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求是书院”出身的一位北大校长——跨越过三个时代的何燮侯

何燮侯(1878-1961)
教育家。原名燏时。浙江诸暨人。
1897年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为书院首届学生。1898年被选送日本留学。1912年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因与当局意见不合,辞职南归。1914年,曾赴南洋考察。回国后在浙江、江西一带筹办开矿,在家乡集资建造铁路。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何燏时的旧友邀他入阁任伪教育部长,遭到断然拒绝。
“七七事变”后,他避居乡间,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燏时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民革浙江省主任委员等,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近代浙江,人才辈出,其中教育家更是不乏其人,就说绍兴籍的中国第一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就曾有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四位。

何燮侯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何颂华曾是晚清的秀才,以书法家和教育家而闻名,因此,在何燮侯的少年,可谓是饱读“圣贤”之书。中日甲午之战,满清帝国竟输于一蕞尔小国,遂使何燮侯萌发了学习科学、发展实业,并以之振兴国家的理想。
其时,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在林启等的倡议与努力下已建成,它的讲注实学,“切于实用”的办学宗旨深深吸引了何燮侯,遂前往投考,并如愿成为该书院的第一届学生。
1898年,光绪皇帝下谕军机大臣拟订章程,咨催各省迅即选定学生派赴日本留学,浙江省奉命考选,结果何燮侯、陈乐书、钱念慈、陆仲芳等四人以优异的成绩入选(另有陈仪等四人以学习军事为名同时赴日本,其后浙江省每年均派10余人赴日留学,至1903年,浙江省留日学生总数已达154人,居全国第二),当时这支“浙江代表队”之中,何燮侯年方二十,是最年轻的一位。
然而,正当何燮侯满怀憧憬,办好手续,在回家辞行时却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原来何燮侯的父亲不愿让自己的儿子漂洋涉险,何燮侯一向孝顺,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肯让步,结果为此不辞而别。
何燮侯到了日本后,先在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再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05年毕业,获工科学士学位,是最早从日本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之一。
1906年春,何燮侯学成返国,即在家乡担任浙江省矿务局技正。同年冬,他被调往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1907年,何燮侯升为员外郎,奉命赴日本考察大学制度,并筹划图书设备及建筑事宜,历时数月。
不久,何燮侯就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
京师大学堂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百日维新”的仅存硕果,不过,却与朝廷一样,充斥着腐败的气息。何燮侯上任后发愤予以改革,加上他性格刚毅,行事果决,一扫官场的拖沓之风。在他的主持下,京师大学堂德胜门外的新校舍如期建成(后移为陆军讲武堂之用),至1910年2月,京师大学堂在何燮侯等的筹划下,正式成立了经、法政、文、格致(即理科)、工、农、商等七科,开始具备了现代大学的规模。

在何燮侯的一生中,出任北大校长是他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正式改称为国立北京大学。
1913年11月,何燮侯出任北大校长。
何燮侯到任后,首先解决经费问题。先是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7万两,然后他又向当局力争,议定每月经费由教育部按预算数目发给,并改“两”为“元”,解决了北大办学的经费问题。随即,何燮侯着手解决北大内部的官僚问题。原来北大从其前身的京师大学堂开始就问题丛生,如“官本位”习气严重:无论是“仕学馆”的、“进士馆”的还是“师范馆”的,表面上这些人是学生,却一一不失其“老爷”的身份,因此学校也就难以建立严正的学规,以致多年以来纪律松弛,更有少数学生纵情声色,上课鬼混,下课后则以“八大胡同”和戏院为“第二课堂”,荒废学业,加之保守势力多方掣肘,以及当时学术条件的限制,其教学水平也不过如此。何燮侯到任后,意欲扭转这种局面,他刻意执行整顿,严格规章制度,建立正常教育秩序,促使北大走上正轨。
在学校初上轨道之后,何燮侯又对招生进行改革。此前各省多已开办有高等学堂(相当于高级中学),为了提高大学本科学生的素质,何燮侯奉教育部之命,规定预科学生在毕业后需与此前各省高等学堂的毕业生一样,经入学考试合格后方能升入大学本科。结果,这一措施竟引起了众多预科学生的强烈不满,北大发生学潮,何燮侯的校长办公室也被闹事者包围。好在何燮侯处理得当,此次风波得以平息。此后,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曾打算将北大并入天津的北洋大学,以此减少教育经费的开支,但遭到何燮侯和北大全体师生的一致反对,何燮侯还愤而致书总统袁世凯称学校“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惟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此事遂罢。但是,由于这几次事件,何燮侯感到身心俱疲,他遂提出辞呈,并于1913年11月离任,北大校长一职遂由北大工科学长胡仁源继任。
何燮侯先后主持京师大学堂和北大,时间虽然不长,意义却不小。因为那正是中国大学制度走向正规的关键时期,所谓学科的设置、校舍的兴建、经费的筹集、校风学纪的整顿、学制的改革、学校的保全,等等,何燮侯皆与有力焉。
而且,如上所述,从思想史和教育史的意义而论,何燮侯曾以校长之力延揽了许多新派人物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一座“堡垒”,这一历史意义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低估的了。
此外,何燮侯之于北大,还有一层“道德”的意义。即他在主持北大校舍建设和出任北大校长期间的自律严格,廉洁奉公,这在旧式官场上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比如,在筹建京师大堂学的校舍时,当时日本的营造商向他贿送厚礼,欲因此中标,但他拒绝接受,最后秉公定标。再如,何燮侯在主持京师大学堂时还兼授工科的专业课程,到他出任北大校长时,因新生增多,教师不敷所用,他不但亲自兼课,教授数学,还将其每月薪金的一半捐献给学校以解决办学经费的困难,用以增添图书和仪器等。缅怀何燮侯的这些星星点点的事例,堪为今人楷模。

何燮侯辞去北大校长后,拒绝了政府任命其为四川省矿务署署长的职务,转而萌发了振兴实业以强国富民的念头,于是在浙江、福建等地筹办开矿筑路等实业活动,但均因经营不善而告失败。此后的十余年,何燮侯一直居住在余杭,但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和地方的乡绅,他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寻找着救国的真谛。有一次,他偶然在友人处看到一本美国艾迪博士写的《苏联游记》,遂对苏联产生了好奇和向往。当时国民党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何燮侯很难看到一些“禁书”,而他又迫切想阅读这些书籍,于是他竟亲往上海闸北,在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搜觅马克思主义的着作等。
1932年,伪满政府成立,伪满大臣罗振玉曾任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伪总理郑孝胥和何燮侯也是旧友,两人想请何燮侯出任伪教育部长,发电邀请,同时汇来旅费三千元。当即遭到他的拒绝,退回汇款。他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亦表不满,国民党要员中有不少同学故旧,邀其出来做事,为何燮侯婉拒。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何燮侯在家乡积极地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被推举为浙东游击区的人民代表,两次参加了浙东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45年1月,他还当选为当地参议会的副议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何燮侯曾拟赴延安,后因浙东游击队奉命北撤,他被劝回诸暨老家,但就在归途中,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后得友人的营救,始得脱险。此后,何燮侯夫妇避住杭州,但不久,又被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绑架入狱,并交秘密法庭审讯。
何燮侯两度被捕,这消息很快传开,其亲友多方设法营救,同时“求是书院”的老同学许寿裳等也分别致电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陈仪等,请其致电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及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说明何燮侯只是一位学者和年近古稀的地方着名人士,请其尽快给予释放。何燮侯的老友邵力子、翁文灏等闻讯也函电呼吁予以宽释。国民党当局在种种压力下,只好释放何燮侯,但又提出条件,要求他保证今后不再宣传共产主义。何燮侯则抗言说:“释放不释放听便,从此不谈共产主义做不到。”此后何燮侯虽被保释出狱,但当局却控制了他的活动范围。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何燮侯因功受到了礼遇和尊重,不久,即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他与黄琪翔、张难先等提出“请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义电告联合国大会,郑重声明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提案。不久,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走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开国大典。
何燮侯此后历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至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50年4月,他接受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委托,担任“民革”浙江分部筹备委员会召集人,1954年“民革”浙江省委员会正式成立,他又当选为主任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何燮侯虽已年逾古稀,但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热情,他在自传中说:“自问年老力衰,于国家于民众不能有所贡献,深自惭疚,惟一希望,只求苟延残喘数年,得见我中华伟大之民族,日益发展,成为保护全世界人类和平之一大柱石,不让苏联专美于前,是所愿也。”
何燮侯性格刚毅,为人耿直,为了他一生所致力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可谓知无不言,心口如一,与马寅初等许多民主人士一样,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比较早地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公开场合指出如果不对其加以控制而听其自然发展的危害性,是当时少数主张实行“节制生育”的代表之一。
在国内政治运动频繁、“左”倾势头愈演愈烈之际,何燮侯一方面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对“左”的政策表示不满。如他对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反右”运动,“大跃进”浮夸风等都表示了不理解和自己的态度。
1961年4月21日,何燮侯因风寒引发心脏病和肺炎去世,享年83岁。
辞世前,何燮侯写下遗嘱,其曰:
一、火葬,仅穿长衫,或新制一身白布斜领长衫,长过两脚,以绳缚之,不必穿袜矣。
二、骨灰能散置海宁钱塘江边最好,否则携归埋于先茔旁边。
三、身后遗物由阿五(其女儿幼娟)召集兄弟姊妹公分,穷者多得。四、孙子女、外孙子女中有能力者应各家通力尽量培植之,为国家培植英才,为社会培植劳工。五、宗族戚友中之贫乏者,如其人非反革命,不问其阶级出身,力所能及应尽力救济之。应以善恶是非为准则,不问阶级,盖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不使子孙永袭也。
这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写下的遗嘱,是一个仁心宅厚的老知识分子的“求是”之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下这样的遗嘱,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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