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

《浙江大学在遵义》

对遵义浙大史地系的教学回忆
么枕生

一、我去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的始末
  我原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做多年研究工作,后又先后在西北农学院与东北大学任教多年才去遵义浙江大学任教的。早在1943年9月,就有吕炯先生电告,浙江大学聘我去遵义浙大;该年11月18日,浙大竺可桢校长又亲笔来函,讲到浙大甚望我能至该校,约于明年函商,最后是1945年6月3日,又接到竺可桢校长快信,说浙大决定聘我为气象学副教授。
  东北大学原属张学良将军在沈阳所建立的新兴大学,因“九·一八”事变与芦沟桥事变几经内迁至四川三台,就使这个学校沦为小型大学。该校规定每人讲授三门课,每周各三学时。我并非出身助教,那时突然讲授三门不同的课程,除备课外还要提高理论水平,自然劳累过度,造成心律不齐.犹忆日本飞机夜过三台去重庆轰作时,过往飞机嗡嗡声,我的心脏竟与之共振。于是,我在1945年秋考虑到浙大。浙江大学为国内名牌大学,且教学任务较轻(每人只讲授两门课)。我于1945年8月30日到了遵义浙大任教,

二、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
  我在气象研究所肘,任务为天气预报,前几年广读文献,专心写作;后几年加强基础,志在把我国天气学推向数值化。去西北农学院后,就不得不有180度的大转弯,要结合农学讲授气象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搞好教学工作。这也就是我从来是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对任务有高度责任感的表现。自到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以后,我的中心工作又非转变不可,那就是应当密切结合自然地理学去讲授气候学,于是,遍读自然地理学的基础知识,如植物地理、士壤地理与地貌学等。
  因为我有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的思想,所以从任教以来,为了专心致志把教学搞好,曾把我的生活、习惯、嗜好与社交等都围绕教学有所改变。在遵义浙大史地系时期更是如此。我在遵义住唐家祠堂单身宿舍内,我常于次日有课之际,日未全落就己就寝,早4点已经备课,而隔壁(该宿舍用半截木板隔成许多单间)位有历史组的胡玉堂,他非子夜不睡,非日上三竿不起,所以有人讥嘲我们说:两人可只住一间,分睡前后半夜就已够了。我这样改变生活习惯的主要原因有二,即:(1)在青年时代我就有神经衰弱毛病,如明日有重要安排,当夜就会失眠,所以常用早睡早起办法,从心理上治疗;(2)我最怕在备课时来人闲谈,我早起备课没人干扰。在遵义浙大时期,为了钻研教材,交往也很少,对人持有不即不离的态度。因为浙大不比一般学校,这是以气象界泰斗竺可桢先生为校长的。学生对我稍有不恭,这个信息就会在气象界不胫而走,不翼而飞,在遵义浙大时代交往较多的人,只有黄培柟与李絜非二人。这两人当时都是住单身宿舍,而且性格与我近似的。
  尊师和重教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现在记忆犹新,令人难忘的,就是1946年春,主要由于我是北方人,不想跟浙大复员去杭州,愿仍回东大复员到沈阳。消息传出后,浙大史地系我的学生们,竟以冯怀珍与张镜湖为首,联名致函竺校长,请求挽留我。学生在课堂上的表情和平时对教师的敬意,是对教师的鼓励。愈受学生的爱戴,教师就更要用心备课,广罗教材,倾其所有,真如常香玉所说的“戏比天大” 一样。有时自认为在课堂上不如意的讲课,都能影响自己多日的情绪。因为我自任教以来,把精力都放在如何丰富教材,组织教材,提高教材和讲好教材方面,所以每到一校都会得到学生们的爱戴。
  我在中学时代就喜欢做大型报告。多做了课外工作,不免就荒废了学业;后来转过来专心业务,又做的过头,以致引起前面所讲的神经衰弱。任教以后,对学生的大型报告自然是有请必应。如1945年11月5日,我在遵义湘江大戏院对浙大全校学生做过讲演(由当时工学院长王国松主持)。这次大型报告很为成功,为史地系赢得了好评。为学生做报告这一小事,也得充分准备,这也是我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的思想促成的结果。
  要知道,教学相长是相互为用的。好的教材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取得的,只能在多年教学中广证博引、融会贯通,而且要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吸收新知识,随时调整、充实与更新教材内容,更要丰富文字工具与业务基础,增强吸收知识的能力后,才能点滴汇集、系统编写出一份好的教材.这就是教学与自学应为教学相长的一个方面.学生对讲课所提出的疑问或他们的另外想法,对教师能深化理解和启发思路。一些从学生方面反馈来的信息,更是教学相长的另一方面,因此,确实体会到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利就有弊,利弊可以相互转化,互为因果。我任教多年,研究工作品受到影响正但为我启发研究思路,写出专著确也做好准备.教课虽然多样,但为我研究与倡导气候学今后发展方向确也打下基础.总之,我体会到:真能以任务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的话,就会在教学工作中触类旁通,推出灵感有所创新,更会对业务趣味倍增,其乐无穷,有益身心。

三、博与专的问题
  在遵义浙江大学的史地系内,多年存在有史和地的分与合问题,也就是博与专的问题。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当分开。在1946年1月27日上午,我参加梅光迪先生的追悼会时,外语系学生在致词中就曾借机批判张其昀先生,该日晚间,又有史地学会开会欢迎张先生由美讲学归来。我在会上致词中无意讲出要分史、地组,不意学生又乘机大肆攻击张其昀先生。张先生由于当日多方受到指责,非常恼火,在致答词时,竟说:“在史地系不能发展气象,学校设气象系当亦赞成。”在当时的史地系中,教师品对史地分合问题评论激烈,但只能暗议,不敢明争,学生则不然,因在校不过四年,毕业后远走高飞,有些自然无所忌讳。我当时去浙大时间不长,对史地分合问题不甚了解,既不关心,更无在史地系发展气象学的企图。我深知只能在地理学的基础上自己钻研气候学,气象学不过是气候学的基础课而已。在史地系发展气象,那是走入歧途的想法.何况当时浙大只有我一个教师,气象学与气候学连一个正式助教都没有,只有史地系测候所唯一观测员束家鑫旁听我的课,传达我与学生间的信息而已。据我事后推测,许多地理方面的教师,尤其学生倾向于史地分家。例如,1946 年1月31日曾由束家鑫带找去测候所和当时的地质学研究生陈吉馀、王连瑞与蔡钟瑞座谈,评论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的情况。他们都是叶良辅先生的研究生,叶先生是研究地质学的。叶先生恐倾向于史地分家。事实上,解放后的杭州浙大,史地系终于分为历史系与地理系,地理系首届系主任就是叶良辅先生。
  上面我己指出,遵义浙大史地分合之事,实际上就是属于博与专的问题。我当时所讲授的课是属于博的,但我的内心想法自己应另有专长。科学发展迅速异常,科学分工必然更细,科学工作者不专,就无怯应付迅速发展的科学事业。教育工作者不专,则所讲授的教材必然老化落伍,更谈不上自己做研究工作和指导研究生了.就是讲授基础课或总结科学发展史,为了很好完成任务,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根底,因为同一科学问题可不断提出更为巧妙的解决方法,何况更有新的发展方向。因为我有这样坚持多年的思想方法,所以我在当时史地学会的发言乃出于好意,认为人生短暂,而科学发展又无止境,历史学与地理学实难兼顾。这不过是个人看法而已,实际对史地分合问题是置身事外的。
  我从多年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中,确实也体会到博与专也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为了博必须有专,为了专必须有博。科学的发展,除有自身深化的纵向发展外,还有相互渗透的横向发展的问题。前者属于专,但有广阔基础,后者属于博,也应有所专长。学科发展不只要相互渗透,仿效借鉴,更要精于理论,善于应用,认清系统,扩大范畴。何况地学并非处于静态,而是一个动态问题。因此,我现在对史地合一的看法,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认为史地合一,从某种意义上讲,见仁见智,无可厚非。例如,地理学有古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气候学也有古气候学与历史气候学的发展。问题是如何应用地理学与气候学的现代研究成果去研究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气候学。当然把历史地理与历史气候考证得人细入微、尽善尽美,也有贡献。这是因为科学本身就具有博与专的分工问题。不过,应当博中有专,专中有博,博专的比例互有差异。

四、结束语
  我这50多年来,几易工作,每到一处就有中心任务的大转变。尤其我于1952年到南京大学气象系,成立了气候专业以后,又把气候学推向结合气象学的发展方向,发展了统计气候学,倡导了动力气候学,这个转变更大。这些任务上的转变,对我自己不无所失,但损失的反面正是收获。也正因为换了几个单位,完成了不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完成,正是现在我倡导发展的“天地生气候学”所必须的基础,这也正是遵义浙大时代给我专攻气候学机会开始的,令我回味无穷,引以自慰;我现在虽已高龄,仍愿对气候学的发展尽其绵薄;还想刻苦自学,有所贡献。但毕竟日薄西山,人老智钝,只能蹉跎岁月。自恨才疏志广,难以实现我的理想,只可对遵义浙大时代我的学生们负有歉意了。

(本文作者: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原浙大史地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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