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难忘浙大 感激浙大

林乾良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五十六年过去了,而我刚进浙江大学的那段日子却还犹如昨日一般,它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我是福建福州人,幼年失怙,家道赤贫,赖寡母作苦力扶养我长大。1950年,我已考取福建医学院并报到入学了。后来,全国招生又发榜,好朋友赶着来告诉我:“你考取浙江大学医学院了!”年轻人自有一股冲劲,宛如刚长硬翅膀的雄鹰一心只想展翅高飞,翱翔于九霄云外。于是,经过许多周折,主要是母亲的劝说、三十一万元路费的筹集(万元等于改制后的一元)与七天的漫长旅途。等到我来到浙大校门前时,学校里已经开学十来天了。
我刚想抬脚进校,门卫就把我拦住了。那时的我,十足是个丑小鸭。由于家贫导致营养不良,十八岁的我像个毛孩子。临行,妈给了我一双由她自己手制的新布鞋。可到校时正下着雨,我舍不得穿,赤着脚。已到秋凉了,我还是短衫裤,而且相当破旧。我说我是新生,门卫们怎么也不信。说是新生早已报到开学了。无奈,我只得出示入学通知书,并告知长途七天(除了飞机,三种主要交通工具都乘过了)才到。他们问:“行李呢?”我摘下挎包说:“都在这里了。”门卫们的表情很古怪,我也分不出是讪笑还是好奇。下午,我就到教务处办理各种手续。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如今,我就住在校宅旁边,可说是朝夕相见,也真是有缘了。
第一次上课是分析化学实验。
由于我既没听过教授的正课,也没听过助教的实验要领,和同实验台的同学也是初会,所以根本插不上手。而前一台的同学较熟练(不少同学已在他校学过一年甚至两年了),已经出现滴定变色了,我真是完全被吸引住了。这时,有人在我前臂上拍了一下,我没在意;接着又是较重的一下,我还没反应。于是,那人生气了,很重地敲了我一下。我回过头来一看,是位穿旧蓝长衫的老先生,留着短胡子。他气呼呼地问我:“怎么不做实验?”
我只得解释说,因为昨天刚从福建来杭。我们在一旁谈了几句,他老人家气才消了,又把助教叫来,要他个别辅导我。两节课后,我刚要离开实验室,助教来请我一道去,原来那位老先生竟是半微量定性分析化学的全国泰斗丁绪贤教授。丁老师和气地让我坐下,问了我几个化学的一般问题。见我居然有问必答,十分高兴,严肃的脸上绽出微笑,鼓励我好好学习。临了,他老人家站起来正式为刚才的重敲向我道歉,并说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他。从此,我和丁教授就有了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后来又和他的小儿子丁光生(曾任上海药物所所长)成了朋友。丁教授晚年住在刀茅巷的浙大宿舍,和我的工作单位浙江中医学院很近,我经常前去照看。他和夫人陈淑都是我国早期出洋留学的人,不但功成名就而且同享遐龄,真是难得。
入学一星期左右,有老师来通知我下午到教务处去,说教务长要见我。去了后,才知道他是着名的数学家苏步青。苏老师非常和气,还一定要我坐下来谈。他说:“我听说浙大来了个赤脚大学生,想找你来谈谈。”他知道了我的身世后,并问我有何才艺,愿意从各方面帮助我,鼓励我努力学习。得知我在中学里不但成绩好而且绘画、音乐、戏剧、文学都不错后,他给我写了三张条子,一是给解剖学王仲侨教授,建议参与挂图的绘制,此事因我还未修毕该课而未果;二是给学生会文娱部,后来我就参加该部工作;三是给子三学社,因其他工读项目都已经有人了,我只好参加理发室工作。水电、设备免费提供,每理个发净收五分钱,每周值班半天。对于苏教务长的关怀,我一直铭刻在心。三十四年后,二女林聪报考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可发榜时变成微生物专业,她闹着不依。我听说苏老是复旦大学的校长,就给他老人家写了封信申诉其事,并回忆当年。当时我只抱一两分希望,结果则是意外的圆满。
关于学生会文娱部的工作,我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音乐方面最突出,后文另述。在抗美援朝时,学生自编活报剧上街演出。其中有个剧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拉来同演的大多数是同班同学。演出时市报有个记者随行,给我们拍照,还特意放大一张送我。戏里,我演李承晚,金宏义演美国佬(只见帽子,他当了多年浙江医院院长),杜国光(北医生化教授)与马正中(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只见背影)演中、朝人民。后来,京剧社排活报剧时缺少了一个矮胖子演李承晚,就硬拉我参加。可我那时根本不懂京剧,好在只有两句话、一句唱,现学现演居然也对付下来了。由于是文娱部干事,经常有机会参加中外各种演出。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时,苏联曾派了红旗歌舞团等四个文艺团体来华,都到过杭州,我看了全部的节目。特别是苏联国家艺术团的演出,全部是世界超一流的大师。如乌兰诺娃的芭蕾舞与米哈伊诺夫唱的《伏尔加船夫曲》等,都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由于我家境贫寒,入学时又瘦又矮。感激政府与母校,那时相当九元的伙食对我来说已是好得超乎想像了,于是,我就很快长胖了,理论上,十八岁的我应该骨骼端钙化而不再长高,实际上,入学后由于营养好,我的确长高了不少。
按我入学时的体形,是根本不适合演李承晚。那时,大学生只供伙食。过了两三年,对无经济来源者还可以申请衣物。我的第一件棉衣、第一条新棉被都是国家给的,至今想起来还不禁令我泪盈于睫。浙江大学,我的母校,您的深恩,我当时刻铭记,代代相传。
浙大的校训,也对我影响很大。“求是”是秉承百年前求是书院的精神,它不但体现在学术上而且决定了对国家、社会以至世界的态度。竺可桢校长曾作“求是精度与牺牲精神”的演讲,阐发得十分精辟。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浙大师生都能站在人民一边,才能荣获“民主堡垒”的赞誉。师生都对科学有献身精神,励志苦学,生活朴素,对人诚恳有爱心。像我这样的丑小鸭,从未受到师生的鄙视,反而备受关爱。由于社团活动蓬勃开展,使得校园生活丰富多彩。我平生第一次学跳交谊舞,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好笑。由于学生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我每天早晨以广播操作预备,长跑作锻炼,打篮球作娱乐的三部曲,在我毕业后还沿袭过好些年。
我对文艺有多方面的爱好,尤其是音乐在浙大时有很大的发展。在中学里我就曾尝试过作曲,这是解放前的事了。进浙大后有一个学分的选修课,我就选了杨增慧老师的音乐欣赏。有一次杨老师有事,由当时是研究生的毛昭晰来代课,后来我们成了老朋友,并同是西泠印社社员。浙大歌咏队是全校性的,各系部、班级另有中、小型的歌咏队。我不但参加浙大歌咏队,并且还是当年唯一的学生作曲者。我曾把“萌芽”的作曲请教沈思岩教授,他并不以拙劣而耻笑我,反而诚恳地指出我的不足。他借书给我看,并让我不定期地到他住在哈同花园(今新平湖秋月处)的宿舍去,以便指导我作曲。我曾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过歌曲(自己写词),收到五万元稿费。虽说只相当是五元钱,在我已是笔大收入(足有半个多月的伙食费)。从稿费通知书可知时间是1951年5月。在抗美援朝时,我曾在《杭州歌曲》上发表过许多歌曲,受到市团委的表扬。现在搞政治的人多不相信在“三反”与“五反”之间有过“四反”,可我能提出确证。有一天早晨,沈教授叫我去,说是某领导要他写个《四反歌》来配合运动,他实是无意于此而又不能推辞,就把任务交给我了。连词带曲,隔天下午就要。我当天忙到凌晨,终于写成。交稿时,沈教授听我唱一遍后居然脸上有了笑容,并说了声:“难为您了。”
写了半天,大多是专业以外的事。专业方面我也说一句。由于是综合性大学,即使是基础课任课教师也多是国内外一流的学者。就拿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化学是丁绪贤教授,中文第一本《半微量定性分析》就是他着的;物理是丁绪宝教授,是丁绪贤的兄长;生物是后来的杭大校长江希明;组织胚胎是元老级教授蔡堡;解剖是后来的医大校长王仲侨;生化则是刚冲破万难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沈善炯。名师出高徒,再加上学生入学的高质量与刻苦学习的校风,人才辈出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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