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天下一统尽在国粹 念兹在兹民族精神——“一代大儒”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
现代着名文史学家、书法艺术家。
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人。1938年至1939年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在西迁到江西泰和、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任教讲学。竺可桢校长以“求是”为校训,特请其作校歌歌词。
他根据大学的使命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1939年夏,在四川筹设复性书院并任院长兼主讲。抗战胜利后回杭。1953年任浙江文史馆馆长。
1964年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马一浮精研书法,糅合章草、汉隶,自成一家,且精通英、法、德、日、西班牙、拉丁文等七国文字。一生着述宏富,主要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蠲戏斋诗》等。
作为一位中国现代的国学大师、理学家、佛学家,曾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的“一代大儒”、“现代朱子”马一浮,是20世纪中国沐浴了欧风美雨后又学贯中西的一位博学硕才之士。马一浮虽然精通英、法、德、日、拉丁等文字,也翻译有一些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的作品,不过,他却一生倾力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研究,综汇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各派学说,融会释、道以至广纳百家,兼容并包,圆融会通,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的同辈梁漱溟以“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八字赞颂他。
大师的气象
马一浮自幼聪颖异人,有“神童”之称。5岁即能背诵《唐诗三百首》,9岁能诵《文选》,少年时与老师一齐去参加科举,居然得了“案首”,老师却是第23名;15岁,参加会稽县试,名列榜首,当年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也参加了考试,却名落孙山。当年的浙江考官、着名乡绅汤寿潜对他欣赏有加,甚至有意将他揽为自己的乘龙快婿,便请马一浮的老师作伐,结果就成全了这桩好事。
马一浮还有一个“神”的地方:虽说他博览群书,但他标榜清高,绝意于仕途,从此居陋巷、服布衣,专心以读书为务。读书,读出什么境界?他问学宗旨阔大,全然一副“圣王合一”的气象,于书无所不窥,这“无所不窥”的境界甚至到了他专门在存放《四库全书》的孤山文澜阁旁租一间小屋,以数年之功,竟将中国古代最大一部文献总集《四库全书》读毕!此后,儒、道、佛等等,以及经学中的今文、古文、汉学、宋学等,他都不分门户,一一涉猎,并融会贯通,各得其要旨。甚至,他还利用随清朝亲王出国考察的机会,学习异国文化,并旁通了各国文字如英、德、法、日、西班牙、拉丁语等等。在那个时代,他和陈寅恪、马君武等都是中国少数几位学无涯岸的学人之一,他甚至是最早读过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的中国学者。
马一浮还是中国近代着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同他的广博学识一样,他的书法也不拘形体,所谓真、草、隶、篆,无不精擅、精妙,且秀丽中有挺拔之势。
所以能够如此,有人说是因为他读书读得太多,满腹诗书溢出,于是流露于笔端,这样的人自然也不俗了。
竺校长的“三请”
马一浮不仅“神气”,也很“牛”。一心问学,自甘淡泊,心无旁骛。民国初年,马一浮曾应邀担任过教育总长蔡元培的秘书长,但不久即辞职返乡。后来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又聘他为文科学长,他却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拒绝。再后来,他的同乡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慕名求贤,力劝马一浮能为浙大学生授课,甚至还提出即使让学生到他的寓所来听课也可以。甚至还几次到马府躬请,但马一浮仍然不就,着实让竺可桢吃了几回闭门羹。
1937年7月7日,日军侵袭北平卢沟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11月5日,日军在苏浙之间的金山卫、全公亭登陆,杭州不保。11日,浙大开始撤离杭州,暂搬迁至建德的梅城,后又迁至江西泰和。此时,日机轰炸杭州,马一浮也不得不结束了他宁静的读书生活,开始流亡避难。
1937年11月,马一浮由杭州迁至桐庐,当时随行的有他的外甥丁安期和门生王星贤两家共15人。马一浮的出行也很有意思,所谓“孔夫子搬家尽是书”,当时在给马一浮运书的小船上,竟还飘着一面白布旗,上有马一浮手书的“桐庐县政府封”六个大字。依旧沉浸于其读书之乐中,吟诗作赋,“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不久,丰子恺也来到桐庐,两个人会合了,后来丰子恺在《桐庐负暄》一文中写道:“这一天的半夜里,我带了满身的火药气和血腥气而重上君子之堂……我的忧愁、疑惑与恐惧,不久就被他的慈祥、安定而严肃的精神所克服。”
翌年,马一浮又从桐庐迁至开化,此时浙大也在西迁途中,当时竺可桢校长百事缠身、日理万机,但始终还牵挂着马一浮。竺可桢校长以为马一浮“三十年潜研哲学,但始终未至大学教书”,不免为其抱憾。忽然有一日,竺可桢校长得到一个信息——马一浮在开化“颇为狼狈”,于是便与梅迪生、郑晓沧等商议,以为这是浙大延聘马一浮的契机:一者彼愿入赣避难,“嘱相容于浙”;一者患难中见赤诚,浙大亦“主张收容”。随即竺可桢校长复电马一浮,聘其为浙大“国学讲座”的主讲。马一浮离难中得浙大愿意收容的电报,随即由开化启程,转道江西樟树,于1938年4月3日抵达泰和的“太原书院”。当时浙大的梅光迪、郭斌龢、王庸、贺昌群四教授闻讯后,也十分高兴,共同设宴为马一浮接风,衰累不堪的马一浮也露出了喜色。
两部《会语》 一曲校歌
这无疑是马一浮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马一浮的学以致用,也突出表现在身处民族危难之际用传统儒学的思想教诲浙大学生。也是那时,马一浮经过数十年的潜心苦读,在取精用宏的基础上,开始逐渐理清自己的思路和脉络,并且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恰如万斛泉涌、春蚕吐丝,所谓字字珠玑、句句精华,尽情绽响在浙大师生耳际,甚至竺可桢等许多浙大同仁,也都纷纷来听他讲课。
马一浮当时讲课的题目,包容万象,其主题则是“多难兴邦”之时宜倡导“攘夷明义”之大义,又以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宗旨,阐述儒家“六艺之学”为中外一切学术源头和发脉的思想立场,以及“义理名相论”的哲学体系。其中有《西方近代科学出于六艺》一讲,当时竺可桢校长也亲来听讲,并在日记中记下了“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之语,微言大义。当时浙大的同仁梅光迪、张其昀、郭斌龢、缪凤林、景昌极、张荫麟、贺昌群、向达、王焕镳、刘永济诸人却对马一浮的讲学叹为不置。
后来马一浮在浙大的讲稿,合刊为《泰和会语》。此后浙大又迁往广西宜山,经过“石怪滩高水激舷,渐亲炎瘴背烽烟”(《黔江道中从桂平至石龙》)的水路颠簸,马一浮来到了广西宜山,并仍在浙大讲学。当时马一浮在宜山的讲学讲稿,被刊为《宜山会语》。
《泰和会语》、《宜山会语》,以及后来马一浮在四川“复性书院”任主讲时刊印的《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等,成为马一浮哲学思想和儒学文化观的代表性着作。马一浮在浙大虽仅短短的两个学期,但对浙大却具有特殊的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他的《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后又合刊为《泰和宜山会语合刻》),其中颂扬标榜的中国民族精神,成为马氏“经典”。
1939年1月17日,马一浮应聘入川,竺可桢校长约浙大同仁设宴为其饯行。当时马一浮欣然赋诗留别,诗中云:“苞桑若系安危计,锦蕞应培禹稷材。”马一浮在浙大时为浙大创作的校歌的歌词,可谓气势磅礴,意蕴深远。整首歌词贯穿了他对大学的理念,对浙江大学的冀望,乃至对民族的希望。这一曲校歌,至今仍唱响在浙大。
马一浮赴后方的重庆后,又在四川乐山主持了战时中国三大书院之一的复性书院。后来复性书院曾在抗战胜利后迁至杭州西湖昭庆寺内,但不久也就不存于世了。新中国成立后,马一浮欣然就任浙江文史馆首任馆长,他还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多次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和人大会议。对这位饱学之士和耆宿,共和国也给予了他极高的荣誉。
晚年的马一浮还荣任了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罗夫访华,周恩来总理还亲自陪同他在杭州“花港”拜访了马一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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