到浙江大学创办物理系,任系主任、教授,不久又兼任文理学院副院长,为浙江大学物理系奠基人。
1935年因不满校长专横独裁作风,离开浙大任南开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系主任。
1936年夏,应竺可桢邀请,回浙江大学任物理系主任。1937年抗战初期即出任教务长,任浙江大学教务长期间,坚持原则,以严治校,被誉为浙江大学“铁包公”。着有《液体在高压下之电解常数》。
开辟草莱 创建物理系
在学习和研究浙江大学的校史时,往往会被过去的许多人或事所感动。
比如文史学家王焕镳是浙大的元老,在他的笔下,曾记录了许多过去浙大的人或事,其中一篇是《国立浙江大学教务长张绍忠传》,此传用简约的笔法,勾勒出一个二十余年夙夜为公、又对学生督课甚严的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教务长、物理学家的大致生平轮廓。感言浙大在处于战乱之际而“优良学风之维系不堕,多赖其力”。
那么,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曾为浙大献出了生命的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吧。
张绍忠早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考取留美公费生,至1922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继又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此后,他继续在哈佛大学从事高压物理的研究。他是中国最早从事高压物理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期间,他还当选为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主席,曾组织过不少爱国活动。
张绍忠是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之中信仰“科学救国”的爱国者,也是一位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知识分子。张绍忠在哈佛大学曾师从P·W·勃利奇曼(Bridgman)教授,进行物理学领域里高压下的物性研究,高压对液体介电常数的影响。后来他以这项研究和工作为基础写成了硕士论文,于1927年获硕士学位。1928年,张绍忠应蔡元培之请,赴杭州参与浙江大学物理系的筹建工作。当时主持校务的浙大副校长邵裴子又聘请他为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并从厦大请来助教朱福炘、技工金学煊,让他们三个人共同筹划创建了浙大物理系。不久,在他们的努力下,浙大物理系当年就开始招收新生,随即又开设了一年级的全部物理学课程和实验。经他多方努力,为浙大物理系争取到了购置图书和仪器设备的许多经费。为节省开支,自己动手,制造出壁装电流计架子,多级水银扩散真空泵及油泵等设备,为学校节约了大量经费,既为浙大充实了实验设备,同时也锻炼和培养了人才。
1935年,当时的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独断专横,并擅自将“中华文化基金会”拨给浙大物理系购置仪器设备的外汇资金挪作他用,这一行径随即引起了物理系全体师生的愤慨,张绍忠率先提出辞呈,此后许多教授也都相约不再接受续聘。这年暑假之后,抗议升级,物理系教职员工纷纷愤然离校,如张绍忠就去了南开大学物理系,束星北去了山东大学物理系……结果,浙大的“驱郭学潮”愈演愈烈,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郭任远终于被赶下台,遂由竺可桢接任了浙江大学校长。当时竺可桢已素闻张绍忠的为人和他出众的能力,力邀他返回浙江大学任教和主持物理系,随即原先离去的许多教职员工也由竺可桢和张绍忠陆续聘请回来。
在张绍忠以及胡刚复等的主持下,通过浙大物理系全体人员的艰辛创业,浙江大学物理系在短短的几年里从无到有,并成为当时全国不多的几个人才济济、且实验条件比较好的物理系之一。
主持风会 生机盎然
张绍忠是物理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在浙大,致力于延揽、培育师资,建设图书馆和实验室,没过几年,就请来了王守竞、束星北、徐红铣、何增禄、郦堃厚、郑衍芬等一批着名的物理学教授,以及顾功叙、吴学蔺、吴健雄等一批助教,使浙大物理系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
张绍忠十分重视基础课的教学,他曾亲自讲授一年级的普通物理课程。
在教学中,他态度认真、一丝不苟,他对学生的基本训练有严格的要求,凡是他指定的习题作业、实验报告,都要求演算准确,文字通顺,同时,张绍忠对科学研究也非常重视。当年浙大物理系的学术气氛始终很浓厚,很早就在高年级开设文献报告会,固定为每周一次,由四年级学生和教师轮流作报告,并进行讨论,这样使高年级同学和教师能及时掌握物理学前沿的动态。他还请教授们为学生开设了一系列选修课,以达到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其研究能力的目的。到了抗日战争浙大西迁时期,浙大物理系不但坚持上课和做实验,而且还始终坚持科学研究,并曾主持举办过多次中国物理学会年会的贵州区分会的活动,且每次年会都有一二十篇的学术论文报告,显示出浓厚的学术气氛和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应用科学研究中物理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处于领头羊地位的就是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1944年,英国科学家J·李约瑟(Needham)博士赴遵义参观浙江大学,当时他对浙江大学的办学精神、浓厚的学术气氛和丰硕的科学研究成果印象极深,特别是对物理学领域,他还亲自向英国《自然》、《哲学杂志》等刊物推荐发表了一批浙大教授的科研论文。也是从那以后,牛津、剑桥等世界着名学府同意浙江大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可免试进入其研究生院攻读学位。
张绍忠还很重视科学服务于大众以及科学普及工作,而他早年在美国就曾积极参加过中国科学社的活动。抗战后期,美国用原子弹轰炸了日本本土的广岛、长崎,尽管当时张绍忠日理万机,负责浙大迁回杭州的各种事务,但他在遵义时还多次去军队等相关单位作有关原子能和原子弹的科学普及报告,从科学的角度解释原子弹的原理、威力和其在战争中的作用。
张绍忠还是中国物理学会早期领导人之一。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在北平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张绍忠就曾先后担任评议员、会计、《物理学报》编辑委员、物理教学委员会副主任、监事等职务。
身体力行 贯彻“求是”校魂
张绍忠不仅为浙大物理学系倾注了大量心血,还为浙江大学的发展宵旰忧劳,乃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竺可桢校长慧眼识人,他对张绍忠委以重任,除了物理系主任,又让他兼任了浙大文理学院副院长,自1937年抗战初期起,任命张绍忠为浙大教务长,主持全校的教学工作。浙大因战争进行迁校时,又由他负责主持整个学校的搬迁工作,为浙江大学立下汗马功劳,贡献卓着。
首先,张绍忠作为教育家,他深知作为现代大学灵魂的民主办学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并且以身作则,做到身体力行、刚正不阿、无私奉献,因此,在他去世后,浙江大学发表公告称:“张教务长自(民国)26年接长教务以来,苦心擘划,备极辛勤,得以奠定本校优良学风之基础。”而在他的治校理念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始终强调治学严谨,提倡“求是”精神。
张绍忠也十分重视学生的学风,他经常教诲学生:勤奋出真知,学习必须刻苦踏实,没有严格的训练是培养不出栋梁之材的。为了树立和确保浙大严谨好学的学风,当年在他的主持下,浙大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考试和升留级制度以及各种校纪。校友毛昭晰曾回忆说:当年文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绍忠教授一贯对考试纪律抓得极严,到张绍忠教授成为浙大教务长之后,更是严格得出名,当然,他这是尽心尽力来辅佐竺可桢校长办学。张绍忠又是一位正直人士,他光明磊落,富于正义感,并且痛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民党曾多次拉他入党,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还爱护青年学生,支持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并曾多次协助竺可桢校长营救被国民党当局拘捕的学生。
“严”、“爱”,这是张绍忠身上所体现出的两个层面,贯穿其中的,正是一位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学师长的光辉品格。在当时,虽然由于严格的教学和考试制度等原因,浙大每年被淘汰者确有不少,但“求是”的校风却不胫而走,为浙大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口碑。
张绍忠还经常亲自去教室听课,了解教学的质量,以便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他还经常找学生谈话,对成绩突出、为人正直、积极上进的学生,给予鼓励,成为浙大的一位“伯乐”,如他曾热情鼓励胡济民、邹国兴等,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中国着名的科学家。
张绍忠不仅重视大学教育,也十分关心初等教育。他深知中国初等教育的落后,以及农村农家子弟求学之困难、全民族提高国民素质之重要。因此,在抗日战争之前,他就曾为了发展家乡教育而倡导办学,并捐献出自己多年积蓄的3000银元,创办了嘉兴第一所完全小学。
以身殉校
战争年代的大学教务长,其精力的消耗是不需多说的了。
所谓“文军长征”,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由杭州辗转迁徙,最终抵达贵州的遵义湄潭,前后竟有4次大搬迁。张绍忠身为主持搬迁的特种教育委员会主席和教务长,为了安全迁校和保障教学工作,奔波于师生迁徙的途中,出没于紧急危难之处。每到一处,他总是不顾疲劳,首先考虑安置教室和实验场所,力争尽早开学。当时,他和胡刚复、梅光迪等,都是竺可桢校长身边的左膀右臂,一日不可或缺。
也是因此,竺可桢校长对他给予了高度的信任,以及发自内心的敬佩和感激。在《竺可桢日记》中,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对于内迁事,荩谋之功尤大,因其任特种教育委员会主席也。”
抗战胜利后,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张绍忠却因长年的积劳,染病不治,于1947年7月病逝于杭州。当时其家属根据他的遗愿,将其全部藏书捐赠给浙江大学,作为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对浙江大学的最后奉献。
1947年11月3日,浙江大学为张绍忠举行追悼会。此后,为表彰他对浙江大学作出的卓着贡献,在学校图书馆悬挂其遗像,以资永久纪念。追悼会上,竺校长为之敬献挽联云:十余年得助最多,获益最多,况离乱同舟瘴雨蛮烟当日梦;二三子成德以教,达材以教,叹须臾返驾只鸡斗酒故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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