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回忆父亲竺可桢

竺安
人之将老,其忆也深。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实在不算长,而他又工作繁忙,日理万机,教诲我或带我去玩的机会真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然而,儿时的一语一事,往往予我深刻印象。现搜索记忆,撷得零星片断,以纪念父亲。
忙碌的身影
我未出生前,父亲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我刚记事时,他改任浙江大学校长,担子极重,工作异常忙碌。尤其是任校长的一年后,爆发了日军侵华的七七事变。11月,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告急。父亲焦急万分,学校如不内迁,则不是落入日寇之手,就是面临解散的命运。而要搬迁,教员是否续聘,一千六百箱的图书仪器怎样搬运等,真是千头万绪。在他的精心计划与领导下,浙大终于成功地逐步内迁,一迁浙江建德,二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的遵义、湄潭。
1938年在泰和,夏季频有雷雨,往往在漆黑的夜晚,父亲还要出门去办公室。那时大哥已经从军抗日,姐姐和二哥在安徽屯溪就读于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在家的孩子只有我和宁妹。在泰和上田村旧式的大屋子里,父亲一走,越显得空落落的。闪电劈空,雷声如炸;油灯一盏,火苗飘摇,使我倍感恐惧。父亲为了学校的前途和全体员工的安全奔波在乡间小道上,牺牲了与家人共叙天伦的时光。而父亲出门时那小巷中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和偶尔的电光照耀下父亲撑着布伞迅步前行的身影,是我一生中脑海里从未忘却的形象。
也就是在泰和,在抗日战争进行了一年的时候,母亲和二哥同时患了细菌性痢疾,病急且危,而父亲斯时正仆仆于黔道上,为学校的迁移筹划路线。接到学校的加急电报,慌忙赶回,然二哥已魂归西天,母亦重病不起,越九日而撒手人寰。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中,二哥聪敏好学,最受父亲钟爱。十二日之内,失子丧妻,况且连二哥临终的一面都未见到,人生之痛何过于斯?遭此沉重打击,父亲几至悲不欲生。但抗日烽火正炽,迁校重任在身,幼儿绕膝依依,又不得不强自支撑,继续为浙大的生存和前途奔波、操劳。
潜移默化
在遵义,我小学毕业,父亲拿了法布尔的《科学故事》给我阅读。这是科普通俗读物,主人公保罗是个少年,他叔叔给他讲昆虫的故事(蚂蚁与瓢虫的亲密关系);讲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的喷发及引起的地震与海啸的故事;一起到野外观察自然,带领他用土法做化学实验(人造火山)……这些课外知识极富趣味,深深吸引着我,令我终生难忘。日后,我走上科学研究之路,这本书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此前三年,抗战尚未爆发,二哥过十三岁生日,其时他刚要念初二,将要开始化学课,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只小木箱,上面的标签是“少年化学实验室”。里面有二十多种化学药品,还有试管、试管夹、酒精灯、石蕊试纸等用具。
另有一本小册子,讲述了几十个化学实验的做法。得此礼物,他兴奋莫名,立刻和大哥动手做起来。第一个实验就是制造笑气。把药品放在试管中加热。
可惜的是他们俩嗅了试管口的气,都没笑。又叫我嗅,我也没笑。看来这是一次失败的试验。但没想到这次失败的试验却勾起了我对化学的莫大兴趣。那时我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时,我常到隔壁一家书店去翻阅化学读物,还利用二哥的“遗产”做实验。到进入初中,就立志以后学化学,其根源实在于此。 的确,一个启发兴趣的小礼物,远比几百次枯燥的训诫要有益得多,也有效得多。我很希望众多的家长和老师都能采取启发、诱导兴趣的方法来教育子女和学生。
体育
谈到体育,人们都知道讲德、智、体、美四育,但实行起来,对于后两者往往忽视。父亲对于大学和中学教育极其注重体育,在他做浙大校长期间,规定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许毕业。这是一项果敢的措施,学生因此都重视体育运动。在湄潭,在清澄碧绿的湄江,游泳又成了体育的必修课。尽管有些“旱鸭子”学生是很不情愿地被老师赶下水去学游泳,但是学会一点以后,他们反而感激这一“赶”。事过数十年,这却成了他们美好的回忆。
父亲个子较矮而自小身体羸弱,同学胡适曾讥之曰:“此君活不过二十岁也。”这句话给他强烈的刺激。恰巧二十岁上,他与胡适同船赴美留学。在美国大学里,他为了学好科学知识,报效祖国,刻意锻炼身体,参加了游泳、网球、骑马、滑冰等多项运动。由此他获得了强健的体魄,不但突破了胡适的预言期,而且能胜任繁重的工作,直至八十四岁高龄。坚持锻炼还培养了他的毅力,练成了多种技巧。他在六十至七十岁期间,每逢冬季,都经常去北京的北海或什刹海滑冰。由于过去长期在浙江、贵州等南方省份,没条件滑冰,而中断三十年之后,居然毫无困难地能自由滑行,这说明他年轻时已奠定了优良的技术基础。他的游泳更是出色,一直坚持锻炼到七十六岁,因“文革”而停止。
浙大的学生就记得他与体育系主任舒鸿教授双双在浙大农学院的华家池游的是“标准的”蛙泳动作。
我儿时的美好记忆之一就是父亲带我去南京中央游泳池游泳。我虽不会游,却毫不惧怕,而且兴趣盎然。那年头的男式游泳衣,与女式的相差无几。
上身似一背心。我就两手抓住他的左右肩带,由父亲拖我前进,我则两腿瞎扑腾。抗日战争时期,在泰和的赣江、宜山的小龙江,父亲也常常带我去游泳,这时我已能独自游了。不过直到小学毕业的暑期,在遵义的湘江中,我才终于“豁然贯通”,能够游泳自如,游个上千米也不在话下。我虽然不是游泳科班出身,后来却在不满十六岁时战胜成年选手夺取了贵州省的游泳冠军。参加工作以后,也曾两次获得浙江省冠军。这都是受赐于父亲的循循善诱。
父亲有清晨即起,做早操锻炼的习惯,数十年不辍,直到晚年。在宜山时,正值父鳏吾哀,我与父亲同睡一床。天一亮,父亲就催我起身,带着我做早操,无一日间断,积久成习,使我日后也爱好运动,长期坚持锻炼。
活到老,学到老
父亲是国际知名的气象学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意识到过去在浙大十三年的任期内,自己已经逐渐脱离了气象学研究的第一线,加以气象学也已以物理学的新成就和数学工具来进行研究,他知道自己已不适宜做这个领域的带头人,所以集中将力量放到科技组织工作上。
后来科学院一些地学研究所的筹建和布局,地震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及综合考察委员会的建立和明确方向,他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感到自己的知识不够用,非常努力地学习新的知识。记得60年代初,一次他和来访客人谈到新兴的边缘科学Bionics(仿生学),我当时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英文),而他已经读完了不止一本仿生学的书了。理论物理学家汪容是我家的亲戚,每来造访时,父亲必定要请教他关于基本粒子的常识和最新进展,例如60年代中国科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世界各国的加速器性能、核爆炸的遥远探测等等。
总之,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去学习新的知识。久而久之,他在本专业以外的知识也丰富起来。
从50年代起,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每周两晚向一位俄国老太太学习俄语,不久就能阅读俄文文献与书籍,也能简单地会话。这个学习坚持了十多年,这对工作繁重而且已届六七十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但奇怪的是,他英语虽早已炉火纯青,而他学讲普通话却费力多、效果少,劳而无功。他浓重的绍兴口音是不少浙大同学都喜欢模仿的。1947年他访美时,遇见了多年不见的老友赵元任,赵与他是哈佛大学同学,又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建人之一,友谊甚笃。赵是知名的语言学家,一听他说话乡音如此之重,就责怪他,“你怎么还是不改说国语呢?”接着,他又很有把握地说:“我来教你,保证三天就能学会。”可是第一天下来后,赵泄气地嚷嚷道:“不可教也,不可教也。”终于死了这条心。尽管语言学家给他作了“判决”,他在50年代仍买了几张普通话的唱片,经常跟着学,直到七十多岁也没停止过。虽然成效甚微,但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他在事业上的成就,即基于这种滴水穿石的毅力,而主要并不是靠他的天赋。
爱心
父亲的教育成功,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治校有方,还因为他礼待教师,挚爱学生。凡遇学生受到国民党特务迫害时,他必定挺身而出,给予保护。1941年1月,抗日的大后方发生了“倒孔运动”,遵义的浙大学生也奋起要游行示威。父亲知道国民党军警已有布置,准备镇压,就再三劝说学生只在校内活动,不要出外。可是学生情绪高昂,不受劝阻,冲出了学校。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父亲当机立断,马上跑到学生队伍前头,也参加游行,以保护学生。当局果然未敢下手,让学生游行完全程。这在父亲来说是冒了极大的危险的。没过几天,在湄潭的特务又在进步学生潘家苏、滕维藻的床下放置伪造的信件和传单,企图栽赃诬陷。父亲闻讯后,立即赶赴湄潭,将二人带回遵义,名为交给遵义专员公署看管,实际是避免让特务直接插手。他又亲自布置收集证据,调查事实,终于揭露了事实真相,使特务的阴谋未能得逞。1945年费巩教授失踪,实际上是被军统特务绑架、关押(后杀害)。特务反而将陪送费巩至船码头的邵全声逮捕,诬其为凶手,宣判死刑,并不得与外界联系。事过半年,父亲打听到他的下落,又冲破重重阻碍和危险去探监。后来他写信给当局,再经一年之久,始得将邵从军统监狱转到法院,随后法院承认罪名均不能成立,由父亲去签名、盖章将他保释出来。这件事父亲本来可以不管的,因为邵全声毕业三年多,正在重庆教书,不再是浙大的学生了。但他痛惜为国家培养的人才横遭摧折,遂义无反顾去多方营救,历时两年半,才从虎口救出一命。
在生活或其他方面,父亲对师生之爱也是有口皆碑的。学校往贵州搬迁时,某日,父亲发现有几个女同学到中途站,为找不到旅馆而愁眉苦脸。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订的旅馆房间让给他们,而自己则蜷曲身子在小汽车里过了一夜。
1985年,我赴美开会,会后专程去看总角之交——在夏威夷大学任教的张镜湖教授。他又带我拜访在夏威夷的另一浙大校友周桐。周谈起她曾在遵义读浙大外文系一年多,恰在那时患了盲肠炎。抗战时期贵州的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弄得不好,会得严重的后遗症,甚至危及生命。父亲立即派校长专车(全校唯一的小汽车)将她送到贵阳就医,又写了一封信给医院院长请为其精心诊治,周终于安然痊愈。这事过去我还未曾听说过。那时浙大只有一名校长,连副校长也没有,而学校有五个学院,师生员工约两三千人,加上新生部和附属中学,单位既多,又分散在遵义、湄潭和永兴三个不同地方,且交通极不方便。而一校之长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之下,还能照顾学生如此入微,无怪乎会得到师生员工的爱戴,并且在离校多年以后也难以忘怀了。
数学系苏步青教授回忆抗战初起,学校决定内迁,而那时他的妻子还是日本国籍。父亲特地找浙江省主席朱家骅要来一份手令,以保证军警盘查时安全无事。要不然,真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故。后来在湄潭,父亲惊诧地看到苏教授在晒山芋(白薯)干,方知他全家已有半年就靠山芋蘸盐过日子。遂千方百计为他争取到“部聘”教授的待遇,又让其子女在附加住校,吃公费饭(按当时规定家在湄潭的学生不得住校读),以减轻他的负担。
由于受父亲做人治学精神的感染,加之父亲亲自倡导浙大校训为“求是”,这一精神在学校蔚然成风,同学、教师在离校几十年之后仍是情深谊长。北美的浙大校友会每年一次年会,参加者总在一二百人,已开过17届。更有奇者,有一些并非校友,而是校友之友,却年年与会,乐此不疲。究其因,曰:浙大校友相叙,亲如一家,我特别喜欢这种亲切友爱、无拘无束的气氛,令人感到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记得1990年我将去肯达基州参加校友年会,一位朋友就说:“嗨,校友会?没什么大意思。吃吃喝喝,各自吹嘘,拉拉生意而已。”但是浙大的校友都觉得每年这一次聚会是“返老还童”、“充一次电”和“延年益寿”。
这就是父亲的爱心和他倡导的求是精神,如春雨入土,化而为前进的推动力和人与人之间强大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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