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的“虫人”

浙大的“虫人”
汪仲毅

  做工的称做工人,务农的曰农人,捉虫的或研究虫学的人,自然也可简称作“虫人”。
  小弟于一九二七年进入浙大,第一学期就有虫学课程,启蒙的老师是赵才标先生,浙江武康县人,笔者曾受教半年。赵师毕
业于东南大学农科,初供职江苏昆虫局,担任防治蚊、蝇、蝗等工作,报告见江苏昆虫局之丛刊,后去美国入康乃尔大学攻虫学,现在台湾执教师大,曾编著生物学教科书多种,年龄恐己将近八十岁了。
  第二位虫学老师是王启虞先生,浙东人。他亦毕业于东大农科,曾替洋人采集金龟子上的寄生蜂。浙江昆虫局成立,入局任
技师,直到虫局受日军侵入全部被毁为止,王师始终与昆虫局共存亡。现在己听不到他的消息。
  王师的虫学著作甚多,都已列入拙编的《虫学索引》中,篇幅太多,无法介绍。其中由科学画报出版的《虫学通论》等,图文并茂,销行很广,其余是浙江害益虫的重要资料。一九二七年,王师在浙大提虫学通论,笔者受教半年,后来在浙江昆虫局先后同事数年。
  第三位恩师便是蔡邦华先生,江苏漂阳人,是浙大名教授之一。他和朱师凤美、汤师惠荪都是日本鹿儿岛的同学,后来蔡师
又留学德国。这三位教授常同事在一起,如浙大农院及中央农业实验所,到抗战才分手,蔡师仍回浙大,后任农学院院长,直到
胜利后仍如此。一九三四年,蔡师自德国研究害虫猖獗学回浙大,创制定温箱饲虫,笔者是他的助教。蔡师与笔者共同发表《虫类雌雄性比率》一文,刊见中华农学会报(一一八期,一九三五年)。
  当时的虫学、植病、农经三大课程,是最能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和叫座的,以致后来人才辈出,不是无因。我亦选定经济昆虫学这一门,作为我的专修之学,亦即受了蔡师的感召所致。蔡师好学深思,用功甚勤,这是最好的身教,传给了我们,又再传给了我们的弟子。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一股相传的力量,这一股气氛是永生不灭的。正如王希周老师所说的:“一个学人所能做的,他们都做了。化梦想为实现,把知识的火炬传给下一代,长久照耀人间。”
  抗战前一年,蔡师从南京来杭州任浙江昆虫局局长,我也再度回到浙江昆虫局,仍在推广部。蔡师命我编辑《虫情》旬刊。
抗战事起,上海沦陷后,杭州危急,昆虫局迁避建德,没有三天,上命解散,使人进退两难,亦不发一个遣散费。第二年我在
江西农学院任技士职,蔡师仍回到浙大,蔡师和我同住在泰和城外的一间楼屋上,约有半年之久,浙大西迁到湄潭,我们从此分
手,直到胜利回杭才见了最后的一面,到如今快三十年了。
  蔡师的著述很多,我都记入《虫学索引》中。蔡师是一位伟大的“虫人”,在他的桃李门墙下,当然还有许多的“小虫人”,单就在浙大的介绍如下:
  浙大虫学研究室助手封保鹿先生,海宁斜桥人。他创作虫类标本甚精美,一九二九年,在西湖博览会展出二百七十四种获得
好评。他的左手因猎枪走火,齐腕处折断,仅在右手,仍能制作精美的标本,残而不废,并通日文,擅医师。笔者承其指示,制作标本法。
  抗战前,浙大尚无病虫害学系,同学中从事虫学工作者,除笔者外,尚有十九级园艺之蒋乃斌兄,吴兴人,一度在浙虫局工
作,一九三三年发表《桑螟》。
  杨行良是十九级农艺系,宁波人,曾留母校协助蔡师研究稻螟七年,一九三七年春入浙虫局,仍继续稻螟工作。抗战起返乡,从此无声信。
  金孟肖,诸暨人,任浙江昆虫局技术员,有研究报告多篇,一九三七年转往广东农林局工作。金兄初毕业于浙大高农,与笔
者同校数年,善打篮球,在球场上常吃他的亏。
  翟光宇,与金孟肖同学,浙江人,抗战后在浙江从事害虫工作。
  陈效奎学长,杭州人,三十一级病虫害系。胜利后来台,在糖试所用BHC治蔗虫,论文刊见该所研究报告,一九七一年四月,笔者有《BHC 故事》,刊台糖通讯四十八卷十二期,述其事。陈兄今在马来西亚为外人防治蚊蝇。
  胡瑜学姐与赵婉苹学姐,都是二十三级蚕桑系,毕业论文胡为《蚕儿的解剖》,与钱鼎学长合作,赵为《桑螟》,两文很长,有精美插图多幅,都受蔡师的指导,论文刊见蚕桑季刊。
  梁鹗学长,镇江人,三十级病虫害系,来台时初执教鞭于永康农校,后出任《丰年》半月刊主编。该刊图文并茂,文字浅近。
梁为人和平,对人友善,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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