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浙大学生

抗日战争中的浙大学生
阚家蓂

千山万水到贵州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国立浙江大学念书。挺起浙大,似乎会使人联想起美丽的西子湖,那山清水秀、锦绣天堂的鱼米之乡。然而,浙大却是在艰苦抗战中,几经播迁,而至成熟。它不仅是全国几所有名的学府之一,而且声誉卓著,传诵遐迩,至今人们一提到它的名字,都还在低徊怀念。尤其是抗战那几年间,随着漫天的炮火烽烟,浙大在各方面都放出奇葩异彩。英国李约瑟访华时,看到当时浙大师生的苦干精神和研究实况,他曾说那是中国的剑桥。
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浙江高等学堂。求是书院成立于一八九七年,其后几经变迁,到了一九二七年即民国十六年方始改为国立浙江大学,设文理、工、农三院共十九个系。
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给浙大带来了很多的苦难,其中经过五度播迁、一次轰炸和一次大火,浙大在千灾百难中成长、茁壮和坚固起来,它象风雨中的一座灯塔,光芒照射到大海四周。
一九三七年冬天,杭州沦陷,浙大学生掀起一片抗战浪潮,很多人都从军去了。其后风声日紧,浙大奉命西迁,一年级新生到浙西天目山,其余迁到建德。几个月后,又从建德迁到江西吉安。谁知日军紧逼,又从吉安迁到泰和。在泰和安定了一个时期,不久又被迫再度西迁到广西宜山。在宜山,学校增添好些院系,扩大规模,同时在浙江龙泉设立分校,至此认为可以稍事喘息,谁知宜山是个地瘠民贫之区,同学大多营养不足,女同学更因缺乏碘质,有些人长了大脖子,吃了很多苦头,因而同学间流
传了一句“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谚。后来又不知怎的被日本人看中,对准浙大所在地的标营大肆轰炸,显然损失很大,但全校师生幸无伤亡,反而有一位神经受了剌激的同学,因为关在房里来逃警报,经过巨大的响声和震动之后,神志竞清醒了。大家都称这次大轰炸是一次“光荣的洗礼”。
在宜山一年多,又再度搬家。先是一年级设在贵州青岩,校本部和文、工、师范等学院迁遵义,农、理及附中在湄潭。一年之后,一年级又搬到湄部附近的永兴场,至此便没有再搬。从一九三七年起,至抗战结束后一年止,一共大搬家五、六次,直到一九四六年才陆续返回坑州,在抗战期间搬迁最多、遭殃最大的学校,恐怕要算浙江大学了。

衣食住行一无是处
抗战时期,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真是艰苦卓绝。时至今日,我常常想,当年我们没有饿死,没有冻死,没有病死,真是奇迹。
衣着方面,谈不上时髦和质料,只要能有件遮体之物,那就是万幸了。男同学平时穿衬衣单裤,冬天有一件老棉袍在身,已令人侧目。女同学以蓝布旗袍最为风行,长长的,宽宽的,象水桶一样地罩住三围。不过女同学能缝能补,所以“捉襟见肘”〈衣服破了一个大洞,肘部露出〉、“空前绝后”〈鞋袜前后都破〉的现象很少。但有些人一双袜子穿了,一补再补,补到无处可补的时候,干脆把袜底剪掉,挽双布底,这样又可混些时候。不太会拿针线的人,也有个办法,把破袜子向前一拉,再反好过来,这样就不会“前吃后空”了。但袜子会越穿越短,短到连小腿部遮不住的时候,那就丢掉。当时不但女同学会拿针线,有些男同学也会拿针线,这无啥稀奇。
吃的方面,遵义是女生自行开伙,湄潭、永兴两地男女同学合伙。饭是够吃的,只是菜少得可怜,不够分配,食量大点的同学,到最后只有吃白饭。女同学吃东西比较斯文,大家客客气气,彼此都心照不宣,实行“蜻蜓点水”和“逢六进一”制。所谓“蜻蜓点水”,就是夹菜时不能大块大块地米,要象蜻蜒点水那样看到即是。譬如吃豆腐乳,只能用筷子头粘一点点即可。所谓“逢六进一”,就是吃六口饭才进一口菜。六日饭分两次下咽, 一长五短之后,才能吃菜。如此,有时还可留下点残汤剩水,等这桌女同学走后,往往会被男同学抢光。至于男同学一桌八人,如何能分配那两盘小菜,真不可想象。有一次,一位男同学实在熬不住,早餐吃油炸黄豆豆时,竟然胆敢“逢一进一”起来,结果惹得同宋某君大怒,索性将一碟黄豆往他面前一放,两人为此大吵一架,儿乎动武。有位男同学曾经说过,他除了大荤死人不吃,小荤苍蝇不吃之外,其余什么都吃,看到菜市场里的猪肉,就想上去咬它一口,其情可悯。由此亦可见当时“民生”状况。
浙大在黔北三地,除了湄潭盖了一些新宿舍外,遵义、永兴校址大都借住文庙、祠堂和破落世家的房子,情况至为可笑。象有些教室的板壁后面是怒目圆睁的神像,有些教室内有两根柱子,宛似室内排球场。湄潭有两间教室临衔,隔街住些蓬户人家。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时,忽然对面街上两个妇女大吵大骂起来。当时天热,门窗大开,我们被吵得不能上课,于是正在教课的刘老师在室内吆喝着,叫她们不要吵。可是人家在气头上,正吵得起劲,谁管你上课不上课,置之不理。后来实在吵不过,刘老师将头伸到窗外,大声吆喝着说,:“咳!你们两个不许再吵,再吵我就叫宪兵来把你们抓起来,”此语一出,两人呆然不吵了。她们一致“枪口对外”,声势汹汹,指手划脚地对刘老师大骂起来,吓得刘老师连忙缩回头来,将窗子关住。这一下弄得我们忍俊不住,我立即写个纸条子,丢给我邻座的一位同学,上面写道: “王婆娘骂街闹学府,刘老师吆喝不值钱。”这两句话引得她手掩着嘴大笑不已。
为了节省空间,宿舍里都是上下铺,木板床,木板桌子,勉强可以应付。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晚上有“飞机”、“大炮”、“坦克”来打扰。“飞机”即蚊子,“大炮”是跳蚤、“坦克”是臭虫。蚊子较易对付,一顶蚊帐可免遭殃,最讨厌的是臭虫,无孔不入,除之不尽。杀臭虫的方法是将床板拿出去晒或是烧开水烫,这样可以安静好几天,但过不了一些时,将垫被一掀,床板上又有许多蠢蠢而动的臭家伙了。有一年,费巩先生接掌训导长,他有三大德政,其中之一就是烧开水烫臭虫,可见得臭虫虽小,为害却大,已经震撼学校当局。跳蚤也很讨厌,此君身手敏捷,不象臭虫傻瓜,很难捉到。当你睡到半夜感觉腿痒时,连忙坐起,已经什么都不见了。我有一个朋友是捉蚤能手,她可以左手拿油灯,右手打跳蚤,一巴掌打到床上,手掌向后一拖,拿起来之后,拇指与中指之间准有一个跳蚤。她一夜可捉十几只,也常常替我们捉,后来我们都叫她“蚤大娘”,她气得从此洗手不干了。
说到行的方面,女同学最遭殃。遵义有新城、老城之分,女生宿舍在老城,教室和图书馆在新城,实验室又有部分在城外,一天来回奔波,非有百米竞赛的本事是不能胜任的。最尴尬的是何家巷教室有一个时期没有女厕所,寒冬腊月,早上三碗稀饭下肚之后,在那儿连上三堂课的人,莫不狼狈不堪。
湄潭更是有行路难之感。饭厅设在男生宿舍旁边,从女生宿舍边去吃饭时,须翻个小山坡,走过羊肠小径,穿过男生宿舍旁边,才能到饭厅。这一带都是田野泥巴路,遇到阴雨连绵,路滑难行,一个不小心就会跌个两脚朝天或是双手支地,衣服弄得又湿又有泥,只得再回宿舍。有些缺德鬼的男同学,每到这神天气,就倚窗而立,凭栏远眺,偶尔有个女同学来个精采表演,跃到泥浆里时,他们就鼓掌欢呼,在房里起哄大叫,以资“报复”,这时真令你啼笑不得,恨不得去骂他们一顿。
总之,抗战时期浙大学生的衣食住行,真是一无是处,但大家都撑过去了。精神战胜物质,这大概是成功的因素吧!

“都是些土包子嘛”
有一次,我在朋友家的宴会上,碰见一位教会学校毕业的朋友说:“你们浙大学生呀,都是些土包子嘛!”我当时大笑起来,说:“一点也不错,你知道我曾是土包子队队长吗?”
说起浙大学生,真可以说是得“土气”之精英,大家都以此为荣。一个洋腔洋调的学生,在那种环撞里是难以立足的。记得有位同学名叫×约翰,是上海来的,我有两个同乡就是看不惯,专门拿他开玩笑,一见到他便说:
“嗨,约翰×,怎么你头发是黑的?”
“喂,约翰×,这里有瓶蓝墨水,拿去将眼睛染一下好不好?”
可怜约翰×,受尽欺侮。其实x 学长我很熟悉,他为人忠厚,为学笃实,只可惜错取了一个洋名字,受到别人讥讽。
也许是当时风气使然,尤其我们这一代的人,生于忧患,长于抗战,满脑子的国家主义、民族思想,在浙大形成一种风气,譬如有人有兴来一下洋腔,早晨见到你时,说声“Good morning” (早安),马上那人反会遭受白眼: “唉,吃中国饭,何必放洋屁!”就这样,凡是洋气的人,受尽打击。
但浙大不是义和团。浙大学生所不屑而为的是无端地崇洋媚外。相反地,浙大所吸收的新知识不亚于任何学校。我们很多教科书都用原文,我所读的课程当中有两样习题同试题全是英文。生物系有两位印度学生不谙中文,有时同学同他们讲英文,他们听不懂,又换一个人来讲。这时,谁敢骂他们放洋屁。浙大还有一位教德文的外籍女老师,当她拉着小狗在河边散步时,从来无人问她的黄头发和蓝眼睛,都同她笑脸相迎。
你说“土”,那恐怕只是相对的。抗战时期的国立学校恐怕大都如此,不过浙大自有它的一套。说浙大不注重英文倒未见得,但对土生土长的中文确是特别重视。史地系有一周干事,通知时专用四六骄文,颇受一些人欣赏。有位女同学同时收到两封宴请的帖子,一封是钢笔写的,说明日期、地点,另一封是端正的毛笔字,最后写着“恭候香车”。这位女同学把前者谢却了,理由是: “那么歪歪倒倒的字,想必人也是那样,谁高兴同他们在一起玩。”这固然是成见,但也“士”得可爱。
女同学们的“士”, 在浙大已相沿成习。不管她是谁家的千金小姐,不管她爸爸是什么要人, 一入浙大之门,蓝布旗袍一穿,就彻头彻尾地换了一个人。有几位女同学的箱子里都有漂亮衣服和高跟鞋,但她们平时绝对不常穿,等到晚间无事时,有人提议:“我们来打扮一下吧!”于是几个好朋友,喀嘻哈哈地擦口红、穿新衣,在房间里大过其瘾。
有一次,我们好些女同学在房里乱聊,讨论人生大事,其中一个问题是: “你喜欢跟哪一种人结婚?”在所有的同学当中,没有一个人说: “我要跟有钱或有地位的人结婿。”或是: “我要跟洋人结婚。”后来轮到我,我说:“我要跟一个象古代勇士那样会骑马射箭的人结婚。”这话把她们逗得狂笑不己,都说:“快去找个游牧民族吧!”天知道,我现在的丈夫连弓都不会
拉,看到蛇影子就要跑。
再说男同学,也都“土”得可爱。不说别的,问问他们当中当时有几人会跳舞?有几人会打领带?有几人肯歪头吹口哨?有几人能低头用刀叉?但他们都不在乎,反说这些都是小事。这批人说是“土包子”,谁曰不宜。

江边漫步楼下等人
浙大在黔北的三处校址,以湄潭的风景最为优美,那儿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尤其是近湄江桥的那一带,风光旖旎,真是黔北江南。校舍除教室借用旧屋外,宿舍、饭厅都是新盖的楼房,尤其是女生宿舍,傍山而筑, 一篱绕护,别有一番风致。
湄潭城很小,既非赶场中心,又非交通要道,平时异常安静。同学在此,一无去处,除读书外,唯一的消遣就是散步,每当晚饭后, 三五成群,另一堆,女一堆,漫步湄江河边,这真是大家碰面的大好时光。有些男同学平时不愿到女生宿舍篱笆外“站岗”的,不愿贸贸然去碰钉子的,都借这散步时间一睹芳容,经常在我们去散步时, 一到湄江桥边,就碰到某某同学,点头打个招呼,继续前进,结果走到江边转弯的地方,又碰到那位同学,于是再点头打个招呼,谁知绕个大圈子走回女生宿舍时,在街上又碰到那位同学,又三点头打个招呼。这样一晚三会面,会面一点头,这种会意而不言宣的友谊,真是韵味深长。浙大多数男女同学都具有此种情调。听说有些胆小害羞的男同学,就趁此机会大过其瘾,一晚上绕湄江漫步,流连忘返,可达七八趟之多,不知确否?
湄潭的风气还算开通,遵义就不同了。女生宿舍在杨柳街内,重门深院,不能直冲而入。男同学来访时,首先必须经过传达老赵,然后由老赵站后院大喊: “× × 小姐,有客。”
会客室的窗子,紧对宿舍后楼,这一下,来者是谁,很多人都知道了。只有硬着头皮等,等到了还好,有时只听得一声回答: “某某人不在。”倒霉!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走出来。
有个时期,训导处也似乎跟男同学为难,要采访的人象填联保单似的填上姓名,并说明访问何人,然后由老赵拿条子去找人。这样一来,无形中让训导处知道了,而且留个痕迹。于是,有许多男同学趁老赵走向后院找人时,伸手就把桌上那张存根撕掉,会客过后,走了,自以为无凭无据,未留任何痕迹。谁知老赵亦是精灵鬼,等人走后,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双双大名补上。后来听说老赵不胜其烦,这制度也无形中取消。
这些现象,实在是因为女同学人数太少之故,物以稀为贵,当然她们会神气起来的。
有些女同学也真缺德,收到男同学信时,一不高兴,就会原封退回,有些还公开示众,有些又加上朱批,真令人吃不消。一位自命有才华的男同学,善写情书,自以为外国东西读得多,要想大显身手,卖弄一番,满纸托尔斯泰、莫泊桑等等的话,可惜他看错了对象。这位女同学接信后,拿笔就批道:
“满纸莫泊桑,令人心伤!
四书五经未读遍,克鲁泡特‘经’充内行。
托尔斯泰原无碍,三苏两杜不可忘。
柏拉图,难欣赏,闲来最好读老庄。
莫管人家多伟大,数典忘祖总荒唐。
嗟嗟乎!真冤枉,使抄首唐诗也风光。”
这事做得确是法而又虐,有点过分,但也可见当时的一般情况了。

实事求是功在国家
在我刚进浙大不久,头一次听竺可桢校长训话时,我和很多同学都听不懂他究竟在说些什么,他声音快而促,吱吱喳喳,有如百鸟归林,脑子里只记得他在台上将双脚跟向上一拾一拾的,似乎好象老是有这么几句:
“贼骨头哇,贼骨头哇,我们浙大,说是就是……”
当时我莫名其妙,后来时间久了,过了一年半载下来之后,才知道“贼骨头哇”原来是竺校长的一句口头禅“这个的话”的绍兴腔。他每次演讲时,要说几十次之多。“说是就是”,也是他的一句老不离口的浙大校话。“实事求是”四字。就这样,浙大学生四年下来之后,没有一个脑子里不深深印着“实事求是”这几个字, 遇事都要讲真理,务本质,脚踏实地去做,以至终生。
人说浙大学生土气,那真要归功于“求是”精神的熏陶结果。在抗战时期,一个花花公子不肯为国捐献的“犹大”,或是一个千娇百媚、功课不及格常要补考的小姐,在浙大是永远出不
了头的。我在一年级时,见到一位男同学能说善道,风头极健。他常身穿黄皮夹克〈全校大约也只见到一两件吧〉,脚穿黑皮鞋,整天昂首阔步,夹着书本走来走去。到二年级时不大碰到他了,到我们毕业那年,他的皮夹克旧了,头低下来了,公共场合看不到他了。听说他每学期都有一两门功课不及格,要补考。
说到功课,浙大一向以苦干死拚为主,教授们对功课之紧迫,态度之认真,对分数之“扣门儿”,世上少见。在一年级升到二年级这个阶段,很多人被“荡”出去了。其实在当时那样的物质条件下,很多同学连纸笔都买不起,仍能孜孜不倦,实在伟大,晚间,每人一盏油灯,三根灯草,就这样,可以读到夜深。
人常说“家贫出孝子”,我却道“时艰造贤才”。今天,在国内,在国外,好些艰苦卓越的苦干者,不都是浙大毕业的吗?
在学校时,我们不知道程度高低,等到毕业后同别人一比,就觉得神气了。譬如最后一周公费出国留学人数,以全校人数和系别多少的比例而言,浙大可占前一二名。在国外读书的,以本科而论,浙大学生比别的学校便更多了。在国内做事的,论学术,论技术,浙大也总是不落人后。
若说浙大学生都是死啃书,倒也未必。抗战八年,浙大师生出钱、出力,流血流汗,真不知做过多少可歌可泣的事。除了直接从军的不算外,劳军、义卖等活动,差不多每年都有。那时候,同学们是一身之外无长物,可是一有义卖,都照捐不误。我在四年级时,有一次,同学又来向我捐东西举行义卖,我身边只剩下一块祖传的宝砚和两锭墨,那砚台小而轻,雕刻精细,是先曾祖父中进士之后皇帝所赐的。这祖传之宝随着我越过千山万水,带到贵州,当时一无所有,只得忍心把砚台捐掉,可惜后来负责义卖的同学不识货,订价很低,给一位女同学买去了。至今我仍然很骄傲地对儿女说: “二次世界大战时,我也有贡献呢!”
在宜山, 曾闹过一幕滑稽剧,极有意思。那时有批同学去从军,沙场征战,出生入死,后来日本人打来,把他们这批人冲散了,都狼狈逃回学校,检点人数,少了一位姓戴的同学。后来派人到战地去找, 在乱尸堆里发现了一位身穿黄制服〈浙大校服〉的年轻人,尸体己腐烂不清,大家断定一定是戴学长已成仁了,很多人抱头大哭,接着开追悼会,大家又唏嘘一番。谁知过了一年多之后,有人说他似乎在街上看到戴学长,后来又有人说看到他,于是大家相继奔告说戴学长鬼魂出现,到最后才知道是他真人现形,他并未死。原来他被日本人捉去之后,辗转送到上海,后来又再度偷回后方,仍到浙大复学,这场悲喜剧才告一结束。这也是抗战期中浙大学生为国效力的一点小插曲。
一九四四年年底,为了响应当时“十万青年十万军”,浙大立即有几百人报名参军,后来因人数太多,很多人未能如愿。还有很多同学到解放区去,或是做地下工作,今日都成为国家的栋梁。
最感人的事迹莫过于这年的劳军了。那时日军蠢动,逃犯黔南,贵阳一带吃紧,当时政府派这大军南下,道经遵义时,浙大学生以最大的热伯去慰劳欢送,使得军心大振,勇往直前,日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奠远了且后胜利之基。
那真是一幕撼人的场景。当一辆辆的军车载着大批战士经过遵义车站时,浙大的学生疯狂了,象湖水一般地冲到车旁,争着向战士们慰劳。握手、献花、赠礼品,一面欢呼,一面高唱,那情景震撼了每个士兵的心,只见他们热泪盈眶,拉着同学们的手说: “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鬼子!”
有一次落着大雨,很多战士在车篷里衣履尽湿,打伞的同学们看到了就蜂拥上去,把伞递给他们,却忘了自己也身在雨中,这一下,赢得战士高呼,喊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的脸上也不知挂了多少泪水和雨水。事后,有人说,这次军心大振,把日本人打得节节败退,浙大学生功不可灭。
抗战最后是胜利了!这八年中,浙大学生受尽了艰难困苦,然而浙大也由此自壮、成熟,那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将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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