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以身殉报 慷慨悲歌——报业先驱邵飘萍

邵飘萍(1886-1926)
新闻学家。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为振青,字飘萍。浙江东阳人。1906年至1909年在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1916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时事新报》、《申报》、《时报》等担任主笔。1918年自费创办《京报》,同年,在北大成立新闻学研究会。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文化战士、着名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开拓者。他以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为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遗着《新闻学总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新俄国之研究》、《实际应用新闻学》等都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新闻理论着作。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快结束时,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的早年历史。当讲到在北大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他动情地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见《西行漫记》)这个邵飘萍,就是当年中国新闻界为宣传进步思想和主持正义而以身殉报的着名报人。
初出茅庐
邵飘萍于1906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1903年由“浙江大学堂”改称而来,其前身即“求是书院”)时,这所当时杭州乃至整个浙江最高的学府就以它的“学潮”惊动四方了。所谓“学潮”,就是激于国家民族危难而来的回应。邵飘萍入校后还赶上一场浙江绅商的护路拒款运动。不过,邵飘萍因深受梁启超“新闻救国”思想的影响,立志通过办报来激发民心,由此来推动“救亡”的事业。尽管当时清廷以报馆“诽议杂兴”为由禁止阅报并发出谕令,“各学堂学生,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着书妄谈,刊布报章”、“学生不得私充报馆主笔或访事员”、“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中应用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入堂”,但在浙江高等学堂,它却受到了某种抵制。比如此前《求是书院章程》中就明确规定:学生可在“每晚间及休沐之日,不定功课,应自浏览经史古文并中外各种报纸”。学生们竟自开辟了“书报阅览室”,将自购自订的书报和杂志贡献出来,供大家阅览,借以了解国内外时事和社会现状。
当时这些报纸和杂志有《时务报》、《清议报》(后改为《新民丛报》)及《译书汇编》等。这个阅览室,每晚8时以后就非常热闹,同学们在这里可以无拘无束地交流阅读心得和纵论国事,后来又组织有“读书会”。邵飘萍很早就有从事新闻事业的志向和决心,这与浙江高等学堂的氛围是分不开的。
至于此时期的邵飘萍,据他同学回忆,是“学习成绩好,书法好,文章写得好,琴也弹得好,就是不爱好体育运动”。邵飘萍后来也回忆说,当年他在学堂学习时,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成绩为侪辈之冠,于是,同班有一位同学出于忌妒,有一次故意把别人的书塞进他的书桌,反诬他偷书,但校长却很了解他,也很爱护他,知道这件事是别人栽赃,曾私下劝他考试时不必太认真,以免树敌过多,但壬他却不以为然。这也可以反映出邵飘萍倔强的性格,后来他的“以身殉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性格的使然。
邵飘萍还经常“旷课”,“以生病为名住到自修室里自学”,并且“喜欢写稿,便外出到处采访,连鸦片馆也去。他的文章写得既快又好”,颇得同学推崇。
此时的邵飘萍已是才情毕露,他的自学能力和天赋、他对新闻事业的向往和不懈追求,已经在读书时尽情地绽露了。当年“浙高”学子对梁启超可谓是情有独钟,梁启超作为晚清着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政论家,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没有不被他的感性和带电的文字感染过的,特别是憧憬于从事新闻事业的青年,梁启超不啻是他们的偶像。他所创办过的报刊,如《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这些被称为“时务文体”的报刊文字都成为学生们精心揣摩的范文,而他“舆论界之骄子”的大名更有力地刺激了无数青年向往于舆论界。至于梁启超名篇《论报馆有益于国是》中提出的关于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和“向导作用”,不仅为中国早期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读书期间的邵飘萍所倾心,后来当邵飘萍创办《京报》时,就在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提出“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所为作也”,即是对梁的一个回应。
邵飘萍的办报实践始于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据辛亥老人张任天回忆说:“记得1908年省开运动会,实际上是学校开的,但校外爱好者可以报名参加,还邀请社会名流观光。这次运动会,由于我和邵飘萍、陈布雷三人不爱运动,所以都没有参加竞赛项目,但又不甘寂寞。于是三人一合计,就办了个《一日报》。因为运动会只开一天,所以就取了这样一个报名。三人分了工,陈布雷为编辑,我和邵飘萍为访员(记者)。《一日报》为16开蜡纸版油印而成,共出20余期。每期印120份,分发先生、同窗和社会名流,很受大家的欢迎。这是我们三个人办报生涯的开始。”后来人们提到“浙高”的知名“校友”,就有所谓“二邵一陈”之说。“二邵”,就是邵飘萍和邵元冲,“一陈”,就是陈布雷,他们后来都曾办过报。陈布雷后来还回忆说:“我们浙江高等学校有着名的两邵:一是翼如(即邵元冲),一是飘萍。若论才气横溢,飘萍自亦不弱;至于清正亮直,悃幅无华,那就要以翼如为不可几及了。”(《我所认识的邵翼如先生》)这样,邵飘萍从他早年倾心于早期变法运动所推崇的“新学”,再到“浙高”读书时慨然以“新闻救国”为抱负,于是与陈布雷等学习办报,逐渐开始给本地和外埠的报纸投稿,一直到他受聘为上海《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从此,邵飘萍就走向一条成就为新闻记者的道路。
驰名京沪的名记者和名报人
邵飘萍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不久,中华民国成立,当时临时政府公布了《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人民拥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等,于是邵飘萍得风气之先,在杭州与报人杭辛斋联合办起了《汉民日报》,揭发贪官污吏和地方豪绅的劣行,讥刺袁世凯盗取民国之名实施专制统治之实,为此邵三度身陷囹圄,报纸也被查封。此后邵飘萍远走日本,一边留学,一边与同学等创办“东京通讯社”,专为国内各着名报纸提供日本通讯,而其中主要内容又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呼吁开展爱国和反袁斗争。日本与袁世凯当局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就是由他们及时通报给国内媒体的。
1916年,邵飘萍返回国内,为上海各大报如《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担任主笔。袁世凯死后,他受聘为《申报》驻京特派员。在北京,他开始着手创办自己的新闻实体。此前,邵飘萍的新闻报道已博得好评,特别是他的《北京特别通讯》常以独家消息而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不久,他又成立了“新闻编译社”,这是中国人自办通讯社的开始,它打破了中国新闻媒体受外国新闻媒体控制和操纵的被动局面。1918年10月,邵飘萍又创办了《京报》。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京报》因支持爱国学生、揭露军阀卖国阴谋而被查封,邵飘萍化装遁往上海,随后再赴日本,担任大阪《朝日新闻》社的特约记者。期间研究战后世界思潮和社会政治问题,先后撰着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书,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生的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颇有影响的名着。
以身殉报,百代留香
北洋军阀的段祺瑞政权垮台后,邵飘萍重办《京报》。此时的他感到国内新闻事业还很落后,于是相继在北大、平民大学、政法大学讲授新闻学,并出版有《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两书,它们都是为中国新闻学开辟草莱的着作,其中也浸透了邵飘萍多年从事新闻和办报的经验之谈。随后的《京报》也焕然一新,经过邵飘萍的锐意革新,他开辟出许多杂志性质的周刊和半月刊等,并请进步名流学者担任主笔或主编,如其中的文艺周刊《莽原》就由鲁迅担任主编。《京报》成为当时北方最活泼和富于生气的一张报纸,并成为大革命高潮中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当时,邵飘萍对孙中山、冯玉祥等给予了毫不掩饰的支持,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则予以猛烈的抨击。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邵飘萍在《京报》接连发表评论,对惨案制造者予以强烈的声讨和谴责。此后北方革命形势逆转,奉系、直系等北洋军阀联手反扑,不久奉系军阀开入北京,再次查封了《京报》,并诱捕了邵飘萍,随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将之杀害。
邵飘萍牺牲时年仅40岁。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代报人,人们往往会谈到他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特殊贡献,称其为“新闻全才”。其实,说到邵飘萍,他的坚定不移地反专制、反蒙昧,以及他终其一生为扞卫言论自由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更值得后人敬仰。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这样一个中国新闻史上的楷模我们是会永远记取和缅怀的。因为我们无法忘记在80年前,这样一位卓越的一代报人竟轰然倒在了刑场之上,由此结束了他“踔厉奋发,又尝饱经痛苦,举凡所谓穷饿、羁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人生所不堪之楚毒,殆无不以一身受之”的记者生涯!我们也无法忘记,作为杰出的一代记者,邵飘萍在他的有生之年曾深信:中国的进步,不能脱离报业的繁荣,不能没有记者的担当;他还现身说法,强调记者是“新闻界战斗的壮士”,他们必须要有一定的素质,其中“品性为第一要素”,即“品性乃记者精神上的要素”,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因此,“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此外交记者之训练修养所最不可缺者”。
这样的一代报人,应该是不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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