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老树发新芽”——苏步青先生与浙大数学系

董光昌
“老树发新芽”,是1957年浙大恢复数学系之后,当时的浙大校长刘丹对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评价。然而话头,还得从更久远的事说起。
我于1946年在江西省鄱阳中学毕业,正当八年抗战胜利的时候,在小地方读中学信息十分闭塞,对国内大学的情况基本上一无所知。由鄱阳坐小船到九江换乘长江轮顺流而下,到上海考大学。在江轮上与旅客闲谈说,我高中毕业,要去上海考大学,志愿是考数学系。有旅客说,浙江大学数学系有苏步青、陈建功,办得很好。正是由于有这位旅客的一番话,使我在上海考一些大学的同时,特地到杭州报考浙江大学数学系,然后在被录取的诸校中,挑选进入浙大数学系读书。
由于在上海即使住最小的旅馆也较贵,经济上负担不了,所以考大学时,经介绍得到允许,住在交大某教授单间住房前的走廊上,考完后索性在交大找一个楼顶暂住。交大快要开学了不允许这么住,而此时正好接到浙大的新生录取通知,所以在新生报到的十几天前就来到杭州,与浙大接洽后被允诺先来住,于是我被安排在可容纳很多学生的大厂房住下。住下后,陆续有老生来住,其中也有数学系的。他们见到我对数学很有兴趣,就介绍说,Hardy着的Pure M athematics很好,学生可向数学系图书馆借阅。但尚未注册的学生,不能借阅,要想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找系主任苏先生批条子。我写了借条,得知苏先生的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东街路的二层楼房内,便去找他。登上楼就见到苏先生正全神贯注在书桌前,桌上摊开几张纸,算式很多。我说明来意,并递上借条,苏先生欣然同意并签名,使我实现了尚未注册就在系图书馆借阅参考书的愿望。这件事虽小,但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所以苏先生和我对此均有很深的印象。数十年后,有一次我去上海看望苏先生时,还提起这一段往事,两人均说是记忆犹新。
读大学时苏先生教我们微分几何课,他上课十分认真,板书清晰工整。这为我在数学上的长进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为我们学生树立了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形象。
我于1950年毕业,是新中国第一届毕业生。当时公布的我的分配单位是华东警组。虽是刚全国解放,对参加国家建设的热情很高,但对具体分配单位总觉得不对口,学非所用,心想警政单位主要是对付犯罪分子,化学毕业生较有用处,数学毕业生想必用不上。后来我和同班的厉则治毕业分配均改为留校,听说是苏先生见此情况提了意见而做更改的。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浙大数学系撤销,仅保留教工科高等数学的数学教研组。原教数学系本科的教师分散各处,主要部分调整到复旦大学。
此外,调整到中科院、南大、厦大和浙师院等。留在浙大的仅是教工科的教师,以及当时属于本科但还是助教的几位同事。
我因还是助教而留校,虽不因条件改变而动摇搞科研的决心,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仍抓紧科研,也写出一些论文,但终究因被隔断国内学术联系,闭目塞听。
直到1954年5月,匈牙利数学家杜澜·巴尔来中国,上海组织了欢迎他的学术报告会,苏先生指定我为成员之一,发文到浙大,我因此而去复旦,完成作学术报告的任务,颇得杜澜·巴尔的好评。且更主要的是,由此获得重要学术活动消息:北京数学研究所为各综合大学顺利开出偏微分方程课,而于1954年暑期开办学习班。这样一个学习机会不能错过,因而我和郭竹瑞请浙大校方去争取参加名额,争取到一个正式名额难于满足我们的要求,再要求去三四个人旁听,住宿联系落实在数学所打地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我们几个留在浙大的年轻人能在学术上有较大提高,为1957年浙大恢复办数学系打下基础,1954年的这次暑期学习班是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完全是因为苏先生指定我参加欢迎杜澜·巴尔学术报告会的提携。
1957年浙大恢复数学系,在师资方面得到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大力支持,这也是苏先生从中主导的,此后师资的补充也陆续得到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支持。浙大恢复办数学系,继承与发扬了老浙大数学系由苏步青、陈建功形成的好传统:坚持搞研究,坚持讨论班,对学生要求严格,形成优良的教风、学风与浓厚的学术气氛,促使人才成长。在我们作出一些成绩后,浙大当时的校长刘丹曾评价为“老树发新芽”,这是苏、陈言传身教的结果。
浙大数学系的沿革很自然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放前直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是以苏步青和陈建功为主的办学阶段;第二阶段是1957年恢复办系直到1998年四校合并,这一阶段办学,大致是以董光昌、郭竹瑞、梁友栋为核心的办学;四校合并后是第三阶段,又开始了一种新局面。
我们是第二阶段办学的主力,做出了一些成绩。例如在培养高质量人才方面,浙大数学系培养出了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两个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四十五分钟邀请报告的学者林芳华、励建书。国际数学家大会每隔四年一次,相当于奥运会每四年一次,作四十五分钟以上报告的人约百余人,大致相当于奥运会金牌数,因而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四十五分钟报告,可说是成年人的金牌选手(相对于少年组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而言)。第二阶段刚刚过去不久,因而在此阶段培养高质量学生人数还有可能再增加。而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苏、陈对我们的培养、教育、提携与扶植分不开的。培养出优秀的青年学者,也许就是我们敬献给苏老最好的礼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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