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我的爸爸苏步青

苏德晶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爸爸出生在卧牛山下一农户家里。
他最小,上面有十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其中有几个夭折了,只剩下大姑妈、二姑妈和大伯伯。爷爷和娘娘有八亩水田,住的是茅草房。爷爷善于种田,而且很勤奋,天天早早下地,中午不回家,午饭由家人送到田头;娘娘能干得很,里里外外都得干,一有空就织布、缝衣、做鞋,好在她没有包小脚,顶得住。爸爸从四岁起开始干辅助活,先送送饭,长大一点,能上牛背了,放牛是他的活,到八岁才上私塾读书。他喜欢书,老先生教孩子们读古文、旧体诗,教他们写大小楷。爸爸特别喜欢旧体诗,走路读诗,在牛背上读诗,简直成了小诗迷,直到现在年纪大了还是诗迷。在他书桌上有《唐诗三百首》和《旧体诗集》,他天天要拿起来读,读时铿锵有力,满腔热情,我们都百听不厌。爸爸还爱种地,不论刮风下雨,骄阳似火,天寒地冻,有空和没空,他必天天去园里干活。
后来,爸爸所在的乡有了小学,他便去那里上学了。小学里开的课多,老师也多,他特别喜欢数学和国语。老师不但教书,也教人,爸爸非常敬佩和爱戴老师。小学毕业,爸爸去县里上四年的旧制中学。在那里接触的世界大了,他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爸爸刻苦学习,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老师和校长都很喜欢这个年轻学生。
东渡去日本求学
爸爸中学毕业了,还想升学,但是无钱实现升学的愿望。正在此刻,中学的洪校长给了他两百大洋去日本留学。那时大伯伯在日本已完成学业,而且找到了工作,爸爸去那里有亲哥哥照顾,爷爷和娘娘也就放心了。1919年春天,爸爸登上了东渡的轮船,到了东京。在东京,有大伯伯的关照,生活没有问题。那时他打算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离考期只有三个月了,可是爸爸不会说日语。那怎么通过面试?爸爸决心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攻克日语口语。他抓紧时间练说,拜房东太太和小孩子为师,跟他们学,跟他们讲,和中国人在一起也用日语说话。有志者事竟成,爸爸终于过了考试官的面试关,进了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创办于明治维新时期,是实力很强的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陈建功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爸爸在那里读书收获不小,一是打下了扎实的理工科的基础,二是掌握了好几门外语,以日语和英语为最。
1923年,东京发生关东大地震以后,爸爸来到仙台,考进了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这所大学师资力量雄厚,藏书很多,教学仪器齐全,是日本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是这所大学和老师的培养造就了我的爸爸,使他成了一个着名的数学家,一个德才兼备、为人师表的教师。爸爸不死读书,他的爱好广泛,可以说,诗、书、文样样精通。他喜欢运动,在校时经常打网球、踢足球。他喜欢劳动,所以他才有好的身体。
爸爸敬业乐群,好朋友多,例如陈建功先生、陈乐素先生和茅诚司先生。
陈建功先生是爸爸的学长,回国以后又在同所大学同一个系共事,有五十年之久,爸爸非常敬佩陈先生,他们的友谊和交情很深。陈乐素先生也是留日中国生,是个爱国的人士;抗战时家居香港,陷贼中年余,卒弃其藏书万余,挈眷北去遵义浙大执教。
爸爸和陈先生很投合,还有陈绍琳先生,他是爸爸的好友,我们两家的关系密切。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这个陈先生,他和蔼可亲,他一来,我们都赶忙到他身边,连话不多的妈妈也滔滔不绝地讲话了。四弟德昌从仙台回国,全靠他的帮助。茅诚司先生是日本着名的物理学家,他和爸爸是大学同学,又同住在一所公寓里,加上公寓里另一个日本学生,他们三人总在一起,形影不离,好像大仲马的三剑客一样,引人注目。1977年,茅先生和夫人来北京访问,爸爸去北京见了阔别四十六年的好友,感触很深。1979年,爸爸率领上海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大阪,妈妈偕同回家探亲,茅先生邀请他们去家做客。在茅先生家过得很愉快,有张照片留下了当时美好的时光。爸爸和妈妈穿着和服,并排坐在沙发上,爸爸的神情是那么安详、轻松和满意,妈妈侧过头含情脉脉地看着爸爸,好像年轻的姑娘一样。
爸爸和妈妈的结合颇有神奇色彩。妈妈在少女时代,是高级女子学校的高才生,她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造诣相当高,而且长得很秀丽,是外公、外婆的爱女。妈妈喜欢弹古筝,还常上广播电台去播音。妈妈说他俩的月下老人是古筝,爸爸从广播电台听到松本米子的大名,才想亲眼见见弹古筝的小姐的风采。1925年,在樱花盛开的季节,爸爸终于见到松本米子。据妈妈讲,那天她的朋友说要带几个年轻朋友来她家,听她弹古筝。到了一大群人,有爸爸和另外两“剑客”。说也奇怪,妈妈一眼相中了瘦小的爸爸,爸爸就不用说了。外公外婆有四女三男,还有老母,不过外公有很好的工作,薪水很高,所以日子过得相当富裕。妈妈和爸爸相好以后,外公唯恐失去爱女,不太赞成,但外婆却很支持他们,尽管已有个二女儿,也就是妈妈的二姐,嫁给了中国留学生,一同去了中国。1928年,爸爸和妈妈喜结良缘。一年以后生下老大,就是我;过一年又添了个弟弟德雄。爸爸那时在东北帝国大学当讲师,薪水不少,日子好过,那几年是他们最最快乐的时光。爸爸一早去学校,上课和读书。妈妈收拾好家,背起白白胖胖的我,走到外公家,路不远,走一刻钟光景。在外公家,妈妈、我、外婆和大舅舅热热闹闹地过一整天,到下午五点多,爸爸下班到那里,外公也下班到家了,大家在一起吃大酱汤和米饭,又说又笑,开心得很。然后等天黑了,爸爸妈妈带我回家。有了大弟以后还是老样子,只不过妈妈手上要抱一个了。爸爸很爱我们,天天晚上都唱催眠曲拍我睡觉,等我入睡以后再看书到深夜。外公、外婆非常爱我们,他们不想让我们离开,元旦去神社参拜时,只向神祈求留住妈妈和爸爸。
1931-1937年在杭州
1931年,爸爸应聘国立浙江大学,只身来到杭州。当时浙大数学系已拥有雄厚的师资,诸如陈建功先生、钱宝琮先生等。爸爸的到来,给系里又增加了力量,大家都决心办好数学系,使其成为全国一流的,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科教人才。同年,爸爸去仙台接我们。外公、外婆伤心得不得了。
爸爸在浙大附近租了住房,那是一排三间的平房,向阳,前有大园子,有院墙与外面的巷子隔开。我们后面有排房子是房东住的,他家在北面破墙开了米店,他们家人都从北面进出,我们这边十分清静。
妈妈到了中国,一下子改变了生活习惯,有些不适应,可是她不抱怨。爸爸关心她无微不至,给她弄了一只大铁桶作洗澡盆,下面可以加柴烧水,还教她吃中国菜,教她说和写中文。妈妈渐渐习惯了我们的生活和习俗,刚来时讨厌的腐乳和皮蛋后来是她最喜欢的小菜,红烧蹄成了她最爱吃的菜肴。
爸爸喜欢教书和科研,也喜欢种地。
每天早上到房前去种花,给花施肥、拔草、洒水、松土、培土,从锄头到大粪桶,样样农具都齐全。园子种了许多种花,墙根上种了牵牛花,一早牵牛花盛开,把园子装饰成了花仙子的花园一般。爸爸在地里干,我们小孩子在他周围转来转去,总想帮他干点什么。最后,他剪下几朵最美的花,叫我们给妈妈,妈妈喜欢把它们插在爸爸书房的花瓶里。妈妈喜欢月季花、玫瑰花,我们喜欢牵牛花、凤仙花、鸡冠花和夜来香,还有一种像韭菜样的草,结许多碧绿的小圆果实,爸爸把它们种在通到大门的石板路旁。
爸爸工作很忙,上课,搞行政工作,还搞科研。白天他都在学校里,中午回家吃饭,小睡半小时,下午又去学校,晚上备课和写论文,一直到深夜。妈妈是典型的日本妇女,照顾爸爸的生活,还带孩子,好让爸爸一心都放在工作上。
爸爸走前,妈妈早已准备好外衣和公文包,帮爸爸穿好外衣,送他到大门口,每次都是爸爸说“我走啦!”妈妈接着说“走吧!”这样的对话一天要听好几遍。中午,到爸爸快下班那会儿,妈妈已在门边等候了,一听见他大声说“我回来啦!”我们小孩子马上奔过去,刚一岁的德洋跟在德雄后面叫道“爸爸,抱,抱!”吃饭是最高兴的时刻,因为大家都坐在一起,连德洋也上桌,站在妈妈旁边的藤椅里。爸爸喜欢喝一小杯酒,一边喝,一边讲,讲的都是学校里的事,妈妈听着,偶尔也插一句话。
那时我们在家里讲日语,跟外人讲汉语。在妈妈不会讲中文时,我们小孩子是妈妈和女佣陈妈的小翻译。爸爸很爱我们,但从不姑息我们。他每天抽空检查我们的作业,特别要看我们写毛笔字,笔握得是否正确以及字写到哪里要用力。每次出差回来,总不忘给我们带书和文具。在园子里干活时给我们讲大禹治水、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还讲伊索寓言里的小故事,教我们要学古代圣贤,要勤劳、节俭,要天天向上。爸爸是个急性子,我们常常因做错事或打架而挨骂。爸爸发火时我们怕得要命,训斥我们的声音大得连后面的房东家都听得见,不过不管他有多么生气,却从不动手。
爸爸有许多同事和学生,他们交往密切,每到星期天总有客人来。我记得最早的学生是方德植先生,后来有徐瑞云小姐。妈妈的朋友都是师母,她们一来,小孩子也来,我们玩得很高兴。妈妈不但长得好,而且心眼也好,没有人不喜欢和妈妈交往。另外,家里的人口几乎与年俱增。1932年,二弟德明出生。
同年妈妈带我们回仙台看外公、外婆,他们说什么也要把德明留下,所以回杭州时妈妈少带了一个孩子;不过,过了一年,1933年,德洋出生。隔两年,德昌又来了。家里人多,住不下了。爸爸、妈妈想扩大住房。租房子不如自己造房子,爸爸在求是村那边买了一块盖房子的地。可是没等到盖,八年抗战就开始了,盖房计划落空了,最后那块地也不了了之,没有了。
抗战八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仙台的外婆来电,告外公病危,要妈妈速归;日本东北帝国大学也来电,聘请爸爸去教书。爸爸要留在浙大,劝妈妈带我们四个孩子走。妈妈心里痛苦万分,想走,但又舍不得爸爸。
当时妈妈还以为局势很快就会转好,所以决定等几天再说。
同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我军奋起阻击,抗日战争自北向南全面展开了。杭州遭受日机频繁的空袭。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决定立即迁校。正在这紧急时刻,我的第五个弟弟德成出世了。10月份,我们随校一同迁往建德。
一路上难民如潮,人心惶惶。爸爸抱着四岁的德洋,我拉住爸爸的衣服,妈妈背着未满月的德成,一手抓住一个弟弟:一个是德雄,还有一个是妈妈1936年去仙台探亲用德昌换回来的德明。家里大多数的东西都留在杭州了,只带出来些好点的衣服和被褥,还有一件贵重的古筝。到建德不久,事态急剧恶化,建德也不安全了。于是浙大决定再迁,到江西泰和。爸爸赶在再迁前,匆匆送我们回老家平阳避难,把娘娘从乡下接过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因为妈妈不懂平阳话。我们在平阳的日子过得不错,吃的不缺,那里亲戚很多,都挑着担子送来鸡、肉和水果。在县里工作的大伯伯隔三差五来看我们,我们喜欢他来,因为他和爸爸很相像,声音完全一个样。好几次我们在外面听到屋里在讲日语,我们以为是爸爸回来了,而爸爸只在假期才会回家。
1940年,家里有了个可爱的妹妹,正好生在浙大迁到宜山时,所以爸爸给她起名叫德宜,小名叫小米,因为长得像妈妈。产后妈妈没有好好的调养,加上长期以来的劳累,她病倒了。尽管一个月以后见好了,但落下了关节痛的毛病。从1937至1940年,浙大搬迁了四次,最后到了黔北。迁校完毕,爸爸立即回平阳接我们。我们一行九人:爸爸、妈妈,六个孩子,还有我们的表姐卢志学。我们一家随着大批迁移的人们上火车,换汽车,穿山越岭,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城镇,通过数个检查关卡,走了半个月,才到目的地。幸好我们一路顺利,没有关卡找我们的麻烦。这都亏了竺校长替爸爸办了一张免检放行的通行证。
在遵义,我们家住三间独门独院的茅草房,三间房都朝阳,前面一块空地。
爸爸在上面种了菜和瓜,每天都能摘不少菜和瓜。在遵义只住了一年不到,那时家境已穷困了,爸爸把香烟戒掉了,妈妈为了省几个铜板的水钱,每天到井边洗衣、洗菜,有时家里没有人看小米,她就背着孩子去。弟弟的光头都是爸爸自己剪,我和小米的头发是妈妈剪,剪成童发头。1941年,我们搬到湄潭,这是校本部所在地。湄潭东面依山,西面傍水,风景秀丽。浙大的几百个师生员工和家属的到来,使这个小小的山城沸腾和闹猛起来。学校在东山坡顿时盖了简易教室和礼堂,并盖了学生宿舍;租民房给教工家住,为教工子弟办了附中。我们一家被安插在一个破庙里。庙前有一大片空地,爸爸高兴得不得了,连忙开垦出来种菜。到湄潭后,物价开始飞涨,浙大教工的生活日益艰难。
我家人口多,日子要比别家困难得多,竺校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爸爸渡难关,解决衣被和粮食不足。爸爸开出半亩菜地,收的菜和瓜又大又新鲜,我们吃了他劳动的收获,个个长得健康又可爱。我们小孩子整日无忧无虑,上课和玩耍,不知困难是啥,但爸爸、妈妈真是操心。虽然穷,但是他们相亲相爱、互帮互助,日子过得蛮好。爸爸教书特认真,爱学生胜过爱自己。真奇怪,他居然有如此多的精力!白天工作那么忙,晚上在桐油灯下写下一本又一本的教学讲稿和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一直要坐到12点,早上还要早起种地,还抽空读诗和写诗。我们的爸爸总是那么精神,那么乐观,那么自信,那么坚定不移。
他在这时期的教案“乌鸦集”有十几本,今日翻开仍熠熠生辉,非常珍贵。爸爸在湄潭的学生很多,他们非常敬佩和爱戴爸爸,至今我还叫得出他们的姓名,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容貌和笑容。熊全治先生、杨忠道先生和秦元勋先生现在在美国,张素诚先生在北京。
爸爸爱国、爱校。在祖国生活,在浙大工作,不管条件和待遇多差,他都甘心情愿。1946年初,爸爸去台北接收台北大学,台大曾以高薪聘请爸爸,再说台北还有他的亲哥哥苏步皋,但都未能使他动摇。
1946年浙大复员
1946年5月,浙大开始复员。大家都欣喜若狂,等待好日子来临。爸爸、妈妈吃了八年的苦,该结束了。他们老在讲回杭州以后日子有多么好,妈妈一心想接外婆和德昌来,和他们一起过好日子。我们是8月启程的,从汉口乘船到上海,乘火车到杭州。六弟德新是湄潭出生的,从没见过汽车、轮船和火车,一切都使他感到奇怪,一路上不停地问这问那。在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爸爸给我们买了咖喱鸡盖浇饭和火腿煎蛋,真好吃!
回到杭州,一切并不像原来想的那么好!内战爆发,国内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加紧镇压,各地学生纷纷起来举行示威游行、罢课。国民党为取得美帝的支持以进行内战,大量出卖国家主权;美国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美货充斥市场。国民党统治区出现经济危机,滥发纸币,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爸爸深感教书难和工作难,养家也难。为了摆脱困境,他协助竺校长工作,甚至在工作已非常多的情况下,仍接受了训导长的职务。竺校长认为大学生敬佩有名望的教授,因此也就听得进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爸爸和妈妈说了不知多少次,训导长难做。爸爸和所有有正义感的浙大人一样,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迫害;在学运中,爸爸支持学生,同情学生,而且是站在学生一边的,但是他认为,与国民党斗,要讲策略,要做长期打算。学生们都爱他,尊重他,他们相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谷超豪先生就是他最好的学生之一。
五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厚。
1948年,四弟德昌才回国。说起来真叫人伤心,外公1937年底就去世了,外婆饿死,大舅舅接着也病死,可怜的德昌由二舅舅收养,但他有八个孩子,生活也非常困难,德昌哪里能吃饱肚子。妈妈听了这些,悲痛欲绝。爸爸那时天天教德昌说和写中文,他脑子很灵,三个月就会说中文了,第二年就进了中学。
1948年底,爸爸当了浙大应变执行会副主席,工作更多,他参加护校工作,出去采购柴火。爸爸已对国民党不再寄托任何希望,所以尽管教育部三番四次要他带家去台湾,他都拒绝了。爸爸和大家一样,都在等待黎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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