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从学子到校长——集历史学家、出版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何炳松

何炳松(1890-1946)
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字柏丞。
浙江金华人。13岁进金华府中学堂。
1906年因学业优秀被保送到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读书。1922年以后先后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学术上何炳松一向主张“兼容并包”,使当时暨南大学有“东南民主堡垒”之称。何炳松对浙东学派渊源,有独到见解。他最早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强调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炳松一生精研史学,着译甚丰。主要着述译作有《新史学》、《通史新义》、《历史教学法》、《西洋史学史》、《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浙东学派溯源》等。
当年“求是”学子
何炳松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一位堂弟,就是现在知名的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何炳松早年在金华府中学堂(现为金华一中)读书,后因学业成绩优异,未及毕业,即被保送进入浙江高等学堂的预备科学习。
何炳松在浙江高等学堂学习期间,刻苦读书,以至“无试不冠军”。不过,他并不是一味从书本里求学问的“读死书”的书痴。后来在他写的《求学经验之回想》中,讲到他读书期间的一个体会是:“不能单凭教师与课本,随处皆学问,如庙宇为历史图书馆,大世界为戏剧图书馆,最紧要处是求真。”书本的知识、社会的体验,这是当年“求是”学子的知识源泉,而其“最紧要处”则是后来校长竺可桢提炼出来的“求是”两字,它与“求真”其实是相同的。当时的何炳松和同窗陈布雷、邵飘萍、邵元冲等都是注重践履的优秀学生。
1912年何炳松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又被浙江省政府公费资送去美国留学。何炳松在美国留学的4年期间,先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法语、政治学和经济学,后又考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德语、史学和政治学,并在学习期间被聘为历史系助教。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士学位后,又考入普林斯顿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和国际政治,毕业后又获取了政治科硕士学位。
在美国留学期间,何炳松还担任过留美中国学生会副会长(会长是胡适)以及《留美学生季报》编辑等职。何炳松学成回国之后,于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执教于北京大学,后来他又曾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担任教授,长期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在北京期间,他还与老同学、《京报》社长邵飘萍以及同在《京报》的老乡傅东华时有往来。
故乡办学
何炳松大名为人广泛所知,是他1922年返回浙江,先后出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之时。
1921年11月,浙江省议会提出归并“师专”等各校改设大学一案,可惜因有的学生聚众起哄而罢。1922年8月,当时主持浙江教育的蒋梦麟因“一师”校长马叙伦出任了省教育厅厅长,就请何炳松接任“一师”校长之职。何炳松念及“受浙江的恩实在不少,从中学起,经过高等学堂、美国留学,统是浙江父老的汗血金钱培植我的”,遂欣然到任。随即,他大刀阔斧,开始实行教育改革,由此,一个崭新的“一师”出现在人们面前。当时,它是可以与当年毛泽东所在的湖南“一师”相提并论的。
那是他第一天上任,后来他回忆说:“第一天走进学校的头门,就看见二道长墙,一直到二门为止,很高,很长,而且很破烂。我那时就觉得太闭闷,太阴森,所以不到一星期就把它拆得个干干净净,左面露出一个大操场,右面露出一个附属的小学校,一个气象沉沉的学校忽然现出一种活泼美丽的形式来。”
这就是当年浙江着名的教育家经亨颐所称的何炳松的“拆墙主义”。“拆墙”,只是一个形式,而其实质则是拆去禁锢在学生精神世界里的全部阻碍,贯彻蔡元培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宗旨,由此才有了一个活泼和朝气蓬勃的“一师”。
当时何炳松等还曾筹划创办一所浙江的大学,即当时所酝酿的“杭州大学”(拟建于杭州凤凰山万松岭敷文书院附近),蔡元培、蒋梦麟、阮性存等均为之出谋划策,而当时同时浙大校友的张宗祥以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身份,更是为之煞费苦心,可惜未能如愿。1923年3月10日,“一师”突然发生了一起神秘的投毒案,结果致死24人,校长何炳松在处理此案过程中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所谓身心俱疲,然此案却不了了之,为之他记有《毒案纪实》一书。 此后,“一师”与“一中”合并,改称为省立一中(今之杭州高级中学),仍由何炳松任校长。
“新史学”的开拓者
何炳松在从事教育行政和教学之余,还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精研史学,着译甚丰,其主要着述和译作有《新史学》、《通史新义》、《历史教学法》、《历史研究法》、《西洋史学史》、《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浙东学派溯源》、《吕东莱年谱》等,以及《何炳松文集》(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何炳松校长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近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还相继出版了“何炳松作品系列”。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何炳松最早向中国史学界系统介绍了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特别是最先传播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他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强调西方史学原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对比与贯通,时人曾将之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而在他的大量着译中,对浙东学派的学术源流的研究尤富于独到的见解。
何炳松也是一位着名的文化学学者。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潮面前日益衰败的事实,1935年1月,包括他在内的10位着名教授,即何炳松、王新命、章益、陈高佣、陶希圣、孙冰寒、萨孟武、樊仲云、黄文山、武堉干等发表了一篇《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倡“中国本位文化运动”,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应以“此事此地的需要”为基础,保持中国的特殊性,以此来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同时也对欧美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这一“十教授宣言”随即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当时赞成者中就有不少浙大的学者,如庄泽宣、李培恩、陈训慈等。
何炳松也是一位着名的出版家,早在1923年末,他应聘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先后在这所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担任编辑部主任、编译所长、编审委员会委员、协理等,并主编有《教育杂志》等刊物,他还主编有“中国史学丛书”、“社会科学小丛书”、“社会科学名着选读”、“教育大辞书”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的上海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均毁于炮火,何炳松随即又投入到“商务”的重建工作中。
不过,何炳松一生仍以教育家而着称。从1935年起,何炳松长期担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一职,由于他主张和执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造就了暨大“东南民主堡垒”之名;至今,暨南大学也仍以何炳松当年所题的“忠信笃敬”为校训。抗日战争爆发后,暨大也如浙大一样,有一段流亡的历史,它从迁入租界、再迁福建建阳,至1942年4月,当时东南各流亡高校拟在浙江金华成立“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此前已有“西南联大”、“西北联大”),以何炳松为筹委会主任,所谓临危受命,当时何炳松还聘请了浙大龙泉分校的王勤育为教务长,最后因种种原因终未能建成。
1946年5月,何炳松被调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但因病未能到任。7月25日,何炳松在上海“中华学艺社”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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