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在浙大学习的日子(1941-1945)

熊光迪
1941年我在四川南溪李庄宜宾中学高中毕业。回到家中才知道父亲完成测量(叙昆铁路)任务后乘船回家途中淹死在横江(金沙江的一条支流)中。母亲因怕妨碍我毕业考试,没有将这个不幸消息告诉我。回到横江,我大哭了一场。我父亲的上司劝我好好复习功课,考进大学。大学统一招生,我报考浙大化工系,在悲痛中复习功课,结果考入浙大先修班。浙大因有些学院招生不足,又招了一次生。我报考了化学系,结果被录取了。
父亲的上司答应支持我,叫我的姐姐当了一名工人,我便进了浙大化学系。母亲嘱咐我不要为家庭的生活而伤脑筋,一切由她筹划,要我好好完成学业。
进了浙大,有贷金,吃饭不要钱,每个月还发给植物油照明。
当然生活很艰苦,营养也很差。有一段时间钱没有了,就得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好在不久,学校弄了一些土地,自己种菜,才没有发生吃不饱的状况。
在永兴学习
浙大一年级设在贵州湄潭永兴场,距湄潭县城十公里。学生宿舍和教室等设在两个会馆中:江馆和楚馆。我因入校较晚,住在楚馆的戏台中。除了双层床和自修用的、木板钉成的简陋桌子(靠着窗子)外,留了一条很狭窄的走路通道。入学后,我们又经过了一次考试。我的外语成绩不错,被分在第一班,老师是一位女老师,姓邵。上课老师讲课和提问都是用英语,同学也是用英语回答。我英语理解能力很差,表达也不行。班上有的同学却对答如流,如谢学锦(后成为院士),支德瑜(后改名为支贞,考取庚款留学英国)。我非常害怕,怕不及格。第二学期被降到第二班,老师讲课是用中文,我便大大松了一口气。
入学不久,我们便知道选课要选上18-20学分。每门课都有一定的学分,与每周上课的时数有关,例如数学每天上一个小时,5个学分。理学院各系包括在一个班里(包括数学系和物理系)。一个学期为微积分,一个学期为微分方程。如所选的课程,有一半学分的课程不及格就要开除。一个学期下来开除了不少人,住在我上铺的一个同学就是这样被开除了。入学后使我很不适应的是课本都是英文写的,特别是化学生字很多。我们学的普通化学课本是Daming写的。一个小时连查字典,我只能读七八行。一个小时的讲课内容七八页甚至上十页。考试只能靠听讲和记的笔记,阅读参考书是来不及的。为此我在记化学英文生字上花了不少时间。这为我以后的学习,打下较好的基础。一年级我没有选物理,就是怕考试不及格。但是只要有可能,每堂朱福昕老师的普通物理课我都去听,做笔记。听朱老师课的人很多,他是一位认真教学的老师,十分讲究教学方法,口辞很慢,基本讲英语,重要的内容就写在黑板上,有时还有演示试验。令我印象很深的是slip platform(滑动平台),是演示rotational inertia(转动惯性)的试验。一个同学坐在一个凳子上,这是一个能滑动旋转的凳子。我们转动同学,同学坐在凳子上不停地自动转动。
坐在凳子上的同学伸开手臂,他就转动得慢;收回臂抱胸,就转动得快。这说明动量守恒(conservation of momentum)。伸开手臂,rotational inertia变大,角速度就要变小。相反,角速度就会变大。冰上花样芭蕾滑冰和芭蕾舞的自转也有这个现象。
我们化学系与化工系普通化学是年级主任储润科老师教的。他是法国留学生,教学是认真的,效果也是好的。
我还选了国语和中国通史,这些课都是必修课。中国通史是谭其骧老师教的。与我过去学历史完全不同,讲到我国古代北方有象、有竹子,他列举古书中是如何说的,例如他说“竹书记年”是如何说的。我没有去看这些古书,但我却学习到做学问不是从一本书中抄下来就行了,而是要认真核实。后来谭老师成为国内有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是这一门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入学不久要进行体格检查,体育老师要我们脱光衣服,看我们的脊椎骨是否不正、脚板是不是平脚等,还要求我们练习游泳。游泳场设在三叉河,要游上五十米才能算体育及格。
工学院的数学是钱宝琮老师教的,那时他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教授。听说上课很生动,每周要测验,学生很紧张。平日成绩不及格,期终要及格就更不容易了。
教我们数学的是冯谦老师。我们期终考考完了,都要去冯老师处看成绩。
我的成绩不错,也去看成绩,被冯老师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别人看成绩是怕不及格,要补考,要准备。你成绩考得不错,还来看成绩,不要为分数学习。”
当时使我很难堪,但事后想想深受教育。
西南茶馆很多。在永兴时,同学很多到茶馆里休息和自习。我也偶尔在茶馆里泡上一杯茶,吃一些松子,消磨一些时间。后来到湄潭也是如此。那时的学生消遣就是打桥牌。因为一年级功课紧,我是在湄潭才学会打桥牌的,也只有在假期里打打桥牌。在大学一年级时,我与同班同学史宗法和张志炳都住在戏台上,但交往不多,可能功课太紧的缘故。社团只有基督教团的活动,好像是歌咏组织,是一些湖南同学,他们是长沙雅礼中学(教会学校)毕业的,如仲赣飞(外号叫大mass)。
记得在永兴时,从中文系来了一位老师,听说是系主任,对我们讲解校歌,虽然跟着大家我可以唱出校歌,但内容是深奥的古文,歌词大多忘记了。而最前面四句我是至今记得,“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这几句话至今提醒我不要自满,要不断学习。
永兴街上的市面,平日很冷清,能买到的东西不多。几天有一个“赶场”,赶场的日子,街上挤满了人群,各种生活用品都可买到。
我们在永兴过了一个春节,虽然我们没有大吃大喝,但在元宵节期间,却非常热闹。农民组织起好几条龙灯,舞龙灯的人们,赤着上身,不停地跳动;迎接舞龙灯的人,烧化一勺子铁水,倒出铁水,用铁棒将铁水打向天空,铁水落下燃烧成朵朵火花,迎接舞龙灯的人们。这些火花落在舞龙灯的人身上,因不停跳动,火花不致停留在皮肤上,烧伤人。大概也给了舞龙灯的人以热量,使上身没有穿衣服的人不致太冷。这真是奇观!
在湄潭学习
一年过去了,我升入化学系二年级。我搬到湄潭县城上学,那是一个有十字形街道的城市。每条街通向城门,向南通过湄江桥,印象中没有城门。那是浙大理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所在地。那时理学院院长是胡刚复,农学院院长是蔡邦华,师范学院院长是郑晓沧(后来来湄潭的),都是国内知名的学者。
理学院分数学系,主任是苏步青,知名的教授还有陈建功;物理系,主任是何增禄,知名的教授有王淦昌、束星北;化学系,主任是王季梁,知名的教授有王葆仁(后为化学系主任)、刘云浦、张其楷;生物系,主任贝时璋,知名的教授有罗宗洛、谈家桢(后来来到湄潭)。农学院分农艺系,园艺系,后者的主任是吴耕民,农化系主任是罗登义,病虫害系,蚕桑系,除了有一些系主任名字不知道或者忘记了之外,其中大多是有名的学者。
湄潭浙大学校学习气氛很浓,同学实践环节很多。化学除普通化学实验(两个学期)在永兴大一完成以外,我在湄潭完成的实验有:物理实验,植物实验,分析化学实验(一个学期定性,一个学期定量),有机化学实验(两个学期),有机分析实验(一个学期),有机合成(一个学期),物理化学(十几个实验),毕业论文(一个学期)。化学文献查找,化学文献报告(两个学期,每个同学要报告一次)。
教师讲授的课程有:物理,植物(崔征,选修),无机化学(王承基,必修),分析化学(定性,张启元;定量,王季梁),有机化学(王葆仁),德文(德梦铁),物理化学(刘云浦),有机化学分析(于同隐),有机化学选读(王葆仁,选修),有机天然产物(王葆仁,两学期选修),药物化学(张其楷,选修),化学史(必修,王季梁),工业化学(王季梁,必修)等。我还选修了社会学、王淦昌老师的热学和朱福昕老师的电磁学。但我学得很不好,电磁学差到要补考,但这些课都给了我良好的教育。王淦昌老师说他很后悔在德国留学时,全部时间花在做论文上,没有多听一些课,接触一些新的学问。我们除了上课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化学实验室中度过。化学系的学生实验室和老师的研究室放在湄潭的文庙(湄潭浙大分校本部)隔壁的财神庙中。化学文献阅览室放在财神庙的戏台上。我们的有机化学课和文献报告就在那里进行,四周摆满了书,中间放了四张大桌子。
张启远老师带我们的分析化学实验,一个单元结束时,总是要我们进行未知物分析,即定性分析是分析试管内含有什么无机元素,定量分析是分析某元素含量是多少,错了要重做。有一次,我分析溶液中含钙多少,用重量法,我分析了两次都错了。这样一些训练使我毕生受益匪浅。1947年我投考海关副化验员,几十名投考人员中,就我被录取。后来我在天津海关化验室工作,1947年我靠分析查出四件谎报货物:漂白精(谎报漂白粉,含活性氯量大不相同),镁锭(谎报铝锭,溶于氢氧化钠的性质和在空气中燃烧性质不同),海昌蓝(谎报硫化蓝,耐漂白粉的性质不同),混有淀粉的金鸡纳霜粉(报金鸡纳霜粉,可能商家受骗,查出其中含淀粉和溶于酸的成分是金鸡纳霜)。这都要归功于以前老师的严格要求。
先是沈仁权老师带我们的有机化学实验,后来是潘道凯老师。虽然当时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我们还是做了不少有机化学实验。加热用木炭炉子,回流冷凝用两个瓦罐,装满水的瓦罐放在高位,靠虹吸流入冷凝器中,再流入低位的瓦罐中。高位的瓦罐中水没有了,将低位的装满水的瓦罐放到高位。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做了减压蒸馏的试验,几个同学轮流不断用手摇动真空泵。
这样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培养了我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解放若干年后,我的同班同学薜玉麟学长来西安。我们相见时,他谈到解放初期他在本溪化工研究所曾用硫酸坛放在钢的容器中做成耐酸的高压釜,完成了顺丁烯二酸酐加不挥发的酸催化水解制成了苹果酸。
物化试验是杨浩芳老师带的,他宣布,打破了Beckmann 温度计要停止实验,这就意味着不能毕业。而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试验,测分子量。使用时要轻轻敲动温度计来调整水银柱。它的精度可读出0.001℃。杨浩芳老师后来得了肺结核病,濒于死亡,是在学校和同事帮助下治好的。
那时我们的检索用的化学文献,最详细的是Chemisches Zentralblatt(德国的化学中心文摘),比美国的“化学文摘”详细。虽然现在化学文摘社收购了Chemisches Zentralblatt,但当时它的功绩是不可低估的。还有一本有名的手册,Beilsteins :H andbuch der organis Cher Chemie(《贝尔斯登:有机化学手册》),这是两本我们要经常查阅的书。但它们都是德文的,好在内容文法简单,生字也有限。因此,那时化学系学生要选的第二外国语是德文,而且是必修。教我们德语是德梦铁老师,她是一位外籍女老师,后来与我们的王季梁老师结了婚,入了中国籍。她是一位可敬的老师,是我终身不敢忘的老师。她教书非常负责,效果也非常好,解放后曾是先进工作者。她非常注意我们的发音,因为德文是如何读的,就是如何拼写的。每次上课,总是带我们读课文,我们跟着朗读时,她在全教室走动,仔细听我们发音,发现有读音不准的同学,就叫他站起来单独读,同时纠正他的发音。她选的教材的内容很能引起我们学习的兴趣,有德国民谣、诗、爱情诗、文学小说,如Imensee《茵梦湖》、Die Leidendesiungen W erthers《少年维特的烦恼》、Roselein au f den H eiden《荒原上的小玫瑰》。德文民谣和诗都是押韵的,很能吸引我们朗读。她不能讲中文,讲课用英文,等到我们德文有一定的水平,就用德文讲课,因为讲得慢,我们基本能听懂。这样一位老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令我们万分痛心。
我们的德文讲义是数学系丰宁馨学长刻的,刻得很好,她也是我们班上学德文学得很好的一个。
有机化学课是王葆仁老师上的。他讲得缓慢,板书很清晰。一般他上课是一次上两节课(中间有休息),两节课上下来不觉得累,而课后要整理的笔记却非常多。他在讲官能团的性质和活性时,能从电的相互作用和结构加以说明,虽这些解释我并不心服,但帮助我加深了对官能团的性质和活性的记忆。
他还讲了化合物生色的理论,改变染料溶解性能、合成化合物的各种方法。他还留有作业,杨士林老师批改我们的作业。我回想学有机化学的过程中,除了老师讲课吸引我们之外,做作业也给我很大帮助。做作业对记忆和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做作业的同学比少做作业的同学内容记得更牢固和运用所学的知识更灵活。有机化学实验对学好有机化学更重要。
有机天然产物是王葆仁老师讲授的。他讲了很多用化学反应决定化合物的结构的方法,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了解了植物界所含各种有机化合物。
药物化学是张其楷老师教的,主要是讲官能团结构与生理活性的关系。
他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解放后调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是有名的学者。
刘云浦老师讲物化讲得很快,一年下来几乎把一本物化(作者好像是Danial)讲完了。刘老师后来是北大化学系的老主任。
化学系的学生基础课是抓得很紧的,考试严格,不及格要补考,甚至要开除。选修课就不一样了,严格要求的王葆仁老师开的选修课,我印象中都没有考试。本来说要交一篇报告,到后来也没有执行,但同学听课和记笔记都是非常认真的。
我的毕业论文是选王葆仁老师指导,本来要做一个理论性的题目:苯环上其他官能团对苯环上溴原子的活性的影响。这要测定多个化合物的反应速度,而且还要合成。后来怕时间来不及,我改做一个新的化合物,Benzothiazole的氨基化合物。最初想得到游离的氨基化合物后来都失败了,因为做成它的游离的化合物很容易被氧化,后来就改做成它的盐酸盐。做成硝基化合物后在盐酸中用锡还原,然后通硫化氢除去锡,只要酸性不大,硫化氢除去锡是很彻底的,然后浓缩得到它的盐酸盐的针状结晶,测了熔点,就交了上去。
因为条件不够,没有测定元素的百份含量。至今我也不知道我做出来的化合物是不是Benzothiazol的氨基化合物。虽然我试过燃烧性能,可以说是一个有机物。因为产物量少,没有做元素定性分析。
我在湄潭也旁听一些课,但没有选修,如罗登义老师的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因此也认识一些农化系的同届同学,如雷通明学长、夏纪鼎学长。
在湄潭值得一提的是李约瑟来访。竺校长带他参观浙大,与浙大的教授座谈,最后他看到教授们没有中断研究,而且有一定的成果和水平,称赞我们学校是东方的剑桥。他还在饭厅里给我们学生作了一次报告,郑晓沧院长给我们作翻译。
湄潭的浙大学生宿舍有五幢两层的楼房,分别叫仁斋、义斋、礼斋、智斋、信斋。信斋是女生的宿舍,建在北门(城门)里,在文庙的北面附近。仁斋、义斋、礼斋、智斋,是男生的宿舍,建在城外湄江边,距饭厅、浴室和盥洗室较近。
饭厅、浴室和盥洗室很靠近湄江。它的附近,湄江中有一个大水车,昼夜不停地将湄江水提上来,流进厨房和盥洗室中。湄江边还有一个体育场,我们跨过体育场就可跳进湄江中游泳。湄江水非常清澈,中间水深约一人高,是很好的游泳场。水车处修了一条拦水坝,将水拦住使它们流经水车,冲动水车转动。
女生也在我们的饭厅就餐,每天吃饭时,她们从宿舍走出来经过一个城门(北门)从一个小山坡走下来就到了饭厅,并不远。我们班八个同学包括几个女同学凑成一桌,轮流准备加菜。一般是一些青菜加盐放在木炭炉上煮好,桌上的菜总是吃光。男女同学交往比较少,但也不回避。男同学之间关系比较融洽,化学系和理学院的男同学多住在智斋。我们同班的同学又多和我同宿舍,同过宿舍的有:史宗法、张志炳、叶润秋、陈星焯、范传炽。化学系前后班的同学有闵观铭、陈维新,外系有陈慕群(园艺系)、施教耐(生物系,后来成为院士)、王名才(气象)等。这些同学都和我在一个宿舍中同住过。在智斋的同学,化学系比我高两班的有叶尹中、朱秀昌、孙树门,高一班的有赵梦瑞、丁宏勋、袁启洋、冯慈珍,低一班的都住在我们隔壁的一间房子里,有戴立信等。数学系有播寰、曹锡华、吴楠选,物理系有谢学锦、汪容、许梅。汪容学长做毕业论文,有一部分是在我们实验室中做的,因为他是物理系,没有化学仪器,是我拿出我们的仪器给他做的。他的论文导师是王淦昌老师。好像是做检测放射性粒子的闪烁剂(scintilator),具体在我们实验室做荧光剂,很容易就做成了。它是将染料fluorescin(荧光黄)溶解在熔化的硼酸中,光照以后放在黑暗的地方就发荧光。汪容学长以后成核物理专家,多年以后我在科学通报中看到他发表的文章,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在一份内部文件中,看到要不要建造我国的粒子加速器的高级讨论会上(好像有李政道校友参加),有他的发言。
可惜现在得了老年性疾病。智斋还住有谢学锦学长,他在投考浙大时,住在贵阳二戈寨(纳西族人的村寨),与我有一面之缘。最初是在物理系,后转入化学系。若干年后,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在陕西蓝田物理探矿研究所工作,胡荫华学长(在西安西北大学工作)知道这个消息,叫我通知他到西北大学找她。
但他没有找我们。他平反后的一个中秋节,他来交大找我,并告诉我他的遭遇。我问他为什么不来找我们,他说怕牵连我们。我留他吃饭,他说来不及了,吃了一些月饼就回蓝田了。后来他成为物探所所长,物探所移廊房,他就到北京地质部工作。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他默默工作,在化学探矿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成为国际有名的科学家和我国院士。他一家三代都是有名的科学家(父亲是院士;儿子在德国,是有名的科学家)。在一本《中篇小说选》中,登载了一篇报告文学“沉重的崇高”,详细叙述了谢学锦学长及他家庭的遭遇。作者是地质部的有名的专业作家。我看了这篇小说,不禁流下泪来。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就是校庆纪念(大约1942年)时开放实验室。我们参观了物理实验室,大饱眼福,看到了一些平日没有看到的东西。印象很深的是,讲解员指着示波器(oscillograph)告诉我们这是比较新的仪器,可以显示电波形状。哪里知道二十多年以后市场上会有电视机的出现,而且它已成为很多家庭使用的电器。
这些同学直接、间接都对我有影响。每天吃过晚饭后,是散步休息的时间,有时几个同学便散步进西门,到达十字路,向南走,过湄江饭店(单身的老师多住在这里,是一幢四层楼的建筑)和湄江桥,再经过新建的湄潭中学(初中),就来到浙大农场。陈慕群学长便向我们介绍各种花卉,我顺便收集了一些种子。因此认识一些花卉的名称,如金盏花、三色堇、矢车菊、石竹。从三色堇谈到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如果世界上有这种花倒也不错。有时沿着到风水连堡(是湄潭的风景区,大片竹林)的路,顺湄江向上走去,当然半途就要折回,晚上还要复习功课。有时经过西门向西走,沿着马路散步,可以看到马路旁高耸的汽油桶焊成铁塔,那是浙大校友开的酒精厂精馏塔。沿这条马路走可以到达永兴。
我们宿舍里闵观铭学长是音乐爱好者,有时高歌一些世界名曲,我常深深被吸引。我们也学了一些好听的歌曲,其中有的是美国名歌五百首中的歌曲,有的是几句或一段,流行的抗日歌曲基本上都会唱。但唱得不多,印象中,除了中学学了一些外,似乎没有人专门教过我们。有一首歌我在宜宾中学,音乐老师教过我们唱,叫《金陵颂》,是一首好听的歌,后来发现原来是《延安颂》,歌词只是把延安改成金陵。内容有不少牛头对不上马嘴的。例如“啊!金陵,您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日的歌声”,这是当时延安的写照,绝非是沦陷的南京的状态,当时我们这些中学生却未曾怀疑。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没有看过电影,在湄潭我也没有看过电影。但却看过我们同学演出的话剧和京剧,如《日出》和《天罗地网》。我们班的梁永妙学长和陈星焯学长都参加了演出,演得不错。剧团的团长后来是谢学锦,常演青衣的是生物系的助教周本湘。当时剧团还演出过《萧何月下追韩信》。我虽不懂京剧,但看到萧何围绕戏台跑,匆匆忙忙地追韩信,一面跑,一面唱,那种急迫的样子,感到萧何如此爱才,也非常感动。
在湄潭,美国学生救济委员会在靠近西门的一个民房里设立一个俱乐部,有crown棋和图书可出借。借crown棋的人颇多,它的玩法类似弹子(台球),但不是圆球形的弹子,而是像大象棋的大棋子,中间一个大圆孔,象征王冠。我们有时也借出来玩。这个俱乐部是美国学生救济中国学生勤工俭学的组织,戚文彬学长曾介绍我在那里工作,借此获得一些报酬。在此期间我生过一次大病,低烧吃不下饭,病久久不能痊愈,后来是校医院给我吃中药治好的。
期间同学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当时我们睡铺中臭虫很多,学校煮了几大锅开水,让同学们杀灭臭虫。如果同学中有传染病,后果真不堪设想。
在湄潭做有机合成实验时,我还发生过一次事故烧伤了右手。当时我用苯代替二硫化碳做溶剂(这是一个错误),进行Friedel‐Cravis反应,结果反应太剧烈,苯从冷凝器口冲出,下面的木炭炉子点燃了苯,我赶快取出冷凝器和连接的圆底烧瓶,跑到大水桶边将燃烧着的双手和冷凝器和连接的圆底烧瓶埋入水中,冷凝器和圆底烧瓶,甚至瓶中的苯保全了,而右手却烧伤了。最初我还没有感觉,后来右手起了一个大水泡,差不多一个多月不能写字。还好没有耽误有机分析的考试,有机合成(实验课)也糊里糊涂给我及格了。
1944年日本人打到独山,我的母亲、姐姐、妹妹和外甥女都在贵阳,一时音信隔断。学校里同学在议论打游击。我不知道我的出路何在。张志炳学长说,可以同他到重庆他家里去。风暴过去后,同学有的去当美军翻译,有的参加青年军。陈星焯学长就去当美军翻译,王香耕学长去参加青年军。后来有参加青年军的同学回到学校说,国民党在军队中思想统治很厉害,弄得不好不是进集中营,便是失踪。王香根学长离开学校后就没有消息,他的命运十分可虑。
后来我到贵阳把母亲等接到湄潭来居住。谭楚材学长介绍我担任湄潭中学初中数学教师,解决了我家的一些困难。1945年我们大学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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