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农化系(组)的建制及其在西迁过程中的发展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大农化系(组)的建制及其在西迁过程中的发展
朱祖祥

  我是1934年夏考入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就在那一年,浙大农学院对教学组织的建制有较大的调整,将原设的农艺、森林、园艺、蚕桑及农业社会五学系改组为三系十组。三系即农业植物学系、农业动物学系及农业社会学系。当时我所选的主攻专业为农业化学组,而以作物组为其副,这两个组同属农业植物系。在抗战期间学校西迁之前,曾在农化组任教的主要教授有:刘和、黄瑞纶、铁明、黄本立及沈梓培、钱树培等老师。
  1936年3月,竺可桢校长到浙大,莅任前,曾商请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专家吴福桢博士来浙大任农学院院长,但吴只同意任职三个月,7月底吴院长提出将农学院三系十组裁并为农艺、园艺、农经、蚕桑及病虫害等五系。当时校内外农学界部分人士(包括一些知名之士及不少在校学生)对此有不同意见。不久吴因三个月任期已满,乃践约辞职,回归南京。继任院长卢守耕博士于八月中到校,并于九月间将这一方案提请校委会追认通过。按这方案,各系之下并无组的正式建制。但实际上在卢院长和以后蔡邦华院长任内,有的组因其所学必修基础课性质或学科体系的特殊性及其在国民经济基础上的重要性,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后西迁过程中,还有较大发展。农艺系中的农化组即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例。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全公亭、金山卫一带偷渡登陆,11月11日浙大就开始西迁。在西迁过程中,全校各系仪器设备、药品、图书资料和重要档案、学生成绩单等都分别妥装于大木箱中起运。我当时曾数度参加押运工作,发现在农学院的西运木箱中,属农化组的达60 余篇;约占全院一半以上。这些物品凡玻璃仪器、药品等易碎者皆一一纸包草裹,凡仪器均拆成零件编号包装,碎纸条衬垫,装好上覆油纸,加盖钉牢再编号。我们作为四年级学生,在老师指导下,以异常珍惜和忧患的心理,曾参与其事。这些木箱由杭州而江西,经湖南到广西,因交通费用困难,又不得不暂时堆存在阳朔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新建而未用的草舍内。直到学系在宜山开学建立实验时,又从阳朔运校。农院去阳朔就我一人。在宜山文虎小学布置实验室,启箱发现各箱仪器虽历程数千里,而且频繁的车、船装卸,幸而最后破损率并不高。农化组之所以在西迁期间,能够继续进行一般实验和开展一些科研工作,也就靠这些抢救出来的设备、仪器和药品,因此,在以后实验使用时,师生们对一纸一瓶,一滴、一克均倍加小心,爱护有如珍宝。
  浙大西迁是在1937年冬夭开始的。一路上难民、军人、车船异常拥挤,加以敌机轰炸,警报频繁,交通紊乱,饮食无常,驻地简陋,时遭风吹雨淋之苦。这一切对家有妻室、老少等牵累的,特别是家属中有体弱多病的,而且随身所带还有一家必需的日用衣物等行李之累的教师,有的确实力不从心,不得不中途另找暂时安身之处,因而忍痛离开了学校,甚至有的青年教师为解决学校经济及房舍困难,主动退让职位,另谋出路。农化组的老师中,类此原因在西迁过程中离校的也不乏其人(例如当年的助教,现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的李酉开学长)。但他们都是严于律己,以求真、求是的精神,终身奉献于教育事业的好教师。他们仍各自回到教学科研岗位,均作出卓越贡献,无愧于求是精神,宏扬了浙大校友声誉,获得了我们终身的敬仰。事实上也正是这些师长友好,在临别分离前,还鼓励我们不要泄气,而要为农化组的发展加倍努力。他们的离去,使当时的农化组遭遇了暂时的困难。但困难当前和炮火的激励,使大家团结得更好。就在我们即将毕业,从武汉、南昌带着毕业旅行后特殊奋激的时代感受,在师友们的相互推动下,经过农化学会的讨论,派徐达道、徐伯仲和我三人,于1938年5月5日赶在召开校委会的前一天,分别访问了竺校长及卢院长,请求学校成立农业化学系。在这次访问中,我们申述了为了战后振兴农业,对培养战后急需的有关土壤、肥料、农产制造及生物营养人才,必须大力加强农化科研。
  竺校长及卢院长均表示赞许。第二天5月6日校委会开会,卢院长正式提出这一议案,立即通过了成立农业化学系的决议,后因公文周转及教育部办事拖拉,于第二年始下文批准。
  1938年夏,在我刚毕业之后,马当失守,我受命押运仪器沿赣江南下。原计划越大庾从韶关南下,折向西江去桂林转广西宜山。同行者为同班同学张慎勤兄,两人即以仪器木箱平铺为床,以船为家,形影不离。赣江多浅滩,遇滩须下水拉纤、撑篙惊险异常,却也分享了不少船家之乐。在赣江船上,我们度过了20余天相当悠闲而又悬念前线战局讯息的水上生活。好不容易船至赣州,而三水已沦于敌手,即奉命取道衡阳入桂。可喜的是一到宜山,竺校长已为新成立的农业化学系聘得名教授三人,连同原有的黄本立教授,农化系阵容大振。新任系主任为杨守珍教授,主教农业化学、农业化学药剂及分析等课,彭谦教授教土壤学、肥料学,罗登义教授教生化和食品营养等课。我们的实验室则和化学系、化工系一起安排在龙江边新落成的文虎小学教学楼内。启用那些由师生共同抢运、长途转徙而未受多大损失的仪器药品,不能不视同珍宝了。
  从1938年11月开始,浙大在宜山上了三个学期的课,直至1939 年11月26日南宁沦陷,学校乃决定再迁贵州。其时我奉派去成都向农业部英国顾问学习。二个月后,大约在1940年3月间才到达遵义。当时学校决定农学院其他各系于5月间即迁湄潭上课,而农化系毕业班同学则因实验室及部分课程关系,暂留遵义上课。上课一般在新城老邮局内,实验室则在新城外,是当地新建两开间未完全竣工的二层楼民房,低矮且楼板不全,其位置在比邮局更远的新东门外小山坡上。那年毕业班共7人,都做了毕业论文。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王作,而留遵义的农化助教仅我一人, 除另有教学任务外,我一般每天上下午都按时前去。由于民房构造不符合实验要求,加以冷却水均须用水桶往高处提水,而溶剂温度又不是用电来控制的,所以在进行油脂抽提时,往往有引起火灾的危险。那时候真是提心吊胆。上午12 时从新城新东门山上实验室出来到老城紫荆街离北门不远的一座私宅吃午饭,又赶着要在下午一点前到实验室指导实验, 一小时内往来奔走,日久使我积下了严重的胃病,当时年轻,到了湄潭也就挺过去了,直到解放后多次泻血,到处求医无效,以至最后不能不用手术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这才解除了痛苦。当时同学们的干劲确实使人鼓舞,那年论文全国评比结果,第一名由我校农化系同学吴志华所得,题目是有关各地不同品种菜籽油分及主要特征的研究。
  记得当年任我国农业部顾问、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员、洛桑试验场研究员利查孙博士路过遵义,顺道参观我们实验室后曾对我说,你们研究问题虽不深,但对照你们的简陋条件,可以说在毅力和信念上几乎可与当年进行氧气实验的拉瓦锡相媲美。
  在湄潭时代的农化系,开始时是利用了湄江西岸的一座破旧的禹王宫作为系办公及教学实验用房。所谓禹王宫只是一座四周由泥墙砌成后分隔为三间门面的黄墙、瓦顶、泥地的破庙而已。中间一间开一 大门,正对大门就是禹王的泥塑神像高坐于神鑫之内,左右两间是空房,朝南各有一窗。改作系的用房后,左手一间上面,搁上散木板权作楼房,用来贮藏仪器、药品; 下面为系主任办公兼研究室。右边一间放了两排实验桌,看起来比较整齐。中间一间两边也放了一些实验桌。三间面积相同。因为那时同学人数不多, 一般每间均可容纳一个年级的学生进行实验。
  大约1941年前后,因研究工作的需要,乃在禹王宫的近旁,新建一座专供研究使用的小平房,共有四间,大小不一,分别作为生化营养、农产制造、土壤肥料研究之用;另有一间直通生化营养研究室,备作小动物饲养,以便进行营养研究之用。
  农化系在湄潭进行了七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学科教研上大体分向四个领域发展,即:① 土壤肥料而尤以土壤化学为主。这首先是由于彭谦教授的基础深厚,治学严谨,为人谦和善诱,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同学不喜空谈,但对他们的生活和处世、治学之道则很关心,往往寥寥数语启入深思.所以同学们一般都对他表示敬仰,在他教导熏沐下,毕业生中从事于土壤化学科教事业而富于成就者亦较多。在他指导下,通过土壤酸度的测定,对优选湄潭茶场苗圃土地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在土壤化学方面,对某些项目测定方法的改进也很有贡献。因战争关系,当年中美学术交往隔绝.后经英国李约瑟教授之手,曾在美国土壤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研究报告。我作为他的助手,对这两篇论文的价值,并不在其内容如何,而是他带动了像我这样的青年学会如何在困难条件下自力更生进行独立研究。此外,土壤肥料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当时发表的还有若干篇。惜乎条件所限,不成系统。(1945年以后,彭谦教授离校去大夏大学执教。继而王世中教授来校执教,担任土壤肥料方面的教研王作,但这时我已离校出国,故情况不详)。②生物化学和人体营养。这方面的功绩,显然应归功于罗登义教授的长期亲自认真地授课和不懈地组织科研,并长期坚持亲自动手,以身作则,一丝不苟地从事于实验室工作。从农化系的科研成果来看,罗登义先生及其协作助手所发表的论文著作最为丰富,其对贵州野生果实在营养利用上的开发贡献亦大。他讲课精神饱满,全神贯注,一堂课下来,往往满头是汗。讲课富有系统性,备课极其认真。每次上讲堂,都有自己的讲稿、笔记。他对青年也和蔼可亲,谦逊热情。⑤酿造及农产品加工和利用。当时在湄潭实际主持这方面的教育、科研和从事实际生产者为白汉熙老师,系主任杨守珍老师也起了强有力的指导和支持作用。在湄潭期间,农化系的酱油名闻遐迩。他不但经验丰富,而且基础深厚、广博,善于探索,勤于总结。惜限于当时学校及系里条件,其多种智能技术无从发挥。④农药及农产品分析鉴定。这方面的工作是由系主任杨守珍教授所开拓和指导的,但是由于当时开拓伊始,既缺乏基础设备及各种条件,也无适当助手梯队,所以发挥不易。杨老师是一位有设想并有组织能力的行政领导,惜乎未能尽展其才。
  以上所述仅仅是当时农化系中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教研情况。在整个湄潭时期的农化系教师,先后还有曾慎教授、王世中教授及吴志华、陈善明、檀耀辉、雷通明等较年青一代的老师。他们都勤于职守,勇于探索,具有良好基础而又热情于教育事业的老师,并在教研上各有自己的成就。由此可见,即使在抗战时期,又处在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的环境中,要进行科学实验而取得成果,其困难情况有时确实出乎想像之外。例如生活上既无电源,又无蜡烛、油灯,甚至连照明用的煤油也没有,经常只有一二根灯芯,用桐油点燃作为挑灯夜读之光源;工作上,连实验室中加温反应或蒸馏也常需以木碳小炉来代酒精灯;至于用水,则须各自提水上高梯,将水倒入贮水桶中,然后让它通过橡皮管的控制,流注于冷却管中或备洗涤之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艰苦奋斗,恁着求知的毅力,发扬求是学风,竟也能使一个初创的农化系,在不到七年的时间里获得可喜的教研成绩。浙大在湄潭办学条件下所取得的成绩,不仅仅在于具体科研成果和教学质量的保证,更重要的可能是培育出一批有良好业务基础而又能艰苦奋斗,独立思考,勇于创业,不断进取,甘为科教事业献身的青年学子。浙大在湄潭时期的情况,可以诱发我们进行反思:不少人都认为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虽然必需一定环境和设备条件的保证,但它更需要有艰苦的创业精神,由上而下所创导的良好学风,比较扎实的基础学科训练,宽广的知识领域,以及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专业知识的借鉴融合。就我个人而言,我于1934年进入原浙大农学院,1937 年随校西迁,此后与理学院的老师和同学接触较多。校中多种形式的研讨讲演、各系科书报讨论会等对活跃自己的思想,扩大知识领域,加强独立思考和分析能力都有很大帮助。回顾半世纪的从教生涯,虽然所经历的历史背景、人世沧桑、工作性质、政治变幻以及个人生活境遇,各时期均有不同、但对我感受和体会是深的却是在艰苦环境中接受锻炼和挑战,以及在独立思考中尽量随时学习,吸收有关方面(特别是基础科学)的营养.所以我认为老浙大多科性综合大学的特点和抗战期间艰苦办学的精神是值得怀念的。
  “弗谓长少年,光阴来转毂”,这是战前竺可桢校长的亲笔题字,以金字镌刻于求是桥北钟塔立柱上的箴言。当年我看到这一古谚箴言,深受教益,而今回顾50年已逝的光阴,仍不免有转毂之感,我愿借此结尾,寄语给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学子,善自珍惜黄金般的青春年华和不断优化的学校环境,切莫虚掷转毂般的光阴。

(本文作者:中科院学部委员,浙江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教授,浙大农化组1938年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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