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蚕桑系在黔北时的回忆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大蚕桑系在黔北时的回忆
孙承铣

  国立浙江大学是一所包括文、理、工、农、师五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有二十五个专业学系,在当时算得上规模颇大的高等学府。抗日战争期间,因杭州沦陷而辗转西迁到贵州省遵义县,建立了西迁的校本部,很快的开展了教学工作。理学院的四个学系和农学院的六个学系设在湄潭县。那时农学院院长是蔡邦华。迁到湄潭后,都以当地的祠堂、文庙、寺院充作校舍,因陋就简,很快使数学工作走上了正轨。
  农学院的农场办在城外的一个小山丘上,有水田、平地和山坡等,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它是农学院最重要的实习场地,规模虽然不大,但足够实习之用,农场的大门也做得很壮观。笔直的甬道,通向山丘的顶端,又有四通八达的小径,把农艺、园艺、蚕桑、病虫害、农业化学等学系的实验室(农业经济学系除外)联系在一起,成了农业科学的基地。
  浙大农学院创设在浙大之前,己先设有蚕桑学系,那时还是谭熙鸿任院长的时候,蚕茧价格高昂,工农业都很重视蚕桑。他的热情给蚕桑学系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这时所请的蚕业专家,都是日本留学的学者,其中有顾青虹、夏振铎、王福山等教授。学习蚕业专业的学生也盛况空前。但当我进浙大蚕桑学系当学生时,己在1940年了。我国沿海一带最发达的蚕桑地区,因遭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破坏,已面目全非。这时浙大蚕桑学系有主任夏振铎,还有王福山、祝汝佐等教授,以及讲师吴载德,助教郑蘅。另一位名教授叫曾慎,他是贵州人,曾在法国巴斯德学院研究微生物学。他原在农业化学系任课,后到蚕桑系教授野蚕学。当时蚕桑学聘请的教授,大都是专家名流,因此,教学阵容相当整齐。“求是”是校风,也是浙大治学的精冲,凡到浙大读书的学生,首先须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录取标准很高,宁缺毋滥,各学系招的新生往往不满额。我读的蚕桑学系,在当年班级里仅我一人,因此得到一个特殊的学习环境。有各位教授的悉心教导,讲授的专业知识,全面精湛,得益良多。系内的实验设施有饲养室、讲催青室、贮桑室、桑园、柞林等等,一应都有,真是麻雀虽小,五脏齐全。
  1940年起,我在龙泉浙大分校学习了一年,后到湄潭浙大分部报到。这时全国抗日形势如火如荼。我初到湄潭,感到这里是一个远离战火的山城,宁静儿如世外桃源,物价便宜,伙食好,坏境美丽,山青水绿,风物宜人。山上的林木,田野的稻麦, 一片葱郁郁。果品种类繁多,气候四季如春,人民朴实勤劳……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是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年轻时代。
  1943年我毕业后,被聘任为浙大蚕桑学系助教。就在这年,贵州省教育厅要在湄潭创办一所茶蚕职业学校,校址在湄潭县城外的湄江转湾东端。这里是水流最缓和的地方,有一群宽敞的民房,被租赁为茶蚕职业学校的校舍。校长邱璧光先生是浙大师院教育学系的毕业生。由于茶蚕职业学校初成立,缺少专业课老师,茶叶专业课教师即请当时迁湄的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专家担任教学,蚕桑专业课由浙大蚕桑学系承担下来。于是我也兼任了那里的教学工作。
  原来贵州省是有很好的蚕业基础的,蚕业相当发达,它的历史上溯到与四川省齐名。可是由于交通梗阻,环境闭塞,科学文化较为落后,养蚕业也显得不景气。当地的农民都还是养三眠蚕土种。这种蚕茧的形状如榧子,两头尖,中间圆,与害虫中的野生桑蚕相像,身小茧薄,丝少,茧色为黄茧。蚕体斑纹各异,不过体质相当强健,能吃柘叶长大,而四眠家蚕不吃柘叶,吃了柘叶死亡率很高。因此,它是一种很原始的土品种。可是农民们不知用桑叶饲养,都靠天然林的柘叶为饲料。柘叶是一种与桑树同科的植物,营养价值很差,成丝率不高。如果把三眠土种改饲营养丰富的桑叶,不但可增蚕的生活力,而且产丝量也可明显增加。记得那年春天,竺可桢校长来到湄潭农学院巡视。他听了我们讲到贵州省蚕业大有复兴的前途时,感慨地说:“如果把现在水平的科学技术能用到生产上,即可达到明显的增产,发展科学多么重要!”他那音容笑貌,直到今天还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贵州省这次创办在湄潭县的省立茶蚕职业学校,可说是引进科学技术改革的先河,是推广茶蚕科学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先例,也是贵州发展茶蚕事业的新的里程碑。
  浙大蚕桑学系除了为贵州省茶蚕职业学校培训蚕业技术人材努力外,还作过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提出了改进贵州省蚕业生产的初步规划与设想,包括柞蚕与家蚕两大蚕业生产的发展。贵州省的天然柞蚕林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潜力,柞树是黔北一带常用于生产优质木炭的木材,或用于种植白木耳的优良原木;而柞叶被用于饲养柞蚕,竟是一项物尽其利的生产事业。不过历史太长久了,放养柞蚕的技术是很陈旧的.当时柞蚕茧的最高收益,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曾慎教授为此大为感叹,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写出了野蚕学讲义,针对柞蚕放养技术的革新、柞蚕品种的复壮等问题作了阐述,并提出了生产上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至于家蚕生产方面改进的设想,当时在黔北一带饲养的土种三眠蚕,因不是江南一带现代机械缫丝的高品原料,特别是经济价值太低,农民的收益很差,早已淘汰了。浙大蚕桑学系为了改变黔北蚕业这一生产面貌,曾设想将用柘叶饲育的三眠土种改饲桑叶,以增加产丝量。但当时没有成林的人工桑园,没有足够的桑叶来源,是不能改饲桑叶的。要使土种三眠蚕提高产丝量的最好办法是与四眠家蚕种杂交,制成一代杂种。这一改进,虽然仍饲柘叶,但蚕体壮大,产丝量明显提高,解决了家蚕吃柘叶条件下仍可达到增产蚕丝的目的。这一成果,并没有彻底改变家蚕现代水平的要求,可作为过渡到现代化蚕业生产历程中的权宜之计。如果要达到现代化蚕业生产的水平,首先必须建立人工栽培的现代化桑园为饲料基地。采用品种优良的桑树,养成低干根刈植桑型式,使生长快、采叶多而方便,管理与防病的效力好,然后才能广泛饲养家蚕四眠优良品种,符合蚕茧原料商品化的要求。通过一系列的蚕业技术改革,构成一个网络,将分散在农村的养蚕户组织和集中起来,进行技术指导,成为有领导的科学管理。这一设想,可作为贵州省现代化蚕业生产的经营蓝图。
  1946年,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浙大蚕桑学系师生,来不及实现这项有关贵州省发展蚕业生产的计划,匆匆过返杭州了。现在想起来,既歉疚又遗憾。但是浙大蚕桑学系对贵州省蚕业工作的努力,虽然没有继续下去,而贵州省蚕业生产的新发展,己露出了可喜的曙光。因为已有一批新的技术人才,为贵州省蚕业的振兴发挥着青春的活力,决不因浙大蚕桑学系离开黔北而停滞不前。事实证明,浙江大学在黔北的七年中,蚕桑学系与其他院系师生,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友谊,给当时闭塞的山村传播了科学文化,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四十多年过去了,黔北的蚕业在贵州省各级领导下,不但已出现了更多的优秀技术人才,而且已建立起现代化的高产蚕业区,与四川、江南并肩前进。黔北一带的蚕桑事业早已旧貌换新颜了。

(本文作者:中国农科院上海家畜血吸虫病研究所研究员,浙大蚕桑系40年代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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