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抗战时期的浙大学生

阚家謣
抗战期间,我在国立浙江大学念书。提起了浙大,似乎总会使人联想起美丽的西子湖,那山明水秀、锦绣天堂的鱼米之乡。
然而,浙大却是在艰苦抗战之中,几经播迁,而至成熟,她不仅是全国几所有名的学府之一,而且她声誉传颂遐迩,至今人们一提到她的名字,都还在低怀念。
衣食住行一无是处
说到抗战期中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那真是笑话。时至今日,我常常想,当年我们没有饿死,没有冻死,没有病死,真是奇迹。
衣着方面,谈不上时髦和质料,只要能有件蔽体之物,那就是万幸了。男同学平时多穿衬衣单裤,冬天有件老棉袍在身,已可令人刮目。女同学以蓝布旗袍最为风行,长长的,宽宽的,像水桶一样的罩住三围。 吃的方面,女同学也较便宜,遵义是女生自行开伙,湄潭、永兴两地男女同学同伙。饭,好像是够吃的,只是菜,少得可怜,永远不够分配,食量大点的同学,到最后只有吃白饭。女同学吃东西比较斯文,大家客客气气,都心照不宣,实行“蜻蜓点水”和“逢六进一”制,菜勉强可以应付。所谓“蜻蜓点水”就是夹菜时,不能大块大块夹,要像蜻蜓点水那样点到即是,譬如吃豆腐乳,只能用筷头沾一点点即可。
所谓“逢六进一”,就是吃六口饭才进一口菜,如此,有时还可以留下点残汤剩水,等这桌女同学走后,往往会被男同学抢光的。至于男同学们一桌八人,如何能分配那盘小菜,情况真不可想象。话说一次一位男同学,实在熬不住,早餐吃油炸黄豆时,竟然胆敢“逢一进一”起来,结果惹得同桌某君大怒,索性将一碟黄豆往他面前一放,两人为此大闹一架,几乎动武。
浙大在黔北三地,除湄潭盖了一些新宿舍外,遵义永兴校址大都借住文庙、祠堂和破落世家的房子,情况甚为可笑。就像教室、实验室等,有些教室内有两根柱子,宛如室内排球场。宿舍也很好玩,为了节省空间,都是上下铺,木板床,木板桌子,勉强可以应付。只是当时最讨厌的事,就是晚上有“飞机”、“大炮”、“坦克”来打扰。“飞机”即蚊子,“大炮”就是跳蚤,“坦克”是臭虫。有一年费巩先生接掌训导长,他有三大德政,其中之一就是烧开水烫臭虫,可见臭虫虽小为害很大,已经震撼学校当局。跳蚤也很讨厌,此君身手敏捷,不像臭虫傻瓜,很难捉到,当你睡到半夜感觉腿痒时,连忙坐起,已经什么都不见了。我有一个朋友,是捉蚤高手。她可以左手拿油灯,右手打跳蚤,她一巴掌打到床上,手掌向后一拖,拿起来之后,拇指与中指之间,准有一个跳蚤。她一夜可捉十几个,也常常替我们捉,后来我们都叫她蚤大娘,她气得从此洗手不干了。
说到行的方面,女同学最遭殃。遵义有新老城之分,女生宿舍在老城,教室和图书馆在新城,实验室又有部分在城外,一天来回奔波,非有百米竞赛的本事是不能胜任的。最尴尬的是何家巷教室没有女厕所,寒冬腊月,早上三碗稀饭下肚之后,在那儿连上三堂课的人莫不狼狈不堪。
湄潭更有行路难之感。饭厅设在男生宿舍旁边,由女生宿舍走去吃饭时,需翻个小山坡,走过羊肠小径,穿过男生宿舍,才到饭厅。这一带都是田野泥巴路,遇到阴雨连绵之际,路滑难行,一个不小心就会跌个两脚朝天或双手支地,衣服弄得又湿又泥,只得再回宿舍来。有些缺德鬼的男同学,每到这种天气,就倚窗而立,凭栏远眺。偶尔有个女同学来个精彩表演,跌倒在泥浆里时,他们就鼓掌欢呼,在房里起哄大叫,以资“报复”。这时真令你哭笑不得,恨不得进去骂他们一顿。
总之,抗战时期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真是极其艰苦,但大家都撑过去了,精神战胜物质,这大约就是成功的原因吧!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参加宴会,座中一位教会学校出身的朋友说:“你们浙大学生呀,都是些土包子嘛!”我当时大笑起来,我说:“一点也不错,你知道我曾是土包子队队长吗?” 说起浙大学生,真可以说得是“土气”之精英,大家都以此为荣。一个所谓洋腔洋调的学生,在那种环境之下,是难以立足的。记得有位同学名叫约翰某,是上海来的,我有两个同学就是见不得他,专门拿他开玩笑,一见到他便说:“哎,约翰某,怎么你头发是黑的?”“喂,约翰某,这里有瓶蓝墨水,拿去将眼睛染一下好不好?”这约翰某,受尽欺侮!其实某学长我很熟悉,他为人忠厚,为学笃实,只可惜取错了洋名,受尽别人讥讽。
也许是当时风气使然,尤其我们一代的人,生于忧患,长于抗战,满脑子的国家主义、民族思想,在浙大形成了一种风气。譬如有人偶尔来了洋腔一下,说声“Good Morning!”马上那人会遭受白眼。“唉!吃中国饭,何必放洋屁?”
就这样,凡是“洋气”的人,受尽打击。
但浙大不是义和团。浙大学生所不屑的是无端的“崇洋”、“媚外”。相反的,浙大所吸收的新知识不亚于任何学校,我们很多教科书都用原文,我所读的课程当中有两样习题同试题全是英语。生物系有两位印度学生,不识中文,有时同学同他讲英语,他听不懂,于是又一个人来说,这时,谁敢骂他们在放洋屁?
浙大有一位教德文的犹太籍女教师,当她拉着小狗在河边散步时,从来无人过问她的黄头发和蓝眼睛,都对她笑脸相迎。 说“土”,那恐怕只是相对的。抗战时期的国立学校,恐怕大都如此。不过浙大,自有她的一套。说浙大不注重英语倒不见得,但对土生土长的中文的确是特别重视。史地系有一届干事,出通知时专用四六骈文,颇受大家欣赏。有位女同学同时收到两封邀宴的帖子:一封是钢笔写的,说明日期地点;另一封是端正的毛笔字,最后写着“恭候香车”。这位女同学把前者谢却了,理由是“那么歪歪倒倒的字,想必人也是那样,谁愿意同他们一起玩?”这固然是成见,但也“土”得可爱。
女同学们的“土”在浙大已相沿成习。不管她是谁家的千金小姐,不管她爸爸是什么要人,一入浙大之门,蓝布旗袍一穿,就彻头彻尾地换了一个人。 有几位女同学箱子里都有漂亮衣服和高跟鞋,但她们平时绝对不穿,等到晚间无事时,有人提议:“我们来打扮一下吧!”于是几个好朋友,嘻嘻哈哈地擦口红穿新衣,在房间里大过其瘾。
有一次,我们好些女同学在房里乱聊,讨论人生大事,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喜欢跟那一种人结婚?”在所有的同学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要跟有钱或有地位的人结婚。”或是:“我要跟洋人结婚。”后来轮到我,我说:“我要跟一个像古代勇士那样会骑马射箭的人结婚。”把她们逗得狂笑不已,都说:“快去找个游牧民族吧!”(天知道,我现在的丈夫连弓都不会拉,看到蛇就要跑。)再说男同学,也都“土”得可爱。不说别的,问问他们当中当时有几人会跳舞?有几人会打领带?有几人肯歪头吹口哨?有几人能低头用刀叉?但他们都不在乎,反说这些都是小事。这批人,说是“土包子”,谁说不是?
那欢乐的一年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是哪个时期,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大学四年。”而这四年中,尤其是一年级是最欢乐的一年。
我是1940年进浙大的,一年级在贵州湄潭的永兴场,学校刚迁去,那真是一段令人留恋的日子。初入大学,怀着兴奋而好奇的心情,我脑子里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梦。每天,我朝迎旭日,暮踏余晖,手捧着书本和笔记,往来于江馆和楚馆之间,获得了前所未闻的新知,使我在人生领域中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读的是文学院史地系。刚入学时,有经验的老同学就告诉我,一年级最好少读几个学分,分数拿高一点最要紧。但到注册时,我觉得课程并不太难,我还是选满了二十一个学分。
功课给我并无多大压力,只有一科害我不浅。不知是谁订的大学课程标准,规定大一文学院的学生要在物理、化学、数学三科之中任选一样。我对这三样课都视为畏途,听说数学较容易,就选了微积分。但不幸这门课却苦煞了我,在以后十几年的岁月中,我经常做噩梦,梦到未交数学习题,考试不及格,急得满身大汗惊醒。
教文学院微积分的是位年轻老师,他满口浙江音,讲起课来聪明快捷,一口气就在黑板上写满了方程式,但他忘了,他教的这批学生未长多少数学细胞。他写了半天,下面却呆痴痴地毫无反应。
“懂吧!”他潇洒地将粉笔一甩。
“不懂。”我们齐声相应。
“怎不懂呢?”他笑笑,双手一摊:“格还弗容易,一目了然。”
此语一出,我们哄堂大笑起来,原来有位女同学的绰号叫“一目了然”。自此之后,每当他讲出这“四字经”时,大家便狂笑一番,弄得他连连摇头苦笑,认为我们这批笨学生已无可救药。
第一学期微积分让我蒙混过去,第二学期我读得了无生趣,习题也不想做,月考勉强及格,大考来临时,我可慌了。后半本微积分对我有如天书,看不懂,化不开,幸亏我有位学农的好友数学不错,大考前两周,她替我恶补。她摘要地一道一道公式讲解给我听,奈何我资质愚钝,讲了一周,我还是糊糊涂涂地食而不化。她光火了,对我吼道: “我不管了,你不懂就硬记住好了,考试时可以用上的。” 硬记?!硬是要得,这点本领我还有。于是我就像小时背四书那样,囫囵吞枣把整个算题都背下来,一共背了十几道。果然不错,大考时给我戳中了几道,这门课让我顺利过关,得意至极。
除数学外,别的功课都难不倒我,所以我的空闲时间相当多,无事时就打排球、散步、郊游、缝衣服、参加各种活动,使我欢欣鼓舞地过了一年。
永兴场没有什么时候课外活动,打排球就成了一种风气。晚饭前后,经常有三五个同学借个排球去拍,大家围成圈子,当中站个主帅,把球的顺序一一拍过去。开始时往往只有几个人,后来插队的人越来越多,圈子越围越大,球也越打越起劲,这是男女同学在一起活动的大好机会。大家都使出浑身的劲,你捶来,我拍去,连声叫好,打得如醉如痴,好不开怀。我们安徽人常在一起打球,人称“淮军”,湖南人在一起时称“湘军”。“淮军”同“湘军”大战过两次,胜负难分。后来大家想想,曾国藩同李鸿章当年都是好朋友,因此也就各自收兵算了。
散步,也是必修课之一,而且风雨无阻。永兴四郊空旷,岗峦起伏。晚饭后,我们荡过大街,沿着公路前行,看烟凝暮霭,数高树归鸦,有时直到月华升起,才踏着疏影,唱着抗战歌曲归来,真是豪气千丈。我们多骄傲,我们是浙大学生啊! 距永兴场不远处,有个地方叫三叉河,那儿清流潺潺,绿树葱茏,旁边有片广大的场地,芳草芊芊,绿野迤逦,这儿也是我们经常游憩之所。我们刚入学时,校方要再举行一次甄别考试,我们则认为我们都是联考录取进来的,怎么又要考试呢?而且谣传如果考不好就不能入学,或转到先修班去。一下子人心惶惶,几经商量的结果,大家决议罢考。考试那一天,早餐后,一个个都分别溜到三叉河去了。这事立即惊动竺校长,他急忙赶来“御驾亲征”,结果我们还是要再考一次,但那只是中文、英文的分班考试而已。此后,大家叫这次事件为“三叉河事件”。而三叉河在我们心目中,也就“永垂不朽”了。 永兴场是个小小的集市,每隔几天就有一次赶场。这时商旅群集,四面八方的人都赶来做买卖,短短的一条大街,摆满了摊贩,我们有时也跻身其中看热闹,或买点东西吃。那卖狗皮膏药的,打着贵州土音叫买着:“咳!我这膏药跟别个不同,是科学发明,大学制造的。”那卖地瓜的见我们杀价太凶,也嘟囔着:“莫讲价罗!大学堂里的学生还讲这个。”
他们对大学生印象很深,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天知道,我们腰中所缠的哪有他们的多。 说到钱,大家都没有钱,只有极少数家在后方的人是例外,但也并不宽裕。 我很幸运,有个好朋友,她每次买东西吃总要分一半给我。我跟她同房两年,未流一滴馋涎,后来三、四年级时我到遵义,她留湄潭,这以后我才过着那清苦的日子。
别误会我们只是玩,不读书。浙大功课一向很紧,不读书是不可能的。每天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寝室自修。有些人喜欢到茶馆去读书,在那儿泡碟茶,买两盏瓜子,可以一坐半天。起初我们不大愿去,后来觉得蛮有情趣,也常去坐坐。奇怪的是,在这样的闹市里,居然也可专心读书。晚间,每人油灯一盏,氤氲的油烟里,灯影幢幢,隐约可见到一排莘莘学子坐在那里埋头苦读。
春去夏来,天气渐暖,学校规定体育课每人要去游泳二十次才可及格。游泳,这玩意儿对我们很新鲜,但当时我们连游泳衣都没有,谈什么游泳。男生简单,着“上空装”就可下水,女生怎能。所幸抗战时我们女同学都有缝纫的本领,把箱子里的旧衣或布拿出来做就行了。我将一条旧卫生裤拼改成一件游泳衣,大家引为笑谈,但我有啥办法,我手边无衣无料,只有出此下策。
游泳地点是一条河,距永兴场有一段路,需穿过竹林,越过山坡,走过小径,才到达一条河边。女生游泳在河那一边,男生在河这一边。我们对游泳兴趣极浓,白天在房间里读书时,往往将双手一前一后地划两下,学自由式;晚间睡在床上,肚子垫个枕头,爬在上面伸缩双腿练习蛙式。所以一个暑假之后,就连最胆小的同学也会浮在水面来两下狗爬式了,这真是浙大体育的德政。
正好这时天旱,永兴场居民谣言纷起,他们说这是因为浙大女生下河洗澡,震动龙王,所以才不降甘霖。晚间我们外出时常遇到一队很小的孩子,每人手持一根点燃的香,前面有个大人领队,一路走,一路喊。最初我们吓了一跳,以为向我们游行示威,后来经一位有语言天才的男同学打听出来,才知道他们是在求雨。他们叫的是:“苍天苍天,百姓可怜,快落大雨,好种秧田。小小娃儿哭哀哀,保佑苍天落雨来,大雨落在秧田里,小小娃儿吃白米。”
经他这一发现,我们兴趣也来了。晚间散步时,我们也来求雨,举着手乱叫乱唱:“苍天苍天,学生可怜,快落下雨,好吃汤圆。”
我们满怀高兴地胡闹一阵,笑得前仰后合,似乎这世界只是属于我们这些人的。
一转眼,暑期已尽,各学院二年级的学生都要搬到湄潭或遵义去。这一年来欢欣鼓舞的大一生活,至此告一结束。光阴荏苒,离开永兴已数十年,我也风霜两鬓,儿女成长了。那段越过高山峡谷向前奔放的人生旅途,现已蜿蜒伸向平川,到达另一个境界。回首源头,只见云山萦绕,尘雾漫漫,一切都杳无踪迹。那永兴场马路中的嘹亮歌声,教室里的欢然狂笑,就连梦里也难以追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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