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我所认识的陈立先生

缪进鸿
我所知道的陈立先生的教育思想片断
1.“高教更重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次陈立先生和我讨论有关浙江的教育究竟应该怎样抓才好。这次谈话,事隔二十多年,其他的话我已忘得干干净净,唯独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对我说:“我看,高教更重要!”先生讲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充满了自信。
“高教更重要”这句话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内涵却很丰富。从推翻满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就一直有争论。
蔡元培先生自己撰写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就可以证明这一点。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蔡元培先生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当时,百废待兴,新中国的教育究竟应该从何处抓起呢?对此,蔡元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作了一段有趣的回忆: 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 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要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你们看,当时的蔡元培和范源廉之争是不是有点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之争?相比之下,应该说,蔡元培先生站得比范源廉先生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陈立先生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浙江的高教,历经解放以来全国院系调整、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已遭到严重的削弱和破坏,如不大力整顿、扶植和建设,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时候,先生提出“高教更重要”,要求下更大的工夫去整顿、扶植和建设高教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符合当时中央和浙江省委的精神的。只有高教抓好了,普教才可能得到较快的恢复、发展和提高。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2.“要大刀阔斧去重点培养”人才
大约是在1986年底或1987年初,我抛砖引玉,寄了一份关于浙江高教发展规划设想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几个单位集体撰写的,获得了中国高教学会的奖)给陈立先生,请他指正。这块“砖”一抛,果然把先生的“玉”引出来了。
先生于1987年2月5日写了一封长信复我,谈了他对浙江高教的一些看法,其中一条就是“要大刀阔斧去培养”人才。先生在这封信中指出: 杭大的处境很困难,主要还是人才。“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里也有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领导图省事,不能大刀阔斧去重点培养(人才)。孟尝君对冯眗的故事,值得反思。
我党素来主张没有重点便没有政策。要有眼力,要舍得下本钱,要重点扶植。我过去是考取湖北公费留学的。就我们这所中学(博文中学,现名武昌十五中)前后三年考取的几个人,一个是陈友松,现在北京师大(双目失明,仍担任一些重要任务);一是涂长望,和我同届,解放后是中央气象局局长;最后一个是张国藩,天津大学校长和天津市副市长。博文考生全部就是我们这四个人,除我以外,都对国家文教科技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能从浙江需要出发,重点选拔一些人到条件好的地方去进修呢?(现在由各校选派,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遂我所要)一年五名、十名都可以。这样的工作,不能推诿为经济限制,真乃“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惰性!
上述先生对重点选拔、培养人才(首先着眼于大学师资人才)的批评是中肯的,事隔十八年,仍不失其意义。现在迫切需要吸取我国以往的和西方近代的有益经验,建立一种能真正体现“公正、民主、平等、择优”原则的严密甄别人才的现代化制度来遴选各类人才,尽可能避免或减少人才遴选上的随意性和失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种有效的人才选择的途径,把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性逐步重新整顿起来,把不好的品性逐步加以改造、淘汰。
3.改革现行的高教管理体制,提高效率和效益陈立先生在这封信中还提出:
我仍怀着一个不切实际的设想,省教委底下可设一高教局或类似的机构,以统一至少是杭州高校的教学和科研。伦敦大学只是一个这样的机构,下面三四十所学院(College)都是独立的,但在伦敦大学注册以后就可以到各个学院随便去听课,虽然每人必属某个学院管理。伦敦大学事实上只有一个注册处(Registry)和一个图书馆。学位证书都由伦敦大学颁发,注明是哪个学院哪个系(Faculty)的学生。现在不能恢复原浙大的规模,是否可以在行政上统一领导,以加强各校的合作?例如,我认为每个系有资料室就可以了,但杭州要有一个规模齐全的大图书馆。Thomas Carlyle曾说:“A universityis a collection of books。”这自然是陈腐之言。但以现在的财力,如果要各校都建规模宏大的图书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认为图书馆和现代的数据库(至少要和有关的国际中心建立终端连接)是发展高教所必需的。我在联邦德国的曼海姆(Mannheim)看到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至今仍印象深刻。主要是,它可以提供必要的研究工具(如计算机)和资料,还可以给予选题(以免重复)和方法上的指导。
这正是我国现在所必需的机构。因此,要有魄力建立一些研究中心,包括拥有各种大型设备和实验中心。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通力合作的优势。各搞一套是不可能做出大事业来的,即使做出来也一定很不经济。
陈立先生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高教界和科技界的一种通病,也是一种顽疾:“各搞一套”,不善于“发挥通力合作的优势”,结果造成很大浪费。
4.关于系科设置和心理学科的重要性陈立先生在这封长信中还提出:
我最不主张机构庞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例如,设置文、理学院我就断然反对。现在正在提倡文理渗透,又要来个文理分家,何苦来哉?我认为基础学科就是要在学校的直接领导下去发挥它对各个专业(profession)的作用。有些专业可以成立院,如政法、经济和教育,体育也可以。但这些学院都要紧靠各自必需的基础学科。计算机科学也应列为基础学科,到2000年,不懂计算机将成为新时代的残疾人。
自然,对你没有把心理学列为基础学科,我认为是很不妥当的。
“工农商学兵”都不可没有心理学的素养。有些人甚至认为,凡是人都得懂些心理学。许多国家都在高中设置心理学选修课(苏美都如此。解放后我国首先翻译的苏联心理学教科书就是Teplov的中学教科书)。谈家桢80年代来杭州讲演,即声称“21世纪为心理学的时代”。钱学森也作过同样的宣传(他将它译为思维科学)。心理学是为两个文明服务的,一方面一个文明人要有这方面的修养;另一方面没有工作不涉及人,也就没有不涉及心理学的。这点认识,我认为是应该强调一下的。不是卖瓜的说瓜甜,李德葆就向我提过,他在美国看到中学有心理学课,而且,所有学校都有聘请心理学家。
陈立先生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心理学的宣传者和教育家。
我则是一个十足的“心理学盲”,却偏偏又在浙江省教委从事高教方面工作。
先生不得不花时间开导我,跟我讲一点心理学的重要性。但我真正体会到心理学的重要性还是在从事中外杰出人物群体的研究之后。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先生对我的教诲才开始发挥作用。恐怕这也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道理所在吧!
5.关于高校招生办法的改革设想
2001年7月27日,《杭州日报》第3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由“南北榜”事件看高考分数线》的文章,谈到山东等省的大学招生录取分数线要比北京高出许多的不合理现象。陈立先生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第二天凌晨即就此事写信给我(可见先生对此事很重视),建议我看看这篇文章,并告诉我:早在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遵义老浙大,就通过研究,主张用序数(ordinal number)来代替基数(cardinal number)对高校招生办法进行改革。竺可桢校长当时曾主张采用他的建议来代替统考入学制。后来由先生指导一名毕业生,以这个题目做毕业论文,用先生的方法得出效度为0.8。当时我因事忙,竟没有遵照先生的嘱咐去读《杭州日报》的这篇文章,也没有去拜读先生过去的有关研究文章。七个多月以后,即2002年3月9日,先生又写信给我说:“山东大学录取的分数要比北京高过一个多层次,我也说不出明显的道理来。就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赶不上山东等地的乡村,我自己也觉得理亏,不论从天赋和环境都说不出道理来。最近因人力资源问题(重要),对人才问题加强了研究。我建议你现在有机会可以从这方面下手。如何?”我没有时间去查阅先生的大作《细说从明朝初年科举中的“南北榜”到今天高考在教育中的地位问题》一文,但最近拜读了他的文集续编中的《大学入学考试废止后的招生办法》一文。我对先生的改革方案缺乏研究,实在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对先生年届百岁,尚如此关心人才、关心莘莘学子的前途、追求社会公平、勇于改革,内心十分敬佩。
我希望教育部的有关领导能在百忙中研究一下先生的方案,相信这至少对他们开阔思路有一定的帮助。
6.关于老浙大四校联合
在我的印象当中,陈立先生和朱祖祥先生一样,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向往竺可桢时期的老浙大,积极主张四校联合。朱祖祥先生不幸去世对先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在“四校联合”等问题上他失去了一位可以商量的志同道合的“知己”。陈立先生找我商量过可供推荐的“四校联合”的校长人选。我向他推荐了美籍华裔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吴家玮(杭州人,曾先后担任过美国旧金山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校长。他可能是美国最早的一位华裔大学校长)。先生和我都认为,百年树人,校长最好是一位理科出身的、能看得远一些、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少一些的教育家。当然,像蔡元培先生那样文科出身的通才教育家也很好。但办浙大毕竟要比办旧金山大学或香港科技大学难得多,何况吴家玮先生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样一种独特的体制也未见得能适应。所以我的推荐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说说而已。记得当时先生对这一推荐是欣赏的。
一开始,陈立先生对四校终于实现了联合而感到欣慰。他把1947年竺校长从美国买回来送给他的两本心理学专着(扉页上有竺校长送给先生的题词和签名)找出来,执意要送到玉泉校区作为庆祝四校联合的珍贵纪念。陈师母对此有点犹豫。我劝先生不要送,因为最后可能会把这两本书丢失,还是放在心理系的陈列柜里公开展览,永作纪念,更有价值。后来听说,这两本书送到心理系之后,一时竟找不到了,先生知道以后很生气,经过一番追索,最后才算找到,这两本书兜了一个圈子,又重新物归原主。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吧!
“四校联合”本来是件好事,但它选择的时机却不是很好。80年代初期,刘丹同志、四校的一些老教授(包括陈立先生在内)和我,也曾策划过四校联合。这件事虽因遭浙大少数人的反对而失败,但我个人却从不后悔。其实,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四校联合的最佳时机,这是因为:(1)当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经过“十年浩劫”,人心无不积极思上,都想争取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2)当时四校的规模都比较小;(3)当时社会和学校的风气都比较好;(4)当时一些老教授和老干部还健在,这是最最宝贵的,因为人才是关键,人才难得啊!当时唯一不足的是国家的财力还不足,但总比浙大在遵义时期的情况好得多。后来迟迟到1997年才搞“四校联合”。
这时四个兄弟的羽毛都已丰满,不但羽毛已经丰满,而且各校的机构都已相当臃肿,正像一户大户人家,兄弟分家已久,各自已建了不小的家业,人口众多,难以再合。而且,一些老教授和老干部也都已凋零,社会和学校风气则大不如前。这些因素叠加起来,使“四校联合”的难度大大增加。
先生去世以后,先生的家人从他的笔记本里找到一张纸片,上面写了他对“四校联合”的一些期望,从中可以看到他的一些忧虑所在:
(1)翁文灏当行政院长。我在《科学与社会》一文中就批评过他,科学家当上了官,就变成了政客,我希望浙大不要成为衙门。
(2)在工作改革中,不要在冥想中出主意。所以我主张联合前不要大动,仍以院系为主,照常工作下去。但在过渡中一定要设法多开些会,调动大家积极性。在学术活动中,一定要强调民主,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蔡元培和竺可桢的历史时代过去了,但民主作风仍然值得强调。
(3)要创造条件,培养人才,改革开放。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贵在知人善用。不仅善用,更要尽力培养。
要派人到先进的研究与开发的硅谷去,不是博士,而是特别顶用的人,看空补缺,务求实效,解决问题。
后来,种种事态的发展证明,先生当时提出的上述忠告是十分中肯的,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可惜我们却做得很不够。
陈立先生和朱祖祥先生,还有刘丹同志,他们为浙大振兴、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
陈立先生鼓励、帮助我做科研
1.以教书育人为乐的教育家
我一生读过六所小学、七所中学、四所大学。我在这十几所学校求学,先后接触过的老师不下数十人。“人无常师”,走上工作岗位以后,我先后接触过的,曾在一时一事(以至多事)上教导过我的其他老师(其中不少也是同事)恐怕也有数十人。在所有这些曾给予我教诲和帮助的老师当中,陈立先生无疑是给我教诲和关心帮助最多、延续时间也最长的一位老师。这一事实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但经最近一再认真回忆和归纳,它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1981年秋,我被调到浙江省高教局(一年以后与省教育厅合并,稍后又改称省教委)工作。陈立先生在这以前约两年已出任杭州大学校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们很快就相识了,并不时有所接触,这时他已年过八十。陈立先生早在1935年就进入了高教界,先后在清华和浙大任教;解放初又担任过浙师院和浙江省教育厅的领导工作,毕生从事教育,是一位有事业心、有真才实学和实际经验的老教育家。我虽在浙大任教了三十年(其中“十年动乱”时期也谈不上教什么书),但毕竟是工科出身,对教育知之不多。但是在平时与陈立先生接触的过程中,他的言行无不给我以影响。年过“花甲”,退居“二线”以后,从1989年起,我开始从事比较人才学研究,并从中外杰出人物群体的比较研究着手。比较人才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分支,它既涉及历史科学(首先是科技史和文化史)和教育学,也涉及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些学科,对我来说,都比较陌生。
研究中碰到问题就不时去请教先生(我也不时请教其他老师,如陈省身、谭其骧、何炳棣、王承绪、陈学恂、徐规、陈桥驿、游修龄等老师,也请教一些与我年龄相近的,如姚德昌、邵靖宇、于宗先、干丹岩、仓修良、黄时鉴等老师,也包括过去的老同学),有时是登门拜访请教,有时是电话请教,更多的是不断寄自己写的材料给他看,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先生看我还勤奋肯学,并非“朽木不可雕也”,就不时给予指点,月积年累,也就受益匪浅。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之间也还有一些工作上的讨论和交流。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要为一位“古稀”上下的“年轻老人”解惑,既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也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
先生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生平也做过一些后悔的事,但对教书育人我从不后悔。”这句话讲得好。我想,这也是他年过九十以至一百,依然坚持每周为他的研究生上课的原因所在,也是他乐意个别指导我、热情帮助我的原因所在。先生以教书育人为乐,这就是其中的奥秘。
2.临别赠言——最后一次重要的教导
我和陈立先生最后一次会面的时间是在他逝世前三个月,即2003年12月29日下午,在浙江医院他住的病房里。这时,他因股骨不慎折裂,已坐上轮椅,人也明显比过去消瘦了。这天下午陈立先生和师母、他们的大女儿亦平和我、我的老伴相聚,谈得非常愉快。就在这天下午,先生对我作了最后一次教导,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教导。
先生首先郑重地向我指出,在我现在所研究的这个领域里,“迄今还没有一门学科能起主导作用”。
我立即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和分量。我理解到,他的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讲讲的,而是出于他的深思熟虑。我就问他:“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项研究还值得做?”
先生点点头,明确回答我说:“是的。”
接着先生又说:“你有毅力。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毅力。”他讲这话时,微微摇摇头,脸上流露出一种遗憾和懊悔的样子。这显然是对我的一种莫大的勉励。同时,也显示了先生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而这种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本身,对我们莘莘学子来说,却具有更加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启示作用。
接着他又问我:“你这门学科取个什么英文名字呢?”
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微弱,我听不清楚。后来我听懂了。于是我告诉他:1992年我请当时的杭大外语系老教授鲍屡平先生给它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comparative talentology,后来又拜托浙医大张贻瑾教授去请教她的老师、北大的李赋宁先生,得到了他的首肯。
先生听了很高兴。他说:“我想取的也是这个名字。”
先生取的名字竟和鲍屡平先生取的不谋而合,真让我高兴。先生为我的事考虑得这么细致周到,更使我十分感动。
谈到这里,先生忽然又问了一个使我感到十分意外的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唯楚有材,唯晋用之’呢?”
我被这个问题问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在亦平的帮助下我总算弄懂了这个问题。先生是湖南平江人,早年在武汉博文中学读过书,后来又考取湖北省公费出国留学。他当然属于当时的楚国地区人。因此,他对“楚材晋用”这个问题比我们非楚国地区人有更深一些的认识和体会。对他提的这个问题我当时回答不出。说来也很可笑,搞了十多年比较人才学研究,对“楚材晋用”这个成语我竟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先生见我回答不出,就告诉我: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晋国的商贾力量比较强大,社会经济繁荣,国家富强,所以能吸引楚国人才,能用楚国人才(大意)。先生这一临别赠言道破了美国为什么能广用世界各国优秀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显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从先生提这个问题启发我,可见先生为了帮助我用心良苦。
与先生谈话后不久,我从成语大辞典里查到“楚材晋用”这一古老成语的出处。受先生启发,在他逝世后半年,我撰写了“从‘楚材晋用’说到‘全世界优秀人才为美国所用’”、“为什么世界各国优秀人才能为美国所用?”和“为什么美国能后来居上,成为一个超级科技大国?”三篇论文,并以预印本形式寄给许多海内外学者专家,受到普遍的重视和好评。先生启发指点之功不可没也。
这最后一次与先生谈话的时间并不长。与先生一起不过谈了四个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很简短,但可以看得出,每个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相互之间都有内在联系。在漫长的102岁生涯的最后时刻,他还在病中为我的研究考虑问题,真诚帮助我继续前进。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让我觉得弥足珍贵。
3.解惑的良师
大家都知道韩愈的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想,在通常情况下,“解惑”可能比“传道授业”更难一些,因为“传道授业”主动权在老师这一边,“解惑”主动权在学生这一边。学生将自己在学习中碰到的疑难问题提出来请教老师;老师要接受学生提出来的各种疑难问题,妥善加以回答,以解其惑。这时,老师显然处于被动地位。我在研究过程中经常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不时去请教有关老师,包括请教陈立先生。像我这样的学生(出身工科,年过“花甲”始攻文科,基础较差),老师是不大容易对付的。但先生却表现出一位长者所特有的负责精神和耐心,尽可能给予解答。请允许我举例来加以说明:
(1)1989-1990年,我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研究发现太湖流域人才之盛冠全国。但不久我就意识到,在一个“大一统”的国度里,拿一个地区的人才和另一个地区的人才作比较,比来比去,虽也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但其意义和价值不大;于是就想跨出去,试拿太湖流域的人才去和西方世界人才出得最多的地区之一——苏格兰的人才作一比较。这一步跨出去很难。我登门去拜访着名的比较教育学家王承绪老师,请教他可不可以这样做,他毫不犹豫地否定了我的想法。他说:比较一定要“like to like”,太湖流域和苏格兰的条件不一样,是不能比的。我又写信请教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先生。他回信也说,这两个地区不可以比,因为“近千年太湖区与苏邦文化传统及条件有根本差异,有如柑橘、香蕉之难对比。且太湖流域太狭,浙东、江右亦不在内,面积单一,取材标准似不无商榷余地”(1995年12月23日)。对王承绪、何炳棣两位老师,我当然很尊敬,现在依然很尊敬。但这是一个纯学术性问题,应该各抒己见,通过讨论求得解决。我就写信给何先生说:
如果我们在宇宙的某一颗星球上发现有“外星人”,尽管这颗星球和我们所处的地球的环境有很大差别,我们是无论如何一定要拿地球上的人和这颗星球上的“外星人”加以比较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比,而在于怎样去比。这以后,不到一年,我先后在上海、北京、宁波等地发表了《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太湖流域与苏格兰的人才的比较研究》一文的全文和摘要。但我对上述两位老先生的意见一直感到纳闷。我反问自己:他们两位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声望的学者,为什么他们不赞成作这样的比较研究呢?又过了三年,我就这个问题请教陈立先生。不料先生却很明确地告诉我:这两者“可以比较”。
他说,事物都可以相互比较,颜色分红、橙、黄、绿、青、蓝、紫,也是通过比较才得出的。他又说:他们两位之所以不同意,恐怕是出于误解。随后,他又于1999年9月2日写信再次就这一问题回答我:“几天前你向我电话中谈的(注:其实是当面谈的)问题,恐怕是对‘问题’的字义(比较)有不同的解释,不然,我看不出争论的由来。”经先生这么一解答,在我心中悬了几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先生在这封信中又告诉我他所推崇的一位叫卡尔·波普尔(Sir Karl Popper,1902-1994)的英国科学哲学家的一段话:“我先是在动物和儿童身上,后来又在成人身上观察到一种对规律性的强烈要求,这种需求促使他们去寻找规律。”
先生接着又引用了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一位叫冈布里奇(Gombrich)的院士对波普尔这句话的评论:“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一点,我是从他那儿学到这一点的。”先生然后对我说:“你看,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我心里明白,这是先生再一次为我鼓劲!
(2)我在研究中发现,数学家(当然都是世界一流的能名留青史的数学家)患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病的相当多。后来我又进一步发现,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以至思想家和哲学家等群体患神经系统疾病和精神病的比数学家群体还要多。我就再一次请教先生,问其中的原因。先生1999年6月26日写信回答我的提问。他建议我看一下他在1943年发表的《大学与大学生》一文,其中引用了英国心理学家J·沃德(Ward)的分析。先生认为,精神病中有一种“精神分裂症”是最常见的一种精神病,它的起因就由于“不全”(笔者注:即有意的专一,使某些方面的能力特别发达,同时就不能不牺牲其他方面,结果便酿成一种不平衡。从心理卫生言,这样的不平衡发展,往往引发神经系统疾病)。
先生的这一指点当然对我今后对杰出人物群体的疾病磨难研究大有帮助。
(3)我在研究过程中又发现,有些杰出人物群体,如思想家与哲学家、数学家群体在处理两性问题上与文学家、表演艺术家等群体有相当大的差别。例如,前两者抱独身的比例相当高;不抱独身的一般也只结婚一次,结婚两到三次的往往是因为丧偶后又续娶。但文学家对婚姻、和异性同居比较随便,有的还非常滥,雨果和莫泊桑便是两个突出的例子。我就先打电话请教先生,问这是不是因为两者在性心理或其他什么方面有差异。然后再登门请教。登门坐下以后,先生告诉我,他接到我的电话,想了一下。他告诉我:两者是一样的。
只因为后者在社会上的名气大一些,影响大一些,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多一些,受到异性的崇拜和追求也多一些,才造成两者之间这种较大的差异;其实,在性心理、性生理等方面都是一样的(大意)。不言而喻,先生的这一指点,对我来讲,也是很宝贵的。如果通过其他途径去了解,未必能很快得到如此简单明确的答案。
4.思路清晰,要求严格,“童心”未泯
我原先听说先生要求严格,有些兄弟学校的心理学教师的晋升职称的论文送到先生那里,有时就通不过。不过我当时并不了解他究竟是怎样严格要求的。我做“中外杰出人物的比较研究”,对取样要求尚称严格,一般要在大英百科全书或中国大百科全书上列有人物条目的才能入选。有一次我恭恭敬敬地填了一份法国实验心理学家、智力测验创始人A·比奈(Binet)的信息卡(约有《新民晚报》4个版面那么大)作为样本,送给先生过目,希望先生能对信息卡的设计提提意见。不料先生立即提出,S·弗洛伊德(Freud)还够取样条件,因为他毕竟有些创造性的东西,但比奈是不够条件的(大意)。这使我有点吃惊。2001年8月中旬,我将一份列有100名生命科学家群体的样本一览表寄给几位从事生命科学的学者专家征求意见,也寄了一份给陈立先生和师母。
说实话,当时我只希望师母(马逢顺医师)能提些意见,因为她是医科出身;对陈立先生却不存奢望,因为他毕竟不是生命科学家,而且他年已百岁,也不好过于惊动他。不料8月21日先生收到该样本一览表后立即审阅,8月22日就打电话给我,明确提出应该增加英国剑桥的E·D·艾德里安(Adrian)和荷兰的H·德佛里斯(de Vries),并且很具体地阐述了他的理由,理由很有说服力。
当天晚上我在日记中写道:“陈立先生看了生命科学家群体取样名单,建议增加英国的艾德里安和荷兰的德佛里斯。百岁老人能头脑如此清楚,实在是难能可贵。他把为什么选这两个人的理由讲得很仔细、很清楚。”我查阅了这两位科学家的有关材料,当即接受了先生的建议(后来我查到,他在同年8月3日的一封信中告诉过我:他1933年曾去剑桥短期师从过艾德里安)。当时,先生在电话里还提出,青霉素的发现者A·弗莱明(Fleming)不应该列入取样名单,因为他的理论基础不够。他为此还提高了嗓门,在电话里和马医师争起来,非常认真(这是因为,当初倒是马医师建议将弗莱明列入取样名单的,我也完全同意)。
在对待A·比奈和A·弗莱明的问题上,人们可能会认为先生过于苛求。但我认为,对杰出人物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评价标准,先生的评价自有他的道理。弗莱明是1928年发现青霉素的;他证明它不干扰白细胞的功能,对实验动物无毒,为一种很有效的杀菌剂。“但他始终未能提供可以临床应用的粗制品。他将点青霉菌菌种一代代地培养,直到1939年为H·W·弗洛里(Florey)和E·B·钱恩(Chain)等人再度研究青霉素提供了菌种。”弗莱明1943年始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已是他发现青霉素之后十五年的事了。这也许说明,正如先生所指出的,他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确存在一些缺陷。
先生对中国学术界的评价也很严格。他曾于同年8月3日写信给我,简要介绍了他对中国心理学界一些学者的评价(一共提及九位,有的只是一提而过),要求就很严格,但还是采取一分为二的实事求是态度。例如,对郭任远的评价就是这样:在指出他的品行有缺陷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其实人无完人,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是可以理解的。但很多媒体没有“一分为二”地对名人进行评论,确实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和影响。
先生对杰出人物的严格要求可能有“求全责备”之不足,但这也反映了一种淳朴的科学精神,有点像涉世不久、天真无邪的孩子对世界和现实的要求一样,容不得有一点毛病。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描述这种性格特征,姑且称之为“童心未泯”。我感到,至少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很需要提倡这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实事求是精神。
最后,我想引用陈立先生二十年前(1987年2月5日)送给我的一副蒲松龄的对联的下联,作为全文的结束语。先生当时以这副下联来勉励我。请允许我在这里,谨以先生的名义再将它转送给所有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的振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历史性复兴而全心全意、努力奋斗的仁人志士们吧。
这副下联是:
苦心人,天必佑,卧薪尝胆,八千越军尽吞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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