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钱琢如先生的数学史课与诗词

张素诚
1936年,钱先生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开课,讲中国数学史,选修的约二十人,我是其中一个。讲到宋元两代中国数学很发达,自明以后五百年才黯然失色的原因时,记得钱先生是这样说的:科举制度唐代就有,但是到明朝以后才考八股文章,才定下三年一考,而且全国考,各省考,各府考,规模甚大,把全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吸引到科举中去,消磨精力,为害之深,十分显着。
科学的发展是集体事业,经历史的积累才有今日之科学,积累又分继承与创新两部分,科举制度诱导极大部分知识分子走入歧途,不去学习科学。积之既久,能继承科学知识的人减少了,能创新的人也减少了,科学事业也不过就自然消沉了。
清代经康乾之治,人口达四亿,科学上的创作应该超过前期,但是明清两代不仅数学落后,别的学科也落后了,不受科举的影响,能在科学上有重要成就的,在明代,除有李时珍以三十年的努力,着《本草纲目》外,尚有徐霞客,自三十岁以后游名山大川,作《徐霞客游记》,在清代就没有这样的人了。
中国文学自汉赋以后,有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五百年,就文学而言,也不能与前朝媲美。如果有之,则小说数卷,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虽然皆传世名作,但作家数量少,文坛相对冷落。蒲留仙原为贡生,弃举授徒,说狐道鬼,以雪其愤。《儒林外史》以生花妙笔暴露科举的阴暗面,而曹雪芹借贾宝玉、林黛玉之口贬低科举,又以附和科举的薛宝钗为婚姻的胜利者。历来相对先进的思想与旧意识相抗衡,总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尽管科学的弊端尽为人所洞悉,但是废科举一直到帝国主义入侵,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怨沸腾之后才能实现。以浙江大学为例,原为求是书院,成立于1897年,创办之初,校长称总办,为福建侯官人林启,因奏请罢建颐和园,被贬到浙江任衢州知府,后迁杭州。感于国事日非,他决心创办学校,就以没收报国寺一案所得财产,办求是书院,不称学堂而称书院,亦有苦心。
重视真理,才去追求真理,这是艰难困苦的劳动,所以每个学科中,发现新规律的,受同行尊重。但是这个人不发现,另一个人也会发现,离开历史的积累,任何人都不可能创造现代科学中的新知识,所以不争名、不谋私利,成为求真理者的一种习惯。
研究五百年来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可以从经济入手,也可以从政治的、文化的,甚至地理的、国防的,或者偶然的现象入手,不同的人会提出不同的论证。只要充分论证,然后集中,取其精华,就能得出比较接近实际的结果。
钱先生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尊重真理,为后人楷模,梅荣照先生《怀念钱宝琮先生》(见《钱宝琮诗词》附录),唐如川先生《缅怀钱宝琮先生》(见金祖孟着《中国古宇庙论》一书代序,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言之甚详,不必续貂。
1939年7月,浙大数学系欢送毕业生,钱先生赋诗,并亲笔书写分送方淑姝、周茂清、楼仁泰和我四人,这是我第一次读钱先生的诗。倏忽五十三年,今春钱先生三女钱熙学长来北京,带来《钱宝琮诗词》一卷,要细读,需要一段时间,于是先读了五首。
第一首是《小鸟》,这是诗人的自述。钱先生自比小鸟,很谦虚,不羡黄鹄,柔中有刚,立志坚定,绝不趋炎附势,令人起敬。
第二首是《湄潭女生梁仙翠言“校中膳食艰难,啖白饭有味”感赋》。这首是1945年写的,浙大西迁,许多学生家在沦陷区,没有接济,只靠国家发的有限的“贷金”吃饭。由于物价上涨,菜蔬太贵,只能吃白饭了。但是当时浙大教学、科研抓得很紧,师生奋发图强,弦歌不辍。物理系女生梁仙翠不但努力学习,还说白饭味甜,钱先生赞赏梁仙翠有志气,有毅力,特为写了这篇“感赋”。梁仙翠受钱先生鼓励,至今说起钱先生,还饱含感激之情。
第三首《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炜女与洪君子波在重庆订婚,长歌志喜》。子波和我是六十多年前相识的老朋友,他一生从事水电建设事业及能源经济教育;钱炜长期从事中学教育,乐为四化育英才。他们原为浙大校友,20世纪40年代初期同在重庆附近的北碚工作。他们都胸怀开阔,淡泊自持,一心为公。当他们订婚的喜讯传来时,钱先生非常高兴,立即写下这首诗。70年代中期,子波为了让儿子回城工作,提前办了退休。当工作需要的时候,他又挑起了带研究生的担子,培养了不少人才。浙大九十五周年校庆期间,有十多位已成为教授、专家的学生特地回校拜望了他们敬爱的老师,感谢栽培,他感到无限的欣慰。由于退休早工资低,子波夫妇的物质生活较清苦,但他们继承了钱先生安贫乐道的精神,快乐面向生活。七十岁后,共同学习书画,怡然自得,精神生活丰富,因而是幸福的。
第四首是《煨红薯》,这首是1941年写的。抗战之后,教授的工资打六折,物价上涨,生活艰难。既要搞好生活,又必须改进教学。在《煨红薯》第二章开始处说:教学讳言新义,讲坛敷说陈编,任尔金针度与,总如投石深渊。
在教与学的目的、方法、态度和内容各个方面,先进和落后的差异经常存在,往往改进不易。虽然耐心绎理,也会遭到歪曲。钱先生不能经常纠缠在这种是非之中,也有松弛一下的必要。他在诗里接下去说:何不回家吃煨薯,温醇细腻味香甜。下教室,莫留连,老母倚闾候望,呼儿自取炉沿。
当时太师母还健在,母子深情跃然纸上。
1938年秋天,在广西宜山,太师母六九高龄,还为我重翻丝绵袍,受此照顾,我至今不忘。
《煨红薯》的最后一章,更深入地描写钱先生自己的家庭。那时点菜油灯盏,晚上一家人围灯读书,夜深天寒腹饥,正是吃煨红薯的时候。诗中说:阿三晚温唐史,阿四知慕宋贤,五儿勤习象数,温淳细腻味香甜。
书桌上,油灯边,分食每人半个,夜凉肚暖安眠。
当时教授也只能吃点红薯而已。如果不吃,就夜凉,肚饥,睡不着了。可即使有的吃,人多也只能分到半个,但这还不是最困难的一年。
我读的第五首是《秋日杂咏》,记载钱熙学长初次领到七十元工资的情景。
十金奉阿母,难尽寸草心。致贻及诸妹,一脔表微忱。出门买衣履,价贵儿自任。涸辙今许润,斗水非蹄涔。
这是1948年的秋天,几乎不能维持生活了,多一个人领到工资,才可以勉强应付。在这种情况下,姐妹之间的深情和女儿对慈母的孝心都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字里行间,还隐藏着女儿能自己买件新衣的时候,作为父亲的喜悦。
钱先生的诗是记事的,人品、学识、文采和音韵交织在一起,读起来觉得温淳细腻,其味香甜,只是我读懂得太少了。
我在浙大没有向钱先生好好学习,现在想多学一点,但钱先生作古已一十八年,不可能再亲聆钱先生的教诲,后悔也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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