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大史地系在遵义
郑士俊

  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于1936年夏季,系主任是张其昀老师。斯时卢沟桥事件发生,祖国大地上燃起了抗日烽火,掀起全民抗战,抵御日寇。原在浙江省杭州的浙江大学为了避开日寇入侵的干扰,转移学习环境,举校向内地西迁,史地系随校辗转跋涉。从1937年离开杭州,途经江西、湖南、广西三省,于1940年春到达贵州遵义,全校师生共约一千五百人,随带图书及仪器等,陆续向遵义地区集中。当时浙大校本部及文学院与工学院设在遵义,理学院与农学院设在湄潭;师范学院按文理系科分设在以上二地;一年级新生不分院系,均集中在永兴场。浙大从1940年春起,到1946年秋迁返杭州止,在遵义地区历时六年半。新成立不久的史地系在遵义地区这段时期,正是迅速发展的时期。
  浙大史地系自成立时起,到临解放前止,十四年间系主任都是张其昀老师,而在遵义时近七年,约占全期的一半。在竺可桢校长确定的“求是”校训熏陶下,在张其昀老师勤奋治学、以身作则领导下,史地系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浙大史地系不仅包括文学院史地系与师范学院史地系,还创立了其他大学所无的史地研究所与史地教育研究室。后二者均由张其向老师兼任主任,统一领导。在这样组织形式发展下,浙大史地系在遵义时期,不仅培养了史学与地学方面的大批学士,还培养了不少的硕士,在史地教育、教学和科研上都居全国领先的地位。
  浙大史地系的特点,是把国内一般大学分别设立的历史系与地理系,综合成为一个系。为此,张其昀老师在撰写的《我与浙大史地系》一文中明确指出道:“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曾说:‘ 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盖一为时间的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浙大史地学系创立的宗旨在此。”这样是否能保持单独设系的特点,而不降低质量呢?张老师接着论述过:“本系不但史地分为两组,与他校单独成系者课程相仿,到了研究所则分析更细,例如地学门又分为地形、气候和人文地理三组。但是,我们认为史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野外习察的方法,地学组的学生能够练习整理文献的方法,都是终身受用不尽的。”这就形成了浙大史地系特有的传统,使得“时”与“空”既能分组钻研,各有侧重产生成果;而且又能融会贯通,各取其长而用之,这是其他大学所不及的。
  在遵义地区时,史地系师生有“史地学会”组织。学会在教师指导下,由同学们分工负责进行各项活动,如举办专题学术讲座、师生联谊会、郊游活动等。在遵义、湄潭、永兴场史地学会先后出版过《时与空壁报》。这个壁报名称是张其昀老师题取的,稿件由学会里同学们撰写,分别按“时”与“空”概念,以各种形式与文体阐述各自的见解与心得体会,环绕上一节提到的中心思想进行论述与探讨,也是大家学习中的汇报与交流。由于是通过壁报方式发表的,在遵义时期中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由于史地系实际上包含了四个组织单位:即二系、一所、一室,经费也就比较充裕一些。这在抗战时期物质条件十分困难下,对系内的发展有利。很多名教授先后到浙大史地系来,所以在师资与教师上不仅人数多,而且质量高。先后在浙大史地系任教的:史学组有钱穆、张荫麟、陈乐素、谭其骧、方豪、俞大纲、贺昌群、陶元珍、李源澄、顾谷宜、李絜非、黎子耀诸先生;地学组有叶良辅、沙学浚、任美锷、涂长望、卢鋈、李海晨、黄秉维、严德一、李春芬、严钦尚、刘之远、赵松乔、么枕生、孙鼐、王维屏诸先生。由于名教授切磋讲论,学子闻风而来,有时史地系教授上课要专辟大型教室,窗外都站满了听讲同学,否则“立雪程门”无插足之地。史地系在遵义时系内学生人数也迅速增多,在文师两院各系中居首位。
  遵义、湄潭、永兴场的校舍、教室、宿舍、办公室等都是尽量利用破旧寺庙、会馆、宅第等,物质条件十分差,生活很艰苦,尤其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师生均同受煎熬。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曾写道:“余每月收入为四千,……,而上月单买菜已三千,油盐均在外,……余尚如此,余人可知。”很多教授在贫困中,被迫摆地摊,变卖衣物糊口。同学们有时吃饭无菜,以盐水咽送,褴衫破履比比皆是。浙大师生们没有被这些困难压倒,反而是生活越困难,学习上的精神面貌越奋发。陋室里书声琅琅,师生都在冒着黑烟的油灯下扶持教育,情深谊厚,认真地从事治学与科研,以学为乐。浙大师生的这种精神风貌也只有遵义人民亲眼见到,才能深切理解。
  浙大自杭州西迁来到遵义,不仅全校师生长途跋涉,经历重重关山险阻,而且还带来大批图书、仪器等。正如校长在《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文上道:“其书自四部七略暨声,光、电、化、算数、农艺、工程之著作,不下五万余册;其仪器以件计者三万;机器以架数者七百有奇;标本都万二千。”其中史地系图书、标本等也很丰富,地图、图片也很多,在遵义时又复不断添置。因此浙大不是流浪逃亡到遵义来的,而是不辞艰辛带了大批治学的工具到遵义来读书救国的。师生们在求是学风导引下,在爱国主义鼓舞下,在抗日救亡的形势教育下,在师长们辛勤教导下,同学们有书就勤奋地攻读,有实验就积极地实干。浙大带来的大批图书、仪器,对师生们说,如鱼得水,研究出累累成果。无怪乎英国李约瑟博士考察我国抗战时后方高等教育后称赞说:“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史地系同学们在史册资料中整理文献,在遵义地区郊野进行野外习察。特别是后者,在遵义大自然环境中攀山涉水,用地质锤敲敲打打,在遵义的地层中寻觅知识。遵义的地貌、植被、水文等各方面都提供了研究素材,使同学们获得了学以致用的学问。特别是刘之远老师为了野外习察跑遍了遵义全区各地,仔细勘察,终于发现了锰矿资源,为遵义地区直接作出重大的贡献。
  对于遵义地区值得提及的是《思想与时代》月刊。这个杂志是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创办并兼任社长和主编的,印刷与发行等工作,由李絜非先生办理。在遵义刊印发行了创刊号,上面刊有竺可桢校长文章《科学之方法与精神》.史地系各教授也纷纷投稿,浙大其他院系教授,以及校外的名教授也有专稿陆续刊登。
  当时由于白报纸缺乏,只好用土制的灰色纸张印行。它的内容是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研讨与论述,见仁见智,自有其不同的立论与见解。1946年,浙大迁离遵义。回返杭州后,该刊继续出版,仍由张其昀老师主编,印刷及发行等工作改由助教郑士俊办理。这个杂志对遵义地区也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本文作者:上海市退休教师,浙大40年代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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