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雏凤新声——世纪骄子夏衍的早年岁月

夏衍(1900-1995)
文学家、电影艺术家。原名沈乃熙,字端轩。浙江杭州人。1915年9月被保送到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染色科学习。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及翻译工作。1929年,与郑伯奇等组织上海艺术社,首先提出“普罗列塔利亚戏剧”的口号,开展无产阶级戏剧活动,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对20世纪30年代进步文艺产生了巨大影响。1930年加入“左联”,当选为“左联”执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
1994年10月,国务院授予“国家有杰出贡献的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主要着作有《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集》、《夏衍电影剧本集》、《夏衍杂文随笔集》、《夏衍论创作》等。
夏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最负盛名的电影剧作家、戏剧作家和中国左翼革命文学艺术运动的活动家、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夏公亭”里说夏衍
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里,有一座“夏公亭”,它是为了纪念浙大校史上的一位杰出校友——夏衍而建筑的。
夏衍出身于杭州一个败落的仕宦人家,他的故居在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27号。夏衍早年是在私塾中度过的,之后他在杭州正蒙小学上学,后因故在家自学;辛亥革命后,他转入德清县立高等小学,至毕业后返回杭州。由于家贫,夏衍小学毕业后即被送入一家泰兴染坊做学徒,期间约有8个月,后来在他的文集中有一篇“处女作”——《泰兴染坊底调查》,这可以看作是他从事文字工作的开始。夏衍说:“泰兴染坊,在杭州太平桥,开了已经十几年,在杭州也算一家很有名的老式染坊。”此后,因为夏衍以品学兼优获得声名,他又被德清县公费保送,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读书。
在“甲工”,夏衍在写作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这又要感谢一位老师,后来夏衍回忆说:“1917年以后,谢乃绩在杭州甲种工业学校当国文教员,由于他的教诲,给我初步打下了语文基础。当时正是‘五四’以前军阀混战时期,我写过一篇激昂慷慨的作文,谢老特别找我谈话,说是这篇文章写得不错,但是锋芒太露,并问我是否读过《东莱博议》之类的书,我说读过,他说:‘这一类书,你现在不要读,还是先读《古文观止》打好基础为是。’这是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的事。甲种工业学校当时是个很保守的学校,而谢老在‘五四’运动前是学校中惟一同情进步学生的一位老师。‘五四’以后,我在一九二〇年毕业,离开杭州,以后就没有见过他了。”由以上夏衍的回忆,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甲工”的状况,也是因为夏衍的回忆,谢乃绩这位浙大校史上籍籍无名的普通教师才得以“流芳百世”。此后,在谢乃绩诞辰100周年暨逝世30周年时,在他的家乡绍兴有一个纪念会,当时夏衍拍来电报:“值乃绩先生百岁冥诞之际,因事未能参加,不胜憾歉。乃绩先生是我中学时期的恩师,对我的亲切教诲永世不忘,他一心为公,毕生为教育事业尽瘁的精神必将永垂青史。”此外,在一封书信中,夏衍还动情地说:“乃绩先生是我中学时期的恩师,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本世纪初,他在浙江真可以说桃李满全省,他不仅在语文方面给我启了蒙,他的道德品格,也是我们这一辈人学习的榜样。他曾和我们谈过日本明治维新后重视普及教育的情况,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四年之后,就实行了全民义务教育,单就这一点,我们就落后了一百多年。要建设‘四化’,必须花大气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因此知道谢老师的哲嗣能继承遗绪,从事教育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
一位教师,当年教书育人,成就了许多后来如夏衍这样的校友,所谓桃李芬芳,由此也就“永垂青史”了,而夏衍曾从谢乃绩口中得以获悉的日本崛起的“秘密”——普及教育,又是那样长久地让夏衍铭记不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谢乃绩的眼光了。
“五四”的弄潮儿
夏衍在“五四”运动时是杭州的一个活跃者和骨干,这正是他在“甲工”读书的时期。
在“五四”发动之际,如其自述所云:“由于从小吃过苦,亲身经历过农村破产的悲剧,也饱受过有钱人的欺侮和奚落,因此,对社会制度的不满的反抗,可以说在少年时代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子。”于是,当时代和中国革命处于转型的时刻,他就成为一名弄潮儿,他与“一师”的学生俞秀松、宣中华、施存统、查猛济、汪馥泉等,一同成为浙江“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别参与《浙江新潮》、《双十》等进步刊物的编辑。从此之后,夏衍便投身到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的洪流之中。“五四”运动爆发后,夏衍当选为杭州学生联合会代表。1919年10月,他在《双十》发表《随感录》,抨击北洋当局的文化专制,受到北京的陈独秀的好评,后该刊被迫停刊。当时夏衍还在《学生杂志》、《校友会刊》等撰写发表专业文章和调查报告《木棉漂白之过去及将来》、《泰兴染坊底调查》等,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后来成为着名报告文学作家的功底。
1921年,夏衍毕业后得到“甲工”校长许炳堃的推荐,由学校保送,赴日本学习深造。
对于这一段历史,后来夏衍在不同场合曾以感恩的心情回忆说:“我幼年家贫失学,后来能受到中学、大学的正规教育,完全得力于浙江省人民的资助,(我)14岁入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费是德清县政府支付的;20岁赴日本,经费是‘甲工’供给的,考取了‘九州工大’,用的也是浙江省的公费。”他还表示要“还债”,他把给他的国际文化交流奖金(5万元)全部捐给了家乡,用于浙江省的农村中小学教育;此后,他又向浙江省博物馆捐献了他多年收藏的珍贵文物。
不仅如此,夏衍通过自己的经历,又联系历史,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多次向浙江省有关方面的领导人提出总结历史的建议,他认为,浙江文化地位的下降和人才外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主要的当然是政治、经济中心的北移和西移,但下降的开始,不是开国以后,而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几十年军阀统治时期。辛亥之前,尽管孙中山,康、梁是广东人,黄兴是湖南人,但浙江也还是出了不少人才,章太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等皆是。到了辛亥之后,统治浙江的从卢永祥到孙传芳这些北洋军阀,这些人都是胸无点墨的庸才,连他们的幕下也没有一个人才,不重视文化、教育,那就毫不足怪了(这就是杭州人口头禅所说的‘北佬儿’统治时期)。尽管如此,五四前后,浙一师也还是和北大齐名的文化中心之一。但是1920年浙一师风潮之后,经亨颐和“四大金刚”及一批革命青年被军阀赶走了。从这之后到1927年蒋介石当权,尽管政治中心北移南京,经济中心移到上海,但“蒋家兵马陈家党”,四大家族中有两家是浙江人。
管意识形态的二陈紧紧地控制了浙江。竺可桢主持浙大,曾罗致了不少人才,但好景不长,抗战军兴,浙江大学成了流亡大学,人才流散。1952年夏衍和竺一起访问苏联、东德,途中谈论及此,我们都不禁感慨系之。开国以后,本来是一个振兴浙江的好机会,可悲的是50年代后期运动不断,留不住人才,同时,50年代的院系调整,对高级人才的培养(特别是文史哲方面)也起了破坏作用。
国家振兴、浙江振兴,都有一个人才培养和储备的问题,夏衍高屋建瓴地回顾了一番历史,可谓拳拳之心。当然,这里也有竺可桢老校长的一番“感慨系之”,这些对于今人来说,应该是难能可贵的经验之谈了。
辉煌的一生
受“工业救国”思想的影响,夏衍当年离开“甲工”赴日本留学,他考入了日本福冈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后又在九州帝国大学深造。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大量的文学读物,期间他还会见过孙中山,并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此后,当蒋介石国民党叛变北伐革命之时,夏衍也被日本当局逐出日本。回国后,夏衍遂在上海一带活动,并且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毅然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几乎同时,夏衍也从一名学工科出身的学生跨进了文艺界。当时他所在的中共闸北支部的主要成员都是一批文艺青年和“太阳社”的作家,由于这一偶然的因素,夏衍也进入到文艺和文学的领域,从此,他在电影、戏剧、评论、文学创作诸方面都颇有建树,成为中国“五四”以来为数不多的几位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泰斗之一。
从1929年起,夏衍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后任常委之一),又参与创办“上海艺术剧社”和“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中华艺术大学”,并开始了他创作的活跃时期。当时他还担任了戏剧导演、电影编剧的工作,并且率先提出“普罗戏剧”的口号,组织和发动反对“软性电影”的评论,这些都有力地扩大了左翼文化运动的阵地。1933年,当时是左翼电影的创作高潮时期,夏衍的处女作《狂流》一问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誉为“中国电影界有史以来的最光明的开展”。此外,当时他还译介了苏联电影的一些理论和剧本,并首次把高尔基的名着《母亲》翻译过来,它也是中国翻译的第一部苏联电影剧本。此后,夏衍先后还创作了电影《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自由神》等,以及话剧《都会的一角》、《赛金花》、《自由神》、《上海房檐下》、《心防》、《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电影界、话剧界的领袖地位,这些剧本鲜明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其“不仅在于富有现实意义的题材,也由于独特的结构,精选的细节,真实的环境描绘,简洁的蒙太奇处理,以及其他电影手段的出色运用,这一切构成了夏衍电影剧本艺术的特色,也标志着党的电影工作者在当时掌握电影艺术形式方面的一次重大的收获”。此外,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等文学作品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夏衍自抗战爆发后还从事过大量的报刊编辑工作,他是影响深远的《救亡日报》的总编辑,又在《华商报》、《新华日报》、《南侨日报》、《野草》等报刊上写下了大量的政论、散文、杂文和随笔等。
解放后,夏衍相继出任上海“文联”主席、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并主管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当时他自己也创作了电影《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此后,在1959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文化部“整风”中,夏衍遭到了错误的批判,以后又在“文革”中受到康生、江青等的残酷迫害,期间曾入狱近9年之久,由于遭到了非人的折磨,他在身心上受到极大的摧残。
1979年拨乱反正之后,夏衍被推举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晚年的夏衍还提出了“反封建”的号召,他还就其经历,撰写了《懒寻旧梦录》一书,这是一部致力于历史反思的力作。
夏衍兴趣广泛,他还是一位着名的集邮家、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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