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难忘导师情——怀念业师郭在贻先生

张涌泉
我自认为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我求学的道路上,我有幸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好老师。郭在贻先生便是这些老师中的一个,是他把我引上了我今天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之路。

我见到郭先生是在1979年。1978年春天,作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我跨进了杭州大学的校门。中文系第三个学期开设的课程有一门是古代汉语,先生便是任课老师之一。
本来我对古汉语并没有特别的爱好,但先生那渊博的学识、生动的讲授,却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求知的欲望,也激发了我对古汉语的兴趣。每次听先生上课,就像是一种艺术享受,我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先生的信徒,尽管当时先生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上的是大课,全年级一百四十多人挤在一起听课,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任课教师是不可能认识的)。两个学期结束,古汉语期末考试我竟然拿了个全年级最高分。这使先生感到意外,他专门把我找了去,对我取得好成绩表示祝贺,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此后,我便成了先生家里的常客。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一些古汉语方面的名着,诸如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等等,都是我涉猎的对象,这为我今天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79年下半年,我开始阅读杜甫诗及其他一些唐诗的选注本,其中如明王嗣睾的《杜臆》、清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施鸿保的《读杜诗说》,我都仔细地读过,并认真地做了笔记。一次我把阅读杜诗的一些札记送给先生看,先生亟表赞赏,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后来我把它们整理成文,先生专门写了一个书面意见,推荐给杭州大学首届文科学生论文报告会,后来又推荐给学报发表。那几年我还写了另外几篇读书札记,每一篇先生都仔细地看过,一字一句也不放过。记得我在一篇文章中把单人旁的“俗”写成了双人旁,先生用红笔在旁边写了个大大的正字,并加上方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别看错个字是小事,编辑看了,就会觉得作者的基本功不行,文章自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先生还把他写的论文手稿拿给我看,只见毛笔小楷,一笔一画,极其工整;所有的引文都详细注明书名、版本、卷次、页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1年底,我结束了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然先生极力推荐我留校任教,但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被分到了远离杭州的一个小县城工作。对此,先生十分惋惜,但他劝我不要灰心丧气。先生用毛笔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十四个大字送给我。在我悲观的时刻,是先生的临别赠言,给了我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1983年春天,我出差来杭州,特意去看望了先生。先生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他希望我不要沉沦下去,并鼓励我报考研究生。在先生和母校其他老师的关心、鼓励下,我参加了1984年的研究生考试,并以较好的成绩考取了古籍所的研究生,重新回到了先生的身边学习。
在读研究生的两年时间,先生系统地为我们讲授了训诂学、文字学等基础知识;先生还专门抽出时间,为我们介绍治学的经验和方法。先生常对我们说:不要急于述作,要紧的是打好基础,要甘于坐冷板凳。先生告诉我,做学问要注意根柢之学,对几种小学名着,必须扎扎实实地精读一两种。先生说他自己曾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读过几遍,这使他受益终身。根据先生的建议,1985年春夏之际,我开始通读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正好当时上海古籍所出版社拟议出版《清十三经注疏》,约请先生校点《尔雅义疏》,先生便让我和他合作,校点该书。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我先把《尔雅义疏》通读一过,又在自己用的本子上校点一遍,然后再录到其他本子上。《尔雅义疏》的引例十分丰富,全书引例约有三万余条。这么多的例证,并非都出自第一手资料,其中有相当多一部分是郝懿行据《经籍诂》等书转引来的,存在着不少错误。为了保证校点的质量,我逐字逐句地查核了郝书所引例证的原文。有时为了查找一条例证,甚至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这项工作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到1987年底基本完成,几乎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虽然由于出版事业的不景气,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98年取消了整套书的出版计划,但通过这样一番艰苦劳动,我学到了一些根柢之学,觉得是值得的。
1985年暑假,我因事去上海,随身携带了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上下册,抽暇读了一遍。我发现该书在校勘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些前贤已经指出,有些则没有指出。当时我想,造成这么多问题的原因何在?
其间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回杭州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大为赏许,他要我把《敦煌变文集》再认真地看一遍,写成一篇专文。后来先生因病住院,在病床上,先生仍不时地关心着文章的写作情况。
每写成一条,就让我读给他听。后来病情稍有好转,先生就让我带上文章的初稿,陪他到医院外面走走。洪春桥边的茶室,植物园中的小亭,飞来峰下的石墩,先生抱病为我审读论文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文章草成以后,先生写了很长的一篇评语,对我这篇今天看来并不成熟的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开始,先生建议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文史》,但又觉得《文史》出版周期太慢,便把它推荐给《杭州大学学报》。后来这篇长达三万余字的论文分别在《杭州大学学报》和《敦煌学辑刊》上发表了。
1986年夏天,我完成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由于先生的力荐,我得以留校任教。这年春天,国务院批准先生为博士生导师,先生便鼓励我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并说可以以《尔雅研究》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有关部门负责人认为研究生班毕业必须工作两年以后才可报考博士研究生,不同意我报考。为此,先生亲自找研究生部主任,又专门写推荐意见。经先生的据理力争,有关部门终于同意我报考。但临到考试那天,却又突然通知我必须加试政治。对此,我毫无准备,只得罢考以示抗议。事后先生安慰我说,做学问关键是要有真才实学,要出成果,而不在于考不考博士。先生说他自己只有大学文凭,没有读过硕士研究生,更没有读过博士研究生。先生劝我不要考博士研究生了,他希望我抓紧时间多出成果,争取破格晋升。

1980年前后,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和熏陶下,先生的研究方向从传统的训诂学领域转向了六朝以来方俗语词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作为俗语词渊薮的敦煌变文,却一直未能有一部较为可靠的校点整理本问世。当时学者所依以为据的,大抵是50年代王重民等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如前所说,由于受当时学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敦煌变文集》的校订工作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疏漏,这就不能不对方俗语词考释工作的准确性带来严重的影响,同样也不利于敦煌变文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有鉴于此,着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徐震等先生都一再呼吁学术界吸收这些年来的校勘成果,编辑出版一个敦煌变文的新本子。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先生在1987年前后开始酝酿《变文集》的汇校问题,并决定与我和黄征同志合作进行这一工作。1987年4月在杭州富阳举行的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年会上,先生正式提出了编着《敦煌变文汇校》一书的设想,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吕叔湘、项楚、王等着名学者都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积极的支持。后来先生又提出编着《敦煌文书俗字典》及《栀敦煌变文集枛校议》的计划。这样,加上《敦煌变文汇校》,就是先生与我跟黄征合作撰着的“敦煌学三书”。
由于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我和先生有了更多的交往,也更多地接受了先生的教诲和熏陶。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学术商榷文章态度要诚恳,语气要谦和,用词要婉转,尽量少用“非也”“误”等等过于生硬的字眼。先生说他早年写的一些文章有时锋芒太露,过于咄咄逼人,这是一个教训,要我们引以为戒。
先生曾和我合作撰写过一篇《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的论文(刊《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文章要刊出了,先生重阅此文时,觉得其中对《王梵志诗校辑》一书的几条批评,用词过于尖刻,便亲自给主编写信,希望主编代为斟酌删改。
1988年8月,我和黄征同志赴京参加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行前先生特意把我俩叫去,授以“谦虚谨慎”四字。可以说,“谦虚谨慎”正是先生处世治学的基本准则。
先生强调治学应该谦虚谨慎,但他又反对无原则的迁就,反对人云亦云,无所发明。先生提倡年轻人要有点傲气,要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认为年轻人如果没有点傲气,没有自信,是很难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先生经常对我们说,做学问要贵发明、重创造。他把某一个训诂问题的解决比作发现一颗新星,并且常常以此自得其乐。先生特别推崇宋代理学家张载的一段话: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先生认为任何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或精于此,或疏于彼,不可能包罗万象,无所不通。所以他认为即便一些名家、权威的着作也会有纰漏,年轻人读书要尊重名家、权威的意见,但又不可为名家、权威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学术探讨上,先生从不以长辈自居,他常常鼓励学生挑他的文章中的毛病。
先生的《敦煌变文校勘拾遗》是一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2期),我看了这篇论文后,觉得其中有一条似乎未尽切当:“遍体悉皆疮癣甚,形体苦老改容仪。”(《目连缘起》)其中的“苦老”较为费解。先生认为“苦”是恶义,“老”乃“差”字形讹,“苦差”就是丑陋、难看的样子。从文义看,这样的解释是可以成立的。但“苦差”连用,别无文献佐证;“苦”指容貌丑陋,也没有更多的证据,所以我觉得先生的校说不一定可靠。我把我的想法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觉得有理。他让我核对一下这两句话的敦煌写本原文,一查原文,答案找到了:原来“苦老”写卷本作“苦”,乃“考”的俗字(见《干禄字书》),“苦考”就是“枯槁”的假借字。在先生的指导下,我把我的想法整理成文,与先生的意见进行商榷。文章写成后,先生又专门写了一个评语,推荐给有关刊物发表。
先生这种严于解剖自己,不护己短的治学态度,使我很受感动。
在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的过程中,先生和我们合写了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通常由黄征和我分头执笔。黄征执笔的,写好后先让我看一遍;我执笔的,写好后先让黄征看一遍,然后再送先生审定。先生审阅时,大到谋篇布局,小到遣字造句,都认真地加以推敲,或肯定,或否定,或增加例证,或删除枝蔓,在我们论文的初稿上,留下了先生数以千计的评语和删改意见。先生在我执笔的一篇论文初稿上写道:“文章应力求精炼,套语少用,多余之字宜删,反复琢磨,必能臻于妙境。”像这样的指导性意见,既使我们看到了文章的缺点,又使我们明白了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读书治学,先生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从不马虎苟且。但对我们的进步,先生却满腔热情。先生和我合作校点的《尔雅义疏》完稿以后,先生让我执笔写一篇校点前言,分析一下《尔雅义疏》的成就和不足。初稿写好后,我送给先生审阅。先生当天下午就带着看好的稿子来到我的住处,他说写得不错,他要我署我一个人的名字,誊抄后由他推荐给《辞书研究》发表。他对我说:像这种重点文章,你一个人署名好了,两个人署名,对你以后升职等不利。但这本是先生与我合作的项目,我怎么好意思一个人署名呢?由于我的坚持,先生才让两人连署。先生与我们合作撰着“敦煌学三书”,先生也坚持要把我和黄征的名字写在前面。他说,中国人论资排辈的思想非常顽固,这不利于学术发展,他想为学术界开一种新风。

1985年夏天,先生因胆囊炎引发腹膜炎而动了手术。手术不算太大,但术后的恢复却特别缓慢,先生在医院里一住就是四个多月。从那以后,先生的身体似乎一直就没有真正恢复过,不幸的种子那时候大概也就已经种下了。
但与此同时,先生在学术界的声望却如日中天,不断上升。于是登门拜访的、委托审稿的、请求看稿的,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接踵而至。特别是许多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的论文请先生审阅,在他们看来,先生俨然是一个超级裁判,先生的意见将会决定他们论文的命运。而先生恰恰又是“菩萨心肠”(一次先生和我谈话时,曾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自己),来者不拒,有求必应。先生每天忙于会客、看稿、写信(先生自己曾有个统计,1987年全年发信297封)、跑邮局,这些繁杂的事务消耗了先生的时间,也消耗着先生的生命。与此同时,先生又要为未来的博士、硕士、学士们上课,为他们审阅论文、批改作业。就在先生去世前的那个学期,先生还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了《训诂学》、《楚辞研究》两门课程。实在太忙了,先生只得放弃许多像高考阅卷、自学考试阅卷、为夜大学生上课、函授辅导等等,这些在清贫的大学教师看来都不失为“赚钱”的机会,尽管先生家里仍然穷得可以!先生是一个急性子的人,今天可以做好的事绝不会拖到明天,如果有什么本该做的事拖下了,先生会坐立不宁的。后来实在力不从心,书桌上待看的稿子渐渐多起来了,先生只得请他的学生帮着看一部分稿子。有一次先生感慨地对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我现在算是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先生指着他刚编好的论着目录说:从1978年到1985年,他每年都要发五篇以上的论文,而这两年每年只发一两篇小文章,因而大有“江郎才尽”之叹。其实我们这些弟子心里都清楚,这些年杂七杂八的事就够先生应付了,先生那还有多少时间去搞他自己的科研呢!

先生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门徒弟子。先生对这些弟子的培养,倾尽了自己的心血;弟子们也十分崇敬、热爱自己的老师。1989年的1月11日是先生的五十岁生日。早在1988年初,弟子们就筹划着为老师举行一次热闹的庆祝会。但先生却说:不必大家费心了,去年《训诂丛稿》被评为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奖,有1000元奖金,到时我请大家到外面吃顿饭吧!可是谁能想到,癌细胞已在吞噬着先生的生命,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先生……
1988年10月底11月初,先生身体异常不适。11月5日上午,再次的B超检查诊断先生得了肝癌。那天下午我去看望先生,先生平静地对我说:情况不妙,我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只可怜他们孤儿寡母的……听到这个意外的消息,我震惊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先生这么好的人怎么能患上不治之症呢?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安慰先生说:不会、不会的……接着几天的CT检查、彩色B超检查,似乎出现了某种转机,诊断结论倾向于血管瘤。对于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地震后的人,这无疑是个值得庆幸的消息。然而好景不长,11月7日我和师母去医院取验血报告,上面赫然写着:火箭电泳642ng(正常值为≤20ng)。这是一个不祥的数字,我们的心头又罩上了一层阴影。为了稳定先生的情绪,我们没有把事实真相告诉他。
11月10日晚八时许,先生肝部剧痛,我和一新匆匆忙忙从黄龙饭店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和师母一起,把先生送进了浙江医院。值班医生诊断后,怀疑是肝癌肿瘤破裂(第二天下午开刀手术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是晚上,当时只采取了些止痛措施。病房没有空床位,当晚只得把先生安置在走廊尽头的一个临时床位上。初冬的夜晚,寒气袭人,走廊上风呼呼地,简直让人冷得发抖。先生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疼痛和寒冷一起袭击着他。我口袋里揣着值班医生开的病危通知单,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悲哀。第二天下午,先生接受了开刀手术,但因肝癌肿瘤太大,医生认为不宜切除,便缝了回去。手术刚结束,先生看到我,第一句问话就是:是不是血管瘤?我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告诉先生是血管瘤。我还说:手术很成功,肿瘤已经切除,请先生安心养病。在先生面前,我从不敢撒谎,也从没有撒谎。但在先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六十多天里,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欺骗先生,我为此感到负疚和不安。如果先生九泉之下有知,该是会原谅我的吧?
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下,11月19日上午,浙二医院为先生组织了第二次手术。先生后来对我说,那天他是担心在手术台上下不来的。但在进手术室前,先生显得分外平静;那天早晨,先生的食欲也特别强,他看到傅杰拿了一个包子给我吃,笑着说:“给我也吃一个吧(手术前是禁食的)!”先生谈笑风生,但我们却怎么也笑不起来。第二次手术是成功的,先生左肝上的大小三个肿瘤全被切除了。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手术后不久,癌细胞便迅速向右肝转移。虽然医院、学校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最终未能把先生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先生的病情不断恶化,身体也是日渐虚弱。但先生仍念念不忘他的科研工作,不忘他的学生。先生挂帅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先生说他出院后要召集有关人员开个会,争取尽早完成;研究生要毕业了,先生关心着他们的分配问题;学校评职称了,先生记挂着青年教师的晋升;小方的论文迟迟不能发表,先生让我捎口信给编辑,先发小方的,他自己的论文晚些再发;小金为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向学校要求延迟回国,先生让我回信,说他出院后马上找校长商量……最使先生难以忘怀的,是他和我们合作撰着的“敦煌学三书”。当B 超检查显示先生得肝癌的那天下午,先生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给我和黄征写了一封遗书,希望我们努力完成“敦煌学三书”的撰着工作,争取把三本书出齐。
1989年1月8日,离先生五十岁的生日只有两天了,我对先生说:再过两天,就是先生的生日了,先生需要买点什么?先生回答说:什么都不需要了!
后来他对我说:你给我重新编个论着目录吧。那天先生还对我说:方以智的《通雅》是本好书,如果到了,给我也买上一本。
1月9日晚,是先生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晚我去医院护理先生。先生双眼紧闭,呼吸急促,前几天连续不断的咳嗽却意外地停止了,因而病房里显得格外的宁静。这异常的情况,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晚上十点多,护士对我说:郭老师情况不大好,今晚可能要出事,你要特别留神!
护士这一说,可把我的心提了上来。我把靠椅移近病床,守候在先生的身边。
先生偶尔睁开眼睛看看我,旋即又闭上了。夜越来越深,我那颗悬着的心也越来越感到紧张。好几次我想给师母挂电话,但又怕师母太紧张,拿起电话机又放下了。后来我想让蒋冀骋来医院,可偏偏学校研究生宿舍的电话好半天也接不通。那几天,我的左肩膀隐隐作痛,那晚上更是莫名其妙地痛得厉害,我真担心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实在痛得不行,我便向护士要了颗止痛片,凑着自来水吃了下去。晚上十二时许,先生让我给他翻了个身。过了一会儿,先生要喝水,我便让先生喝点参汤。先生喝得特别费劲,连张开嘴巴似乎都需要巨大的力量,好半天才喝进去一点点。望着先生那痛苦的神情,我的心底感到无限的悲痛。此后,先生就再也没有吃过什么,也再也没有说过什么了!凌晨四点左右,先生的血压突然降了下来,医生让我赶紧通知家属,并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但这时任何灵丹妙药都已经无济于事。1989年1月10日13时10分,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先生走得那样匆忙,他没能过上他五十岁的生日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先生走了,先生永远地走了。他静卧在他深深依恋着的西湖旁边的群山中。他太累了,他是需要好好地歇一歇了。虽然我和我的师兄们不能再当面请先生为我们传道解惑,但我们能在他留下的着作里找到我们需要的答案。
先生,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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