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并肩作战打游击的九位同学

刘奎斗

前言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开始,学校正放暑假,我因东北家乡沦陷,每个暑假都留在校中。抗战不久,留校同学即成立抗战后援会,我被推为负责人。秋季开始,当时学校的不成之法,学生自治会主即多由三年级同学担任,因此我这个平时不大讲话的“大三”人,便被推出来当主席。每天除了上课外,全部时间都忙着抗敌活动。学校迁建德之后,上海保卫战已近尾声。当时盛传“游击克敌”之说,恰好军事委员会属下的诸嵊新宁游击总队派人来校,请自治会代为物色十位同学参加他们的游击行列,我首先热烈响应参加。当我发出尚需九位同学的消息后,马上便有九位踊跃参加,他们是二十八级电机系的洪鲲、汤兰九、程羽翔,化工系的黄宗麟,土木系的丁而昌、吉上宾,化学系的李建奎,数学系的程民德,二十九级电机系的虞承藻。丁而昌、黄宗麟分别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作古,除了我在台湾外,共余七人均在大陆。年纪愈大,愈是怀念年轻时代的往事,对过去在大陆共患难、出生入死的老同学和战友想念至深。四十多年, 音讯杳然,无论存殁,他们的壮志与言行在我脑子里留下永久的追忆。

一、洪鲲

他由浙大高工考入浙大,是一位埋头读书、不苟言笑的人,自律极严,有书呆子之称。读书拚命,运动也拚命。他是篮球队、班代表,打后卫,比赛起来,拚劲十足。一年级军训,他被选为班长之一,喊起口令时,挺胸吸腹,双目圆睁,敦官也不禁为之莞尔。

一九三六年,在杭州南星桥各大专学生暑期集中军训时,他被选为小队长〈相当于班长〉。当小队长都要有身先士卒的精神,他的身体并不强壮,但在跑步运动和打野外演习时,总跑在前面,累得面红耳赤,直喘粗气,我常为他着急。

“七七”抗战开始,他暑假提前返校,并马上参加暑期抗战后援会,协助训练学校工友,在空袭时如何戒备,如何防止日谍或汉奸侵入校园。开学后,除了上课,他把全部时间投入了抗敌工作。

学校迁建德之后,他更是积极参加抗敌活动,知道游击队要人,马上向我报名参加。我很担心他的身体,他说毫无问题。当然我是非常愿意有他这样的战友。我们先到杭州总队部报到,一律被任为上尉政训员。每天除自我训练外,并接受工兵的爆破训练。在国军自杭州撤退之日,我和一位中尉工兵军官担任钱塘江东岸义渡码头的爆破工作,洪鲲和另八位同学则随同工兵教官在钱塘江大桥上布置炸药,并负责在深夜乘快艇到义渡码头附近接应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在炸毁钱塘江大桥之前完成任务时,则乘快艇渡江。我们在深夜一时许开始放置炸药,三时许我点燃了火线,几声巨响, 完成了义渡码头的爆破,于是乘着三轮机车冲过了钱塘江大桥。四时许,一阵阵如雷响声,钱塘江大桥大半炸毁了,阻止了敌人机械化部队快速的行动。

游击总队有三个大队、一个政治中队,每大队有三个中队。除了丁而昌一人留在总队部外,其余的人都分发到各大队的中队,地位和中队长平行。中队长负责军事训练,政训员负责政治训练。洪鲲派在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我派在第三中队。队员都是浙江诸、嵊、新、宁四县募集而来的,识字的不多。洪鲲能讲地方方言,上课时讲得有条有理,得到队员们的信服。一九三八年四月间,我负责集训队。集训队在不作战时担任训练壮丁工作,最多时训练近千名壮丁,特请他来演讲。在演讲时,他要求极严,听讲的不准有半点移动,充分表现他严谨的生活教育。

经过连续数次战役之后,部队退到后方整训,大家聚在一起检讨得失,一致认为游击队只能打游击而不能攻城陷阵,同时各部队长也不象开始时的爱国热忱,并渐趋腐化,再干下去对抗战将无任何贡献,因此我们九个人(丁而昌己殁)向总队长辞职。总队长叹息地说: “你们的离去,总队从此失去了精神支柱。”

一九三八年七月下旬,我们离开游击队,由浙江而江西,最后到了长沙。当时陆军机械化学校技术学员队招考第三期学员,浙大已有二十八级同学余伯祺、张宝书、史汝楫、朱沅浦、俞懋旦、龙家浩和孙聘三等毕业于第二期,并分别派到各机械化部队工作。洪鲲当时也想投考机校,继续从军报国,惜以身体不及格,只得返校复学。

一九三九年秋,我在机械化学校毕业,分发到当时的机械化部队陆军第五军。是年冬参加湖北第一次会战时,曾接到洪鲲打气的信,同时也知道返校同学在家乡沦陷、经济无继之下,生活都很困苦,于是我将在校时的呢制服寄去给他们御寒,并将每月薪金除留生活费用外,全部寄给洪鲲,由他分配给各位需要的同学。

一九四〇年秋,我到遵义复学时,他已毕业,并到四川工作。听说他的肺部不大好,常需调养,这都是打游击时过度劳累所种下的病根,一别四十四年,我非常挂念他的健康情况。他的爱国、苦干精神和严谨的生活,使我在怀念之余,倍加钦佩。岁月不居,光阴无情,唯有心香一瓣,祝他老当益壮。

二、汤兰九

记得在一年圾,电机系高班学长举行迎新会,要我们新生发表意见时,汤兰九马上站起来讲话。当时我只听懂他的一句开场白: “阿拉是宁波人,所以讲宁波话。”他讲得很快,其余的话有如鸭子听雷, 一点也不懂,有时同学们听得拍手大笑,我也只是随着拍子。第一个印象,他大概是一位口才出众的演说家吧。

后来相处久了,我发现他并不是一位喜欢讲话的人。他十分聪明,不死啃书本,但功课很棒。他个性爽直,富爱国心,听说游击队要人,抢着报名参加。在游击队时,表现非常出色,除了讲课,与士兵共甘苦,并常由家中寄钱补助贫病队员,队员们对他特别好,连中队长也有些嫉妒。

离开游击队后,他即返校复学,一九四〇年电机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我于同年秋季返遵义复学时,又能相聚。但我已转习机械。他当助教,常代教授讲课,而我则忙着读书并教书,兼任军官外语班三位学员的家庭教师,相聚时间不多。

一九四一年夏,他转赴昆明电厂工作。一九四三年春,我第二次从军,赴印度,路经昆明,再度与他聚会。他特地请我吃简单西餐,畅叙离衷。他对我再度从军,远征印度,甚表钦佩。看到餐馆中有些衣着华丽的人大吃大喝,趾高气扬,一副暴发户的样子,他不禁感叹地说: “我们规规矩矩做事,虽薪水微薄,但吃起来是心安理得的。” 原因是中缅路开放时,很多司机带货到昆明、重庆出售,大发国难财。当时有一句俗话:“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女大学生有嫁给司机者。记得我在遵义复学时,除教本班汽车学、汽车驾驶和修理外,并兼管校车(名义是兼助教,只有薪金而无主副食),在“马达一响,黄金万两”的潮流下,很多人认为我既会修车又会开车,将来一定会发财。可惜我只因多读了几本书,脑子里只想到打倒日本,打回老家,从未想到发财。毕业离校后,走的仍是待遇微薄和敌人拚命的一条路。和兰九谈到此情,彼比不免唏嘘。最后他说: “幸亏国家还是由大多数象我们这样的傻子组成,否则不早就完了吗!”昆明短暂的相聚后,四十年来,未有音讯。兰九你在何处?滇池边的金马碧鸡,随着日月渐增,越来越清晰。不知我们何时能“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呢?

三、程羽翔

他是广东人,个性倔强爽直,不啃书本,但功课很好。足球是校队,篮球是班代表,打后卫,比赛时有拚命三郎之称。个儿虽不高〈与我同高〉,而身体极壮。对方的前锋,常怕他一头撞上。一年级的军训、暑期集中军训和二十九级的军事训练,他都被选为班长和小队长。他非常爱国,热情如火。

在学校时,他对男女同学集中一室吸烟、喝酒极端的鄙视,对共产党更无好感。抗战军兴,他说只要对抗战有利,他什么都干。存人跟他开玩笑说:“如果共产党要你一起打日本人,你也干吗?”他肯定地回答, “干!”由此而见他的倔强个性和爱国热忱。他知道游击队要人,马上报名参加。

羽翔和我一样不会江浙地方方言,对不懂国语的队员讲课,其艰苦可知。他除了二十元薪水外, 常要家里寄钱,以帮助贫病队员,与队员共甘苦,待队员有如自己弟兄。因此语言上虽不能完全讲通,仍是极得队员们的爱戴和敬佩。但是对中队长的生活言行,他是不大看得惯的,加上他不会敷衍的个性,因而相处不善。记得我们向总队长辞职而受到婉留时,他直接了当地说:“你能将那些腐化的中队长革职吗?”

我们离开游击队到长沙,后同考入机械化学校技术学员队第三期。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在国共合作抗战口号下,《新华日报》在全国公开发行,队中就订了一份,他和队上一位武汉大学的同学对《新华日报》颇有兴趣,每天详细阅读。我连看一个星期就不看了,他劝我多看看,我说: “新华报,天天讲俄国如何如何的好,千篇一律,很少讲自己国家大事,老替外国宣传,我如何会有兴趣?”他认为我有偏见,应当改变从前在学校时的看法和想法,从此我俩的思想便有些分道扬镳。

在机械化学校毕业后,他被分发到红十字会,管理汽车运输和修理工作。当时红十字会主要任务是运送伤病官兵到后方疗养,可说是抗战中的后勤工作。我在一九四〇年复学时,曾劝他也返校完成学业,他总以抗战尚未胜利,还要干下去。一九四二年,我毕业离校后,他于是年秋季返校复学,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华业。我在浙大前后七年,已经很长了,而他比我更长两年,这都是拜抗战之赐。

一九四四年三月初,我参加驻印远征军装甲部队,在缅北打了一个极漂亮的胜仗,把日本十八师团的大印掳获, 我盖了一个印模寄给竺校长,并报告这次战役中装甲兵与日敌硬拚和杀身成仁的情况。羽翔在布告栏中看到印模和我的信,他特别写一信来对我太大赞扬一番,我想当时我俩的思想应当一致了吧。

他毕业之后,听说在广东工作。一九四四年冬,广州沦陷。我由壁山到重庆,在同学处听说他到了重庆,并要到陕北去。我到处想找他谈谈,遗憾的他已经离开了,从此杳无音讯。他是一位实干苦干的人, 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胡闹,他一定看不惯,很可能被整得头破血流。但愿老友能保住性命,慢慢走上你理想的道路。

四、黄宗麟

宗麟是在二年级时转到浙大化工系。班级开会时,他常发表精彩的爱国言论而被选为级代表,进而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我和他在二年级时都是级代表,三年级时都是学生自治会代表。尤其在抗战开始之后,我们时常聚会讨论支援抗敌事宜。他虽然学化工,但对政治颇有见地。他极端反对共产主义,并极看不起校中的左倾同学,认为他们的言论常常削弱抗战力量,因此在学生自治会代表会中,凡是左倾同学提出的意见,他似乎一律-反对。他说:“为了国家,为了抗战胜利,我不怕得罪任何人。”真是一位敢作敢为的人。当他要参加游击队时,我当然举双手欢迎。

他在游击队表现得非常出色,深得队员们的拥戴。中队长也因他的爱国热忱而深深感动,多顺从他的意见。他的身体并不强健,甚至有点单薄,但在部队长途行军和爬山越岭袭击敌人时,他一直走在前面,完全是英雄本色。离开游击队时,我发现他比从前消瘦很多,很为他担忧,但他的精神和斗志似乎仍很旺盛。他本想投考机械化学校,继续和日敌拚斗,我看他体力已经透支,不能再劳累下去,乃劝他返校复学,将来以智克敌。经一再劝说,终于放弃投考机校。

一九四〇年秋,我返校复学,我们又相处一年〈他曾休学一年〉,于一九四二年毕业。我看到他的气色不好,并常有咳嗽,要他特别保重身体,不要太劳累。他到重庆工作后,不久便传来噩耗,因肺病去世,又是一位到前方杀敌的牺牲者。

我们参加游击队的人,体力时常透支,加以与士兵共甘苦,营养不良,身体稍差者,极易累成肺病。而我们与敌拚斗,从未想到过劳致疾和注重身体。宗麟便在游击队种下病根而不自知,返校后,努力读书,加上艰苦的生活,加深了病况,再经过遵义到重庆旅途上的劳累,到达重庆便卧床不起。得知噩耗,自是万分悲痛,而又无能力前往重庆凭弔。一别四十多年,每当看到吴恪元学长的夫人(宗麟的胞妹)时,我就想到宗麟,更想到我们在学校和打游击时共同奋斗的往事。

老友,你是为抗战而英年早逝,诚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但盼有一天我能返回大陆,到你墓前献上一束鲜花,略慰多年的相思。

五、丁而昌

在杭州读书时,我和而昌同房间,他是浙大高工毕业考入浙大土木系。他小时在辽宁省营口居住多年,除了标准江浙话外,讲起国语来,东北口音比我还重些。因为语言上的沟通, 虽非同系,但一见投缘,有如兄弟。

开学一个多月后,有一天,三年级学长李永炤忽然驾临宿舍,特来邀我参加篮球校队(李学长当时是队长〉,我以功课忙不想参加,后经李学长坚邀,只好答应了。而昌为此大为惊奇,想不到我会打篮球,李队长还大驾相邀。的确,我对各种运动〈水运除外〉都有点天份,一学即会,但从未摆出运动员的模样,因此我们两人同房间月余,他一点不知道我会打篮球。我劝他不要成天关在房里啃书本,应当常到体育馆去活动活动,从此,我做了他的篮球教练,他也是我忠实的啦啦队员,每次篮球比赛,他必到场为我打气助威。

他的功课除英文、体育外,都在九十分以上,尤其是材料力学,每周小考、月考,加上期考,总平均九十八分以上。一般读高工的因忙于专门课程,常忽略英文。记得一年级头次月考,他对英文充分的准备了一下,考后认为很满意,不料卷子发下来仅有五十几分,他大为泄气,非常难过。我劝他说:“不要怕英文,只要下功夫,一定会学好。”于是我要他读英文小说,如《读者文摘》等,先写出内容,也就是练习英文作文。我改正他的文法和修辞,他拚命地读和写,我就不断地改,开始改的报多,后来渐渐少了。第二次月考及格了,期考近七十分,二年级进步到七十分以上,这便是他读书的精神。

而昌身体瘦小近视,有弱不禁风之感。体育课跑步运动时,他常跑在后面,体育主任舒鸿老师常拍他的屁股打气,他总是咬紧牙关跟上队伍,他的坚强个性和他的外形正好相反,而且爱国心特强,凡有爱国活动,他必紧追不舍,当听到游击队要人时,马上报名参加。我因他身体瘦弱,不准他参加,他大发脾气说:“只有你们身体好的人才可爱国,岂有此理!”在他一再坚持下,我只有同意了。在游击队行军肘,有时日行百余华里,他总是拚命跟上,从不落后。在分发工作时,我特别向总队长建议留他在总队部工作,希望他的体力不要过度透支。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忽传他掉下水塘而遭没顶,所有同学都赶到总队部,看到他的尸体无不悲痛万分。在追悼会上,我这一向不写文章的人,特别为他写了一篇祭文,并声泪俱下的诵读。当时,我真后悔为什么不坚持拒绝他参加游击队。在战地虽然不似古人的“马革裹尸”,但也是草草的埋葬在桐庐乡下。我发誓在打倒日本之后,再到他墓地凭弔,并在有生之年为他重建墓园。

一九四五年冬,我由重庆赴东北接受,途经上海,特地登报找而昌的家属,得遇他的哥哥和妹妹。他们已有预感而昌为国牺牲了,但不敢确定。老母思念幼子,眼睛都快失明了。我们决定不告诉她老人家,怕她经不起这个打击。因为是团体行动,无法到桐庐一行,以为将来总有机会达成愿望,不料一别四十多年,不但未能实行我的誓言,更不知有生之年能否返回大陆。如果能返回大陆,我一定要完成重建丽昌墓园的心愿。

六、吉上宾

他身强力壮,比较高大,是二十八级篮球队代表,也曾人选为校队,我们的友谊就建立在篮球场上。在杭州时,他并未表现出爱国的热情,但学校迁到建德之后,他的家乡苏北遭受日军蹂躏,他突然变了,得知游击队要人便决然参加。我当然欢迎同他这个身强力壮的人一起去打游击。

他的个性耿直,一点不敷衍。因此与生活不大正常的中队长无法长久相处。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他被调到集训队,担任停战时训练壮丁的工作。离开游击队到长沙后,他还要继续打仗,于是考取了机械化学校。在受训期中,他并不热心政治,《新华日报》看了两天, 就不屑一顾。机校毕业后,分发到红十字会担任运送伤病官兵工作,一九四〇年秋季,我们同时返校复学,仍读土木。一九四二年毕业后,他无兴趣做公务员而走入商途,对赚钱大有兴趣,不知是否因在游击队和复学期间生活太苦了。

一九四三年春,我赴印度途经贵阳时,因等候机械化学校队伍,曾在他租的房子住了几天。谈起生意,他似乎头头是道,但据我的观察,他似乎并未赚大钱。他对我再次从军,远征印度,要与日军在国外交手,既不称赞,也不反对。他认为人各有志,只要自己认为走的路对就好了。

一九四八年夏,我由东北沈阳到南京中央训练团接受两周的厂长训练时,他忽然采访,知道他已结婚,有位能干的太太,他尚无正式工作,我便聘请他做我主持的联勤第四汽车机件制造厂驻南京代表。一九四八年底,我重回装甲兵工作如在南京我们又晤面了。当时,他家乡已经变色,他把从家乡逃出来的外甥周寿珍交给我。当时周仅十六岁,初中毕业,我把他带到台湾,送入工厂当学兵,学习修理战车的技术。因他努力自修,而以同等学历考入专科,再以半工半读方式毕业于大学,多年前已经成家立业,对老同学算是有了交代。他把外甥交给我,而自己反下落不明,每当我想起他耿直的个性,不禁为他忧心忡忡,愿故人平安无恙。

七、李建全

在学校时,我们都称他李大哥,一者是个子高,二者是年纪大些,他也笑哈哈的欣然接受。他是江北人,有燕赵豪爽之气,运动场上是长跑健将。在二十八级军训班中,他被教官选为队长,喊起口令,中气十足,比教官声音还要响亮。一九三六年暑期集中军训时,我们同任小队长。二十九级一年级军事训练及管理时,我被教官选为队长,他为分队长。他开玩笑的说:“我这个做大哥的,做老弟的部下了。”他非常爱国,知道游击队要人时,立即报名参加。

在游击队工作时,他把队员当做自己弟兄,以老大哥的口吻给队员们讲课。因为讲话幽默,声音响亮,极得队中官兵的爱戴。对中队长的言行,也尽量配合。他说:“人不能十全十美,有不对的地方,睁一眼闭一眼,不要求全责备,应当慢慢劝他们改过。”他的修养确实高人一等。在打游击的同学中,他是极成功的一位。

在我训练壮丁最多的时候(千人以上〉,特地请他演讲,也就是“精神讲话”。当时没有扩音器,他宏亮的声音和深入浅出的讲解,人们都听得入神。演讲后,我特向他握手致谢,并说:“李大哥,你真行。”

在部队撤到后方整训时, 我们时常聚会,无所不谈。有一天,看他悒悒不乐,在追问之下,原来是在情杨上碰了钉子。李大哥也谈恋爱,很出乎我们意外。原来他对他的同班同学纪纫容一直爱慕不已。他在游击队给她几封信,反应都很冷淡,后来竟好久无回信,他害了单相思。大家劝他应以抗战为重,儿女私情应摆在后面,他也只有认了。一九三八年离开游击队回到长沙后,因他习化学,不能考机械化学校,就返校复学。一九四〇年毕业后即到重庆某兵工厂工作。纪纫容于一九三九年化学系毕业后即留校任助教。环顾我们这些学理工的,都没有做和尚,出色的太太也不在少呀。相信有才干的李大哥一定已找到了他理想的太太。老友,请接受我衷心的祝福。

八、程民德

民德是数学系高才生,平时沉默寡言,稳稳重重,凡事不言,言必由衷。虽然不同学院,因在暑期集中军训时,我曾任他的小队长,彼此常相接触,互有认识,在游击队要人时,意外的他立刻报告参加。

他在游击队工作时,吃苦耐劳,和队员打成一片,稳重和容忍更是他成功的要点。离开游击队后,他即返校复学。我于一九四〇年秋返遵义复学时,他已毕业,并因成绩优良而留校任助教。我们时常见面,畅谈游击队中共患难的往事,仿佛一场梦魇,总算捡了一条命回来。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转到重庆任职。三二级史地系女同学裘兰珍转学复旦大学,也要到重庆。因三二级土木系同学沈紫峰(当时是裘的男朋友,后来是夫君)托我转请民德以学长身份护送她到重庆。当时遵义到重庆很少客运汽车,大都是坐运货大卡车,人称之为“黄鱼车”,司机借此找旅客赚外快。老爷车爬山越岭,有时高坡爬不上,大家下来推,是为常事。当时有首打油诗,“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可见当时行路之难。三四天的路程,每天在何处打尖和过夜,都要听司机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照顾一位娇贵的小姐实非易事。他不但将兰珍平安地护送到重庆,并且一直护送到北碚的复旦大学。我想现在台湾的紫峰和兰珍夫妇一定会念念不忘这位学长的帮忙吧!

一九四二年秋,我曾到重庆沙坪坝拜访过他,也一起到复旦大学看望兰珍,从此一别四十多年。最近在北美校友通讯看到中共科学院委员中有程民德的名字,不知是否就是我打游击的伙伴。

听说在大陆“文革”期中,学问愈好,也愈被整得惨。民德是高级学者,不知是否能够幸免?老友,我在衷心的祝福你。

九、虞承藻

承藻在北方长大,重量级的体格,颇有我赵男儿的气慨。二十九级同学注册时,一律剃光头。篮球校队,他打后卫,跳得特高,他的大光头也就特别抢眼。我和他虽非同级,但因同系并同篮球队,常相接触,很快就成为好友了。

我有个感触,凡是接受过大学暑期集中军事训练的人,对抗日意志多更坚强。承藻在一九三七年受过暑期集中军训后,使他抗日的情绪更为高涨,得知游击队要人时,抢着报名,他也是唯一不是二十八级的同学。

在游击队时,他身强力壮,无论是行军和打仗,一直是身先士卒,极得全中队的官兵爱戴和敬仰。离开游击队后,即到遵义复学。

一九四〇年秋,我到遵义复学,不但重聚,并且做了他的队长(篮球校队〉。当时他打后卫,陶光业打中锋,二人跳得高,跑得快,加上姿势优美,成为遵义中学和师范女学生眼中的英雄。每逢比赛,都有不少小女生捧场。可惜他不止是方头方脑,而且是硬头硬脑,在学校虽然很出风头,但从无桃色新闻。一九四一半毕业即到重庆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在北平街上意外相遇,当时他在天津一位民十五级学长所主持的电信修造工厂任工务课长。是时平津形势紧张,我由沈阳刚到北平,待机南下,两人在这种情况下相逢.只略叙离情和时局。他面带倦容,当年打游击和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精神完全不见了,有如另一个人,真是环境折磨人。我问他有何打算,他说:“听天由命。”于是我俩匆匆的相逢,又匆匆的别离,一恍三十多年了。老友,何时能再相逢?何时再能看到你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我心里,他应是一棵常青树。

结尾

写完了九位打游击老同学的追念,回忆当年抱着“马革裹尸”的壮志,和艰苦卓绝、冒死犯难的实际行动,有如昨日。八年抗战中,我和日寇由国内打到国外,先打游击,而后机械化,很幸运仗着有一个强健身体,在多次九死一生和体力透支下,仅仅累出了轻微的肺病。在战后小心调养下,左肺上端留下一个有如大指甲大的钙疤和右肺部很多麻点。回首前尘,恍如隔世。劫后幸存的老友们,我们何时能够相聚一堂,象抗战前在校中的欢笑,享受那自由、民主和“安和乐利”的生活!

补记

我曾写了一篇怀念打游击同学一文,刊在第八〇期通讯,获得不少反应。当时脑中记得只有十人,后承虞承藻兄告知,共有十二人。后来也看到宋晞兄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影印到的李絜非先生编著的《浙江大学西迁记实》,文中并有十二人在杭州游击队时的合影。虽然非常模糊不清,但是每个人雄赳赳的样子,使我又回忆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杭州游击队自我训练和受爆破训练的往事,有如眼前。

遗漏的战友是二八级电机系的王家珍和二九级土木系的陈家振。在我的记忆里,家珍是矮矮胖胖的,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平时沉默寡言,从未喊过爱国杀敌口号,但在游击队的号召下,就毅然身体力行地参加第一线抗敌工作。他在一九三八年秋和洪鲲等人返校复学,当我于一九四〇年秋返校复学时,他已毕业离开遵义,因此在四十五年后写回忆时,便把他遗漏了,真是万分抱歉。至于陈家振,在我的印象中,他是短小精干,个性很强,据虞承藻说,他因与中队长不和而中途离队,返校复学。希望二老友都能原谅我的记忆太差,将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忘记了,同时知道他们都还健在,生活很好,感到无限欣慰。

最感悲痛的,是得知汤兰九于一九六六年去世,听说是被迫自杀。我曾担心过个性特强的程羽翔,想不到个性也相当强的兰九,不幸遭此悲惨命运。抗战中曾在前方杀敌的英雄,竟变成了被迫害的羔羊,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原盼有日“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而今无望了。但盼有生之年,能到他的墓前凭弔,略慰老友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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