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王淦昌先生和浙大物理系

许良英
我在浙大共生活过十一年,分属四个完全不同的时期:(1)1935年9月-1937年12月,在“高工”电机科学习,它的全名是“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名之长是罕见的,但我们挂的是浙大校徽,穿的是浙大校服;(2)1939年2月-1942年7月,在理学院物理系学习;(3)1945年2月-1949年5月,在物理系任助教;(4)1968年6月-1969年5月,为浙大地下党历史问题接受“审查”和批斗,最后六个月被关在当时行政大楼五楼的“隔离室”(实际是监狱)里。这十一年,经历了无数激动人心的事,值得写下的回忆实在太多了,这里只记录一些同王淦昌先生和物理系直接有关的片断。

我第一次见到王先生和物理系教授是在抗日战争前-个多月的1937年5月下旬。那时我是高工电机科二年级学生,从《浙大日报》上看到“物理学泰斗”玻尔要来浙大作报告,我慕名于当天下午到文理学院新教学楼(1946年名为阳明馆)三楼的大教室去听讲。玻尔由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和王先生等物理系教授陪同,用英语讲《原子核》,没有翻译,但同时由浙江省广播电台作直接实况转播。可惜我那时只学过高中物理、化学,虽然有关电机工程的教科书全是英文的,但未受过英语听、说训练,因此,整个演讲我只听懂一句“Hangzhouis a beautiful city”。好在旁边有玻尔的儿子放的幻灯,还可以懵懵懂懂地了解到一些核反应现象。以后从《浙大日报》上知道,王先生和束星北先生同玻尔讨论得很热烈,玻尔走时,他们一直送到四十公里外的长安站。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高工搬到钱塘江南岸的湘湖农场。11月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浙大迁到建德,高工也跟着去。一个月后,一向对浙大不满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把高工解散了,我只好回故乡自学。1938年春天,我读到了十几本介绍20世纪物理学新发展的通俗着作和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对物理学产生了狂热的喜爱之情。随后也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着作,开始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那年秋天开始全国大学统一招生,我到永康以同等学力报考了浙大物理系。那时浙大已经二迁安吉,三迁泰和,四迁广西宜山了。我直到1939年2月8日才人学,第一学期已过了一大半。那时敌机常来轰炸,就在我到校前三天,有敌机十八架向标营浙大校舍(全是茅草盖的竹棚子)投了一百十八颗炸弹。但浙大师生并没有被吓倒,在我到校那天已经恢复上课。
那时物理系主任是张绍忠先生,教我们普通物理。1928年物理系开设以来,他就是系主任。1935年为抗议校长郭任远的专制,全系教师职工愤然离开。那年“一二·九”运动,我们赶走了郭任远,1936年迎来了竺可桢校长。
张绍忠先生和原物理系的全班人马重返浙大,何增禄先生还从山东大学带来了王淦昌先生。1940年张绍忠先生出任教务长,系主任由何增禄先生担任。
何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真空技术方面有卓越的成就。
当时王淦昌先生教的是四年级课程,主要是近世物理(20世纪物理)学,我却有幸在入学后一个月就同王先生开始了直接接触。这一年,三天两头有空袭,每当龙江对岸上挂起空袭警报灯笼时,大家就纷纷往龙江两岸河谷或山脚的石灰岩溶洞里躲藏。有一次空袭时,我在岩洞里看一本英文物理小册子,碰巧王先生来到这个洞里,他就同我攀谈起来,并要我以后多找他谈谈。我那时是个在长辈面前说不出话来的羞怯的小青年,不敢主动找教授谈话。这种羞怯心理不久就被物理系教授们的淳朴、坦率、活跃的学风逐步冲淡了。我是从旁听物理讨论课发现这种学风的。
物理讨论是为四年级同学开设的课程,分甲、乙两种。“物理讨论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同学轮流做学术报告;“物理讨论乙”主要是王先生和束星北先生就物理学的前沿做系统的报告。两者都每周一次,每次报告前几天都在教室门口张贴大布告和题目。我出于好奇,也壮着胆子常站在门外旁听。
讨论时最活跃的是王先生和束先生。他们两人同岁,一个擅长实验,一个擅长理论,性格都开朗、坦诚。别人报告时,他们常插话或提问,两人之间又常发生争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声音很大。束先生有时还坐在讲台上或课桌上大发宏论。大教授竟像小孩吵架那样地争论科学问题,初见这种场面,我感到十分惊奇和有趣,以后慢慢领会到这种学风的可贵。只有这种真诚的态度,才能探索科学真理。受了物理讨论这种学术空气的影响,我联合了物理系、电机系几个一年级同学,也搞起一个定期的读书报告会。
历次物理讨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1939年7月间的一次,那是由王先生报告“Fission of Uranium”,“Fission”我不知是何意义,但还是去旁听了。出人意外的,王先生报告的是1月底玻尔在美国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1938年12月和1939年1月间,哈恩和迈特内发现了铀原子核裂变现象,迈特内估算出一个铀核变时会释放出二亿电子伏的能量,比同等重量的煤燃烧时释放的能量大几百万倍。当时教室里的气氛十分热烈,我感到震惊和兴奋。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着名女科学家迈特内原来就是王先生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可是王先生当时并没有谈迈特内同他个人的关系,丝毫没有以老师的身份来炫耀自己。自从听了王先生这次鼓舞人心的报告后,我就经常阅读Science等科学刊物,跟踪物理学的新发展。
浙大物理系教授的朴实无华和平易近人,我还从1939年10月同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先生的一次谈话得到极其深切的感受。那是我二年级第一学期开始,拿着选课单到院长办公室请他签字,顺便问他一句:“听说又要准备迁校了,是否事实?”他一连不停地同我讲了三个多小时,从下午四五点一直讲到八点钟左右,吃晚饭时间都被耽误,我肚子饿得发慌,也只好耐心听着,天黑了,办公室里没有灯,他依然娓娓而谈。胡刚复院长来浙大后,是校长最得力的助手,像我一个没有活动能力而又幼稚的低年级生,随便向他提一个问题,竟得到了如此详尽的回答。不久我在校门口看见他同一个校工站在路上长谈。这种真挚、随和、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和浙大传统的“求是”校风,陶冶着我们这些青年学生。

我们在宜山的上课1939年12月底被迫停止了,因为11月日寇在北海登陆,不久南宁沦陷,浙大不得不进行第五期搬迁。1940年2月我们到达贵州北部的遵义,开始了安定而激荡的新的生活。到遵义后,学校宣布实行“导师制”,要每个学生自己选定任何一位教授作导师。我就选王先生为导师,这样,同他的接触就多起来了。他常约我到他家里谈心。每学期他还要请我们几位“导生”吃一顿饭,由师母自己做几个常熟的家乡菜,为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游子增加营养,并共享人间温暖。
到遵义后不久,有一次在王先生家里讲到抗战形势。他说:1934年以后,他在山东大学教书,抗战爆发了,有些学生留在山东打游击,有作为的人都去参加抗战工作,“只有我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人,才躲在大后方!”语气很严肃,并带有内疚。我听着,心里感到十分惭愧。两人沉默了很久,说不出话来。以后我了解到,王先生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和1926年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他都经历过。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同浙大物理系实验室管理员任仲英先生在杭州沿街挨门挨户地向人募捐废铜烂铁,以支援抗日战争。当时,他自己还把家里的金银首饰全部捐献出来。为了使学生能为抗战效劳,他先后四次开设“军用物理课”。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人生观开始急剧的变化。在遵义一年半,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部用来读马列着作和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有一次偶尔与王先生说起自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些看法,想不到他大声地对我说:“在这方面你可以做我的导师了,导师本来就可以对换来做。”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实在使我吃惊。
王先生这种极端谦虚的态度,不仅表现在他的专业以外的领域,就是在物理科学问题上,他也一贯如此。到遵义后,他教我们电磁学。一开始他对我们说,为了使自己对整个物理学有一个全面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他除了经常教近世物理课以外,还要把物理系每一门课都至少教一遍。听他的课,是一种精神享受。他讲课爱用启迪、讨论的方式,常要我们提问题,有时上课就成了对话。当我们提出的问题需要花点时间加以考虑后才能回答,或者发现他在黑板上的演算有错时,他总是要说一声:“Pardon me!”他没有一点教授架子,同学生的关系完全像知心朋友。
我入学时,物理系一年级同学共二十一个人。到二年级,只剩下五个人,绝大部分转到工学院去了,然因为工学院毕业后出路有保障,而物理系只能过和尚庙里的清淡生活。我为那些同学未能分享追求科学的乐趣而惋惜。那时蒋介石用“国家至上,军事第一”的口号来压制民主进步力量。为了抵制这种压力,也为了表达我们学习物理科学的自豪感,我在遵义老城北门外洗马滩对岸山坡小龙山(现在是红军烈士墓墓道的右侧)的物理实验室(原是一个小破庙)的门口,用粉笔写上一副对联:“科学至上,物理第一。”王先生第一个发现,当即表示赞赏。这副对联也就因此保留了下来。
在浙大物理系,束星北先生的课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他早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专读物理,研究相对论。我们二年级时,他教我们理论力学,开头一个月,专门讲牛顿运动三定律,把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阐述得如此透彻,如此生动,使我十分神往。这也使我醒悟到,在此以前,自己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理论?什么叫原理?三年级时,他教我们热力学,同样用一个月时间讲“熵”概念和启发。但有些观点我不同意,如说电子似乎有“自由意志”,我就同他争论。他并不生气,而是耐心地同我理辩。有时整整一堂课就这样争论过去。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实在幼稚可笑,但教授同学生之间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这种平等的争论,是永远值得思念的。
1941年暑假,浙大物理学院搬到遵义东面七十五公里的小县城湄潭。这是抗战五年内的第六次迁移。物理系安顿在西门外湄江对岸的破庙双修寺里,并在寺内造了一座两层小楼,条件比宜山、遵义时有点改善了。
王先生离开遵义到湄潭前,在他多年求索的原子核衰变问题上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这就是他1941年10月13日寄到美国《物理学评论》发表的信件《关于中微子探测的建议》。当时他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学过核物理(这是他开的四年级近世物理课的主要内容)。这件事,物理系教师当中很少有人知道。同他经常讨论问题的束先生在这以前回江苏奔父丧,直至次年5月才回校。我是1942年4月才听王先生自己说起的。那时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过了将近一半,要准备做毕业论文了,王先生指定给我的论文题目是《β衰变和中微子存在问题》。他说,这是理论上和实验上都一直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他自己已探索了多年,最近想出一个验证中微子存在的简单方法,这就是观测Be7原子核俘获K电子时的反冲动量。但由于战时物质条件困难,国内根本无法实现,只好先送国外发表,让别人去做。他希望我同他长期合作,从事这项研究,并说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可能得诺贝尔奖。如果在1939年或更早的年代,我一定会欣然听从王先生的安排。可是,经过两年多的对中国现实、国家命运,以及哲学理论和人生观问题的探索和思考,我深切体会到,在中国,不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根本谈不上发展科学。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的严重白色恐怖,激起了我强烈的革命义愤,于是一心想找党的组织,以便更有力地开展革命斗争。因此,我不得不辜负王先生对我的厚望,草草地完成毕业论文,以期早日走出校门。
为了做论文,王先生指定我阅读有关β衰变的实验和理论的大量文献。
那时适逢“倒孔运动”爆发后的恐怖窒息时期,我课余的主要精力用于秘密的革命运动,但是β衰变的文献还是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两个月后,我就自己查阅过的将近七十篇文献在物理讨论课上做了综述性报告,并写了一个论文提纲。这时毕业考试已全部完毕,而正式论文还没有下笔。我急于要投身广阔的现实世界,于是只能花一个月时间匆匆地写出前面一半,原来准备着重探讨的关于中微子存在问题的各种实验分析就未能进行。论文交给王先生时,我就向他告别,并于第二天离开湄潭。这篇论文远没有达到王先生所要求于我的,我很内疚;想不到王先生浏览后却给予好评,并鼓励了我一番。
我们同班毕业的共四人,其中三人(梅镇安、陈昆维和我)是宜山入学的;另一位胡济民,原高我们一个年级,因眼疾去上海治病,到四年级才回浙大。
梅镇安化学课成绩很好,四年级时王先生建议她将来研究生物物理学,说这是一门大有前途的新学科。毕业后不久,她就去考清华大学生物研究所,以后又去美国进修生物物理,是我国从物理学转到生物学领域的第一人。毕业前,王先生还是再三找我谈话,要我留下来。为了说服我,他说我做学问有三个特点:诚实、理解力强、有创造能力。因此,研究物理是很有前途的。我当时体会到,这三点实际上就是王先生自己治学的特点,他用来称赞我,表明他对我是何等信任,对此,我十分感动。可是,在当时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下,为了保密,我不能向王先生直率地讲明自己的去向,只是抽象地说:我要走向社会,学习“做一个人”(可是在1939年刚入学时,我的志愿是做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内心上,要离开王先生这样一位我所景仰的老师,要离开浙大这样一个有民主、科学传统的学府和并肩战斗过的同学,实在是有点留恋不舍的。
临别前三天,胡济民突然找我,说他也不想留校,要同我一起走。原来他以为我要去延安或抗日根据地,而他有个妹妹已在新四军。我告诉他,去延安的路不通,在大后方可做的工作不少,我自己的去向尚未确定,希望他还是留校当助教,继续研究物理。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了,我调离浙大。由于工作性质的变化和忙碌,同王先生就很少接触了。1950年他调到中国科学院,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2年我也调到科学院。到北京后,知道王先生已去朝鲜前线探测美军投掷物的放射性。这是一项要冒生命危险的军事任务,王先生毅然接受了,我做学生的也感到自豪。
1954年苏联第一个原子能电站建成,在当时“一边倒”和“向苏联学习”的政治口号下,我这个虔诚的共产党员立即为《科学通报》写了一篇社论,并请王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现在看来,这两篇文章虽然对战后冷战年代的国际形势和对苏联社会的实质的看法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对王先生同我的导师关系来说,很值得纪念。那时王先生向我表示:他一心想做研究工作,不愿意担任领导职务,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常务副所长,费了不少精力,很觉苦闷。有些尊崇儒家传统的人,本着“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一心想当官,当了官就以为高人一等,学术研究也就此终了。因此人们论断:在中国,“官职是学者的坟墓”,这个论断对王先生完全不适用,因为他根本不想当官,更不以官为荣。他永远保持着淳朴、正直的学者本色。
1956年王先生去苏联杜布纳参加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工作以后,我同他中断了联系达十七年。这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风暴,使我在几天内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被列为“极右”,结果不得不回乡当农民,靠劳动工分来养活自己和母亲。1960年在报上看到王先生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消息,我这个当农民的学生也很为他高兴。
几年后,连续传来我国成功地爆炸原子弹和氢弹的喜讯,我估计王先生一定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设想,如果我一直跟着王先生研究物理,大概也会从事这方面工作;如今却竟成了“阶级敌人”和“专政对象”,自己实在无法理解。但我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抉择,因为我是把自己的心和整个生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至少王先生是会理解我的。事实确是如此。
1973年11月我终于又在北京同王先生见了面。那时他还是那样热情,对我这个“摘帽右派”的农民,不但毫无歧视,反而以“同志”相称。当我告诉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强占并要公开盗印我们的译稿时,他勃然大怒,说:“上海就是霸!”仅凭这句话,在当时就可定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我在北京时,商务印书馆发给我每月五十元生活费,但“批林批孔”运动中商务换了领导班子,他们赶我回农村,欺骗我说会继续给我寄生活费。我一回故乡,他们就停发生活费。王先生获悉后,即给我写信,说以后我的生活费由他包下来,并要我安心完成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王先生身处极机密的国防科研领导岗位,前几年又挨过批斗和凌辱,现在竟要包下一个在农村“改造”的“阶级敌人”的生活费,这要担当何等的风险!他从四川用“天京”的名字按月寄给我三十元,一连寄了将近半年。1975年5月商务印书馆恢复了我的生活费,他还要寄;直到知道了我的生活费确实已有着落,他才放心。
“四人帮”覆灭后,我们准备写文章对“文革”时期的批判“相对论”和爱因斯坦运动进行反批判,他于1977年3月19日从四川给我信中说:“对所谓相对论批判和爱因斯坦批判的反批判,我很赞成,希望你们写得好些,要有力量,对一些反科学的混蛋,给以致命的打击。”以后周培源先生告诉我:1969年10月中国科学院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命委员会召集当时在京的知名科学家开座谈会,专门批判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王先生就抵制出席,在当时是极少有人敢于这样做的。
1978年他回京任二机部副部长,我也结束了二十年的农民生活回科学院工作。这样,见面机会比以前多了,每年春节或元旦我总要约一些老同学去看望他。1979年我们几个同学发起请几百个40年代同学联名写信给浙江省委和浙大,建议隆重纪念费巩烈士。那年10月在浙大开了纪念会,王先生也从京赶来参加,并在大会上讲了话。1981年冬,浙大准备为八十五周年校庆开展大规模庆祝活动,我把这一信息告诉王先生,希望他也参加。想不到他断然拒绝,说:“同乡、同学关系,校友会,校庆这类活动,都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毛主席反对过,我也反对。”我说:“别的学校可能有这个问题,浙大情况就不同了。浙江本是文物之邦,南宋以来八百年浙江人才之众在全国名列前茅,但三十多年来,由于受‘左’毒的摧残,如今,浙江在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都已大大落后了,我们应该利用浙大校庆来活跃浙江的学术空气。”他同意我的看法,说:“好!那我一定去!”可惜1982年4月校庆来临时,二机部(核工业部)领导班子新老交替,他无法分身,于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希望在校师生“继承浙大传统,发扬‘求是’精神”;希望学生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当年爱国运动时期所体现的激情,学习费巩先生那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热爱祖国、为中华民族的强大而献身的精神。
1985年1月,我有幸有五天时间同王先生一起参加讨论科技体制改革决定草案的座谈会,并同在一个小组。在会上,我提出:不可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科学通过技术固然可转化为生产力,但科学不仅是生产力;不可把商品概念套用在科学知识上,不可急功近利,看不见发展基础科学的重要性。王先生进一步强调:科委应向有关领导人讲清楚这个问题,否则就是失职。以后我患眼疾,他来看我,谈到基础研究经费被削减,严重影响工作的开展,他曾为此四处奔走,而未见效,因而感到忧心忡忡。他一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急国家、人民之所急。1986年1月在党中央领导人会见核科学家时,他就坦率陈言,申述基础研究不可忽视。1986年3月,他又会同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等三位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提出跟踪高技术发展的迫切性,王先生长期来把我当作同志和知心朋友,因此,我们之间从来不存在什么“代沟”。受了这种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的熏陶,我也努力使自己同青年学生之间的关系做到:既是师生,也是同学,更是同志。王先生这一品格,在当前的伟大变革时期显得格外可贵。他所以能够永远同时代同步前进,是因为他始终奋战在科学前沿,始终关心祖国和人类的命运,始终以青年人为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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