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六十年后说东归——1946年浙大由贵州复员杭州纪事

幸必达
话说当年,浙江大学在全民奋起、共赴国难的抗日战争中西迁办学。竺可桢校长为了让大学向乡村传播科学文化,同时让师生深入农村唤起民众抗日,决定浙大不内迁西南的名都大邑,而选择走山区小县的流亡之路。转徙三年(1937-1940),经过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最后定居遵义,在遵义、湄潭、永兴三地一住七年。竺校长肩挑战时大学教育与科研的双重任务,领导师生们在破庙茅屋中,布衣蔬食,弦歌不辍,以独特的办学精神和尖端的科技成果蜚声国际,被誉为“东方剑桥”,树立起一面战时流亡大学崭新的办学旗帜,浙江大学也从艰难中崛起。
当年办学困苦,至今犹历历在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欢欣鼓舞声中,浙江大学也胜利复员。师生们怀着对遵义人民的无限感激与眷念之情,从1946年夏天开始,又经过了五个多月的艰难转徙,全校才东归杭州。这次复员人数众多,是一次庞大的转运工程。
内迁云、贵、川三省的高校师生员工眷属数万,加上政府机关单位人员眷属不下数十万,海陆空运工具都十分缺少。竺校长带领执事人员四处奔波,北上重庆,南下贵阳,东去南京、上海、杭州,风雨兼程,为复员规划行程、工具、经费及重建校舍,向教育部要复员费、建校费,向交通部、公路局、两航飞机和民生轮船公司联系工具,真是艰苦备尝,席不暇暖。在万分困难中决定了分期分批复员的总方针。浙大遵义总部改为留守处,由王国松院长主持。1948年5月正式启动复员工程,6月1日以后函电公文均转杭州。
从5月7日第一批三辆汽车先行到10月10杭州庆祝胜利复员大会,历时一百五十余天,师生员工眷属三千余人和图书仪器数百箱安全回到西子湖畔。竺校长和执事人员可谓心力交瘁,实在令人感泣。
2007年,距浙大复员东归已经整整六十年了,竺校长和很多老师、学生都已先后去世,在世的师生都已苍颜白发,年登耄耋。回首往事,喜悦中也饱含辛酸。今天,祖国强大了,经济腾飞,交通四通八达,比起当年东归条件真有天壤之别。浙江大学也已发展成为世界知名大学。抚今追昔,我们更加怀念为国操劳、为科学和教育鞠躬尽瘁的竺校长。这段艰辛的历史,我们很难忘记,也应该告诉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请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
幸必达校友给浙大学生讲西迁历史艰难的壮举
1946年2月9日,浙大在湄潭召开第一次复员预备会,匡计复员人数为3000人左右,按当时物价预计复员费为3.74亿元法币(下同)。2月25日,教育部在重庆召开的高校复员会议,决定复员次序为离重庆近的先走,远的后迁。当时交通情况,据《竺可桢日记》记载是:水运走长江,民生公司有轮船96条,但领港员只有46人,不能全用,每月可运1.8万至2.4万人;陆运走川、黔、湘方向去长沙,接铁路到武汉再转长江水运;公路有汽车600辆,每月能运1.5万人;空运有央航和中航两公司,有飞机23架,每月可运4000人,但规定每校每月只配给机票3张。无论水陆运输,都要自己联系车船。
川江水运已拥挤不堪,便让重庆附近学校先走,浙大只能考虑陆运,即经贵阳去长沙、武汉再转水运了。4月26日,浙大行政会决定,根据教育部发来的复员费3.7亿元,分配到人。其中:学生每人复员旅费9.5万,加5、6、7三个月的公费共发12万;研究生每人复员费9.9万,加三个月公费共发12.9万;教授每人15万、副教授14万、讲师13万、助教及职员各12万,家属妻子与丈夫同,子女及佣人各10万,佣人家属5万。学校决定5月5日在遵义举行当年的毕业典礼。领款的师生员工可以自找交通工具先走。
当时,学生代表向学校反映,每人12万元旅费不够用。学校限于经费无法增加,同意无家可归和无钱可借的师生暂留贵州,候至9、10月间与学校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同行,车船均可免费。因杭州校舍未修复,先走的人可以先回原籍家中。学校决定11月学生开学再到校复课。
决定公布后,能走的师生员工都各自找车出发,湄潭、永兴师生都逐渐集中到遵义找车。当时很少正规班车,很多人都找司机搭便车,当了“黄鱼”,真是归心似箭。先后走了两千多人后,剩下的都是无家在江浙的学生或家累很重的老师和职员,大家都决定随校最后迁走。
8月中旬,学校联系了陆军交警二团,以一百辆军用十轮大卡车为浙大运送全部留黔人员和物资。学校紧急征募一百名学生担任无偿的押运人员,负责押运物资和照顾同行老师员工眷属。应征的人很踊跃,笔者当年是四年级学生,也是应征人员之一,亲历了这次东归旅程。
陆路行程
9月4日上午,我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准备出发。一百辆十轮大卡排列在子弹库校本部广场上,已经装车待发,蔚为壮观。押运同学先期已开过会,自动推举了一批负责人,商定了九条公约,要求大家遵守:1.车队统一出发,保证一路同行,经贵阳直驶长沙,到长沙接待站交卸物资为止。2.同行老师及员工子女眷属优先坐驾驶室,其余人员及物资统安在车厢。3.乘车人员每人先交一万元作途中生活费用,沿途集体办伙食;负责办伙食的同学先采购一些大米、干菜、腊肉等装车备用;估计行程六天,早、中、晚都统一用餐。
4.每天到站后住宿都尽量借住学校、庙宇,以省宿费。5.每天到站后由负责住宿的同学安排住处,负责伙食的同学(以女同学为主)上街买菜和下厨做饭,统一进餐。6.晚上买蜡烛分发各处照明。7.黎明即起,统一早餐后上路,中午在途中饭店就餐。8.车抵长沙前结算伙食账,多退少补。9.互助互让,同甘共苦,照顾好老师及老幼眷属,服从统一指挥,争取平安到达。大家一致同意。
经过组织的队伍,有条不紊地出发了。百辆大车浩浩荡荡离开遵义,我们含泪向夹道相送的遵义人民挥手告别。
第一天宿贵阳,我们借住豫章中学校舍,学校领导热情支持,借给我们几间大教室和厨房,做饭、住宿都很顺利。第二天早饭后上路,当晚宿黄平。第三天宿玉屏,已到贵州边界。第四天宿芷江。湖南道路平坦,又逢天气晴朗,“秋山红叶,老圃黄花”,师生一路谈笑风生,驾驶员十分尽职,车辆没出过问题。第五天到黔阳,过沅江大桥时,浮桥过渡要排队,百辆车队过了不少时间才过完,晚上只能宿洞口。第六天中午就到了邵阳,这里距长沙已经不远,负责伙食的同学公布账目,颇有结余。大家同意在邵阳大饭店聚餐,一是庆祝陆路行军的首战告捷,二是借此向驾驶员们的辛勤表示感谢。我们抓紧赶制了一百幅简易的“锦旗”(实际上只是一百块白大绸),每面中央由胡哲敷教授书写“今之王良”四个隶书大字,四面有全体师生的签名,在餐会上隆重赠送给每一位驾驶员。大家高唱校歌,欢声雷动,餐后直驶长沙。
长沙接待站由舒鸿教授主持。车辆全部卸货,我们交清了物资并卸下各人行李。接待站为我们向救济总署(全称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领取了每人一张难民证,凭证可享受免费车船和食宿供应直到杭州。当天,我们就搭上火车直驶武汉,候船东下了。
水路行程
在武昌下车,难民站安排我们住进一座日寇占据过的大仓库。高大的木质楼房,已住进不少难民。睡的是地铺,一间几十人,没有电灯,照明用蜡烛。
蚊子臭虫特多,晚上很难入睡。白天一日两餐,排队打饭,有酸菜和军用罐头牛肉佐餐,虽然不太可口,但大家都知足了。
住下来是为了候船。我们每天都去黄鹤楼下守候,但候了十来天,船还是杳无踪影。白天好过,夜晚难熬,我们尝到了“望穿秋水”的滋味。
汉口在武昌对面,只一江之隔,有小船摆渡。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去汉口观光。这里有十里洋场,商业繁华,沿江大道车水马龙,比武昌热闹多了。
浏览中碰到早来汉口的同学,他们住在复员招待所。这里是接待政府复员人员的,已到秋天,政府复员的人已经不多,招待所基本空着。管理人员听说我们是浙大师生,欢迎我们免费入住,我们很快搬了过来。这里每间房里有六个床位,有凉席、棉毯和蚊帐,清洁整齐,电灯明亮,还有洗澡设备;晚上可在花园里乘凉听音乐,比起武昌当难民,真有天壤之别。我们是离苦海上天堂了。但这里不供应伙食,也无法自己开伙,只能上街买吃的。我们多数人带钱不多,最初还能上小店吃客饭,后来只能买烧饼、油条充饥了。有的每天还只敢吃一顿,只盼难民船早些到来。
大约十来天过了,难民站通知说船来了。是美军登陆艇“绥远”号,载重六千吨,只载复员上海的大学师生。上船后才知道有浙大(约三百余人)、东方语专(二百余人)、艺专(一百余人),共计师生七百余人。一个大统舱,我们协商分配,男女老幼分成几大片铺好床位住下了。船上有淋浴室,有高压消毒饮水供应。每日两餐供应牛奶、面包和一小罐牛肉,都是军用剩余物资。大家都是劫后余生,又一次安下心来,真有无限感慨。船长是美国人,和大学师生友好相处。他们是根据租借法案来中国救济工作的。
当天起锚东下,晚上船靠九江。我们三校师生联合,在船上组织了一次联欢晚会。宽阔的甲板上灯火通明。各校节目有古琴、琵琶、南胡独奏、抗战歌曲大合唱、轮唱、女声独唱和舞蹈等,丰富多彩。师生和外籍船员同乐,岸上也有不少观众,直至午夜方罢。第二天船靠安徽芜湖,夜色中不少人下船观光,.游夜市。第三天船到南京浦口,接待站有车来接,下船后再上火车,当天抵达杭州。这时已是9月下旬,最后一批人员和物资,历时二十余天,总算安抵杭州,回到母校怀抱了。
浙大西迁和复员,都是竺可桢校长亲自领导的。回忆当年的流亡岁月,我们更加怀念逝去的老校长,也怀念当年辛苦育人的老师们和风雨同舟、流离转徙的学长们。在举步艰难、山河破碎的年月,我们曾经不屈不挠、共渡难关,这是一种多么珍贵的回忆。八年抗战,六十年奋斗,祖国人民不畏艰难,重建家园,再造辉煌,幸福的日子来之不易啊!愿我辈在桑榆晚景中继续弘扬求是精神,祝愿母校和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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