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沙村一年

过兴先
1937年冬天至1938年夏,浙大在西迁途中暂居江西省泰和县八个月,从筹备到开课,由于战事,学校还需再迁移,所以任务十分繁重且急迫。然而竺校长竟慨然允诺协助地方兴办三项公益大事:修建赣江大堤、筹建沙村垦殖场和创建澄江学校,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竺校长忧国爱民之心。
当年,日本侵略军向苏、浙、皖疯狂入侵,大批难民流亡到江西,生活陷入困难,江西省政府与母校商量共同办个垦殖场,经费由江西省负担,场主任由江西省派,其他由母校负责。
1938年6月14日,竺校长召集了第一次沙村垦殖场委员会,会上推举农学院院长卢守耕为主席,泰和县政府辛科长为秘书。实际上在此之前,筹建工作早已开始,选定了沙村场址的范围,初步制成了垦殖场的范围和地图,并且已安置了几十名难民。
我在6月26日参加了竺校长主持的毕业典礼后,留校任助教兼垦殖场指导员,其实就是去场里工作,同去的有同班同学解翼生。此外,母校早派了蔡正先前去参加筹备,任会计兼事务。
7月初赤日炎炎的一天,我离开了上田村母校驻地,雇一名村民挑着我的全部行装,奔赴沙村。村民熟悉路,我跟着走,他步履快速,走了十多里地,我再也跟不上他了,汗流浃背。恰巧一个山冈上有棵大树,坐下休息。凉风习习,蝉鸣阵阵,环顾四周景物,倦意尽消。休息一会后,继续赶路。一路上村落稀少,偶遇行人,大约走了十八多里,看见路东有一新建茅屋,那是垦殖场的一个工作点,总算完成了一天的行程,到达目的地。
农场有五百余亩田地,都已抛荒多年,有的可能已荒芜了十多年。水田多,旱地少,一条狭小的公路贯通南北,将农场分为东、西两区。公路南通赣南的钨矿区,仅有的汽车就是运矿石的卡车,连自行车也罕见。农场北边有一清清的小溪流,两岸林木掩映,极幽静。多半旱田在南边,低丘陵,层层梯田修筑整齐,田埂基本未破损。农场附近有三户农家,都赤贫如洗。我到农场时已有百多名垦民,其中农民居多,还有小商人、工人、小学教员和一名水手。垦民中没有老人,男多女少,儿童五六个。农场办公和几十名垦民的住宿都在一幢颇为高大的破旧家祠里,大部分垦民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住在人去屋空的居民房舍内,它们都是砖墙瓦顶。从家祠和民房的建筑质量推想,过去这里相当兴旺。偌大家祠的内外墙上,留有醒目的赭红的约一米见方的大字标语,说明红军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场主任周承澍曾在淮北垦区参与领导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善于组织管理。
垦民们彼此是难友,现在生活、劳动在一起,都能和睦相处,相互帮助,从未发生过大的争吵。我分工管生产技术,到场时农具已基本备齐,十多头瘦小的耕牛也已买到,因此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准备秋耕秋种。按当地习惯,经过场里讨论并和几位垦民商量,为了保证明年粮油自给,又根据田地的肥力,决定六成田地种小麦,其他四成种油茶和蚕豆。我缺乏生产经验,对蚕豆、油茶的播种量心中无数,幸可向垦民请教。来自松江、宜兴和海门的垦民中,有种田能手,他们都能帮助我解决一些疑难问题。其实,这段时间我仅是个实习员。购买种子,要到离场四五里的沙村,我和几十名垦民第一次去那里。沙村有十来家店铺,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日有集市,逢集人们摩肩接踵,相当热闹。
我们走了好几处店铺和摊贩,买齐了所需种子。在集市上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情风俗,还可以和老表们(当地居民俗称)闲聊一番,之后我有空就喜欢去逛逛。
秋耕秋种忙过后,我常和垦民聊天。有一位姓沈的来自松江县(现属上海市)的农民,夫妻俩,带了个十岁左右的儿子。他们都穿着自纺自织、自己缝制的粗布衣,白底蓝条,干净合身。男的年近五十,是一位种田能手,水、旱作物种植都行;女的当炊事员,勤快能干。还有一位海门的农民,四十多岁,种旱作物特有经验,技艺好,垦地时使用一把大锄头,一锄一窟窿,谁都比不上他。有些不会种田的农民,因才分工。有一姓承的宜兴青年,高度近视,行动也迟钝,他是晓庄师范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员,到这里也有用武之地,教五六个儿童。
他勤奋朴实,一心扑在孩子身上,祠堂里常回荡着读书声和歌声,孩子们都喜欢他。从他身上,使我对陶行知的人民教育思想有了感性认识。我曾读过陶行知的文章和诗歌,有仰慕之心,因此我对承老师更为喜爱、称羡。还有一位年岁近百的垦民,在外国远洋货轮上千了几十年活,瘦弱苍老,就要他当采购和打杂。大家知道他出过洋,到过许多国家,常向他问长问短,他也津津乐道.谈往事。这位老水手漂泊远洋,劳苦一生,毫无积蓄,光棍一个,却看不出他有什么忧伤之情,大概是他相信宿命吧!时到九月,地里的苗刚刚长出来,杂草也同时滋生起来。新垦农田最难办的就是对付杂草,既要勤除草,又须除得净。于是只要天晴,天天除草。所有土地第一遍除好,最早除草的田又要除第二遍草,整个秋季农事没完没了,才使庄稼茁壮成长。
秋末,竺校长要我和解翼生利用冬闲,去吉安专区十一个县的农村调查,着重调查农村破产和人口锐减两个问题。要在三个月时间里调查十一个县,两人只有分头进行。我们背负行囊,步行在狭小的泥巴公路或乡间小道上。
有些在崇山峻岭的乡村,一般不去调查。由于语言和农民文化水平的限制,调查对象一般是保长、甲长,有时还常常双方听不懂。一路的食宿很困难,不仅是饭菜低劣或不卫生,而且常找不到食宿的地方。有一次,将临傍晚,看到路旁一宿店,有两张小床铺,并且挂有灰暗的麻织蚊帐,我躺下就入睡了。后来,恍惚中有一个人在我身旁紧紧挤着,我因极疲倦,任他同睡,清早醒来,发现那人已起床离店。这可说是一奇遇。我所到五个县的农村,情况基本相同,其实调查一个县就足够了。只见村村萧条,户户贫困,真是十室九空,鸡犬不相闻。
在五个县的调查中,我没有见到一个老翁,老妇也不多,少数四十岁上下的男子都是病残者,二十岁上下的男子根本没有。田里的重劳动都由妇女干,有些年仅十二三岁的女孩就做着耕田的重活。童养媳普遍,婴儿死亡率极高,好多在出生后六七天就死亡,当地百姓称为“七日疯”(实际上是破伤风)。原来是产妇分娩剪脐的剪刀未经消毒,婴儿感染破伤风细菌而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两岁样子的小孩孤零零地匍匐在晒场上,蓬头垢面,十多只苍蝇围着他飞旋。当我蹲下身看时,他呆呆地看着我,全无表情。我一阵心酸,热泪盈眶,他活得下去吗?有的乡村有小学校,简陋不堪,常见以砖代凳,以墙为黑板,儿童们也多面黄肌瘦,没有女学生。由于地多人少,所以不少农田没有种庄稼。小麦和油茶生长都不旺盛,施肥很少。据老百姓说,粮食也可自给有余,有的农家养一二头猪,少数还送集市上去卖。家家养几只鸡,喂食的不多。上述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我苦闷,我思索。原来我学农有着振兴农村的抱负,那种悲惨的现实使我如梦方醒,领悟到要振兴农村,非从政治、经济、教育同时着手不可。解放以后,我了解到我们所调查的县,特别是永新、遂川和宁冈,环抱井冈山,都曾被残酷“围剿”。红军在1934年冬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离我们调查的时间不过四年,难怪这些地方还是满目疮痍。这就是竺校长关注这两个问题的基本原因。
调查回场,休息多天才消除疲劳,继续投身于农场工作。看着田里的小麦和油菜欣欣向荣,很欣慰。春初,农田普遍中耕除草一次,清明节前,麦田都施肥。就这样,三熟庄稼都获得了好收成,粮油自给有余,垦民们开始不需要江西省政府救济了。夏季庄稼种水稻、玉米、大豆和甘薯,夏收夏种,大家紧张了一个多月,才稍稍松口气。接着就忙小麦脱粒等农活。好在工作已有秩序,有些农活垦民主动去干,或提出好主意,我的工作反而感到较前轻松。各种庄稼经过及时的田间管理,生长良好,附近农民都啧啧称道。农场也有些副业,养猪养鸡,以改善伙食,增添积肥;还准备织布和制粉丝,利用富余的劳动力,增加农场的收入。
在沙村,我想不到认识了两位垦殖同行。离沙村十多里的冠朝,江西省早办了一垦场,主任杨锡类到我们农场参观,就此认识。他五十多岁,江苏省武进县人,也算同乡。他豪爽、健谈,我们可说一见如故,此后就多次来往。他社会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彼此交谈很投机。后来,不知何故,听说他被捕入狱,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偶然的机遇,知道他在南京某垦殖场工作,又得以通信。1980年左右,他到北京出差时来我家重叙,才知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在无锡干地下工作,于是我回想起他在沙村的有些谈话,是用心良苦的。1938年秋我在《大公报》曾发表“沙村示范垦殖场巡礼”一文,引起当时农学界前辈、农林部农垦处处长唐启宇的兴趣。他写给我一封鼓励的信,从此彼此通过几次信,可惜未识一面。他的助手姓名叫施珍,也是他的学生。施珍因公到冠朝垦殖场,顺道来到沙村,还转告了唐老师的慰勉之情。这一次相识结缘,居然促使十三年后在杭州成为同事,在浙江共同做了三年棉花试验,并成为好朋友。
1938年7月初,由于战事发展,母校在泰和县已无法继续上课,需再次迁校,母校通知我8月回校。那时大豆和早玉米即将收割,水稻长势良好,亦丰收在望。8月初,我不声张地离别沙村,依恋难舍,部分垦民热情送行。8月中旬回到广西宜山县,几天后,我向竺校长作了汇报,在他8月14日的日记中有所记录。
这一年余,我生活艰苦,工作辛劳,见闻多,感受切,真是:沙村干一年,胜读十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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