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与贵州农业

《浙江大学在遵义》

浙大西迁与贵州农业
陈玉伦

  抗日战争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几经周折,迁到贵州的遵义、湄潭两县。在此期间(即1940-1946年)虽在抗日战争正处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但仍坚持教学工作,不断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也促进了浙大自身的壮大和发展,加强了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这对贫穷落后的贵州,特别是对黔北地区的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我是当时浙大农业经济系毕业的贵州学生之一。在毕业前后这段时期,又在湄潭和遵义地区工作过,加上长期以来又在省农业厅等有关农业部门工作,从事农业经济管理和农业干部教育等工作,因此对贵州的农业情况比较熟悉.在浙大西迁遵义五十周年之际,就浙大西迁和贵州农业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农业生产是一种具有地域性的产业,受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贵州地处祖国西南内陆山区,是一个资源丰富,经济贫困,发展潜力很大的多民族地区。过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特别是交通不便,文化教育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长期处于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状态。
  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祖国西南大后方的贵州,由于全国沦陷区和许多机关、学校、工厂等不断迁入,带来了大批的科技人才和资金、技术、设备等,也带来了先进地区的文化教育。于是,贵州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全省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也得到发展,使封闭式经济开始转向开放式经济转变,对当时我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农业生产方面,贵州在过去是很少种小麦的,甚至许多地方冬季栽培的是一种有害人民健康的鸦片。内迁人员流入后,为了解决人民吃面粉的问题,加速了小麦良种的选育和推广,不断扩大小麦栽培面积,并建立许多面粉加工厂。烤芋当时称为“美芋”,也是当时发展起来的。其他农产品如茶叶、蚕茧、油桐、药材,甚至许多果树蔬菜的品种,也是根据当时各方面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浙江大学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杭州迁到当时经济比较落后的贵州,差距很大。虽然黔北在贵州省属较好地区,既是省内主要产粮油的地区,又是发展经济作物和土特产较为集中的产区,但无法与江浙相比。浙江大学迁入贵州后,不但为贵州引进大批科技人才,还为贵州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推动了黔北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
  浙江大学西迁贵州虽只有七年左右的时间,但对贵州各方面的影响很大。
  首先,为国家培育了大批的农业专业人才。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浙大迁入贵州自然给贵州青年提供学习的良好机会。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贵州青年学生入浙大的高峰期。浙大迁回杭州以后,也给贵州培育了大批农业专业人才,有不少外地同学,在浙大毕业后留在贵州工作,这是浙大给贵州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这些浙大毕业生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为贵州的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长期坚持农业科学研究的校友有卢培凡、马光灼、邓乃朋、强德华等;长期坚持在农业教育方面的校友有郎登铨、朱维凡、甘相连、柴祖泽、袁国梁、葛世泽、张先文等,甚至还有更早期毕业的顾冠群教授。此外,在农业生产、财政金融以及其他部门工作的有肖兆龙、蔡纯武、杨邦选、幸必达、陈玉伦、丁镭、韩仙芝、王德惠、许学勤、何大堪等。特别是我们当时的老师、后来任贵州农学院院长的罗登义教授,为发展我省农业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成绩。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浙大迁黔的这七年,贵州的经济、教育、文化也就不可能得到如此快的发展。
  其次,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在搞好教学的同时,在农业科研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地域性、时间性的特点,许多外地的先选经验,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推广运用,必须有一个适应与改造的过程,所以农业技术推广的成效较慢。浙大西迁贵州以后,农业生产上的很多条件已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这个变化,必须加强对贵州农业生产特点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实验。当时浙大农学院共设有农艺、园艺、农化、蚕桑、病虫害、农经等6个系,院长是蔡邦华教授。1942年,为了适应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又增设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农业经济学部,专门培养研究生。在战时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仍建立了实验农场,设立了实验室,坚持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根据《浙江农业大学校史》有关资料,当时,农艺系育成了水稻良种5个,小麦良种2个,杂交油菜良种1 个,均较本地品种增产。还搜集了水稻品种1200多个,小麦品种1483个。园艺系选出果树优良品种9个,并试种成功了洋葱、番茄、甜瓜等作物;搜集湄潭奇异花卉200余种。农化系土壤肥料、生化营养、农业分析、农用药剂及农产制造等方面进行了试验研究。蚕桑系进行样蚕饲育及家蚕留种饲育、桑树品种选育试验和推广。农经系着重抓了遵义、湄潭、德江等县的农经调查。农经学部组织教授和研究生从事专题研究。病虫害系进行了白木耳人工栽培研究,产量比土法生产的高23.58倍;并进行湄潭茶树病害调查,桑树虫害调查,五倍子的研究,水稻害虫防治的研究等。以上取得的这些成果,大都能及时推广应用,造福农村。茶叶、五倍子,和刺梨等的研究,更为贵州经济发展开创了新局面。与此同时、农学院边接受农林部的特约,由有关的教授承担了7个专题研究,均获得重大的成果。所有这一切试验研究,既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促进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第二,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普及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为了把科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1940年在农学院内恢复了农业推广部。在此时期,除先后进行植物资源、农业生产、农业经济等的社会调查外,又先后在湄潭、遵义推广了马铃薯、番茄等的栽培,黔北病虫害的防治,蔬菜良种的推广,胡桃育苗的推广,西瓜种植的推广等。由于这些技术的试验推广。使当时的黔北地区,特别是遵义、湄潭两县,在西瓜、油菜(甘蓝型)、甜瓜、番茄、洋葱……等种植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在学院里还不断举行学术报告会、学术讨论会,启发师生共同研讨有关农业科学技术问题。同时,还出版了《浙农通讯》、《农院专刊》、《蚕声》、《农化通讯》、《农经通讯》、《农业经济学报》、《病虫知识》、《作物通讯》等不定期刊物,广泛与各方面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了我省农业科研和农业技术的进步。

(三)
  遵湄时期的浙大,不仅为当地培养了人才,促进了经济发展,还为贵州人民留下了优良的作风。
  一、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当时,贵州的生活条件、办学条件都很差,我们的教室、实验室是破庙、会馆,住的是简陋的房子,点的是小油灯,很多教师住在拥挤的民房里。许多外地同学,由于家乡沦陷,断绝了一切生活来源,靠学校的少量贷金维持生活,由于物价飞涨,生活十分清苦。但同学们精神振奋,刻苦学习,他们把抗日救国作为精神动力,把掌握知识作为一种责任。有的同学为了维持生活,边学习,边兼职工作,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二,坚持从严治学的学风。为了培养祖国所需的专业人才,学校特别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坚持参加当时全国“四联大”(即中大、西南联大、武大、浙大)的联合招生,保证入学新生质量。对每年所招新生,先集中到湄潭的永兴分部学习,狠抓基础课程,为以后学好专业课打下基础。学校有一套严格的考试、考核制度和升级、留级、退学等的明确规定,鞭策每个同学勤奋学习。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是不断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在理论方面,首先强调学好各有关系的基础课,打好基础。当时大学缺少统编教材,学校强调使用外文教材的原著,既加强了基础又培养了学生阅读外文书刊的能力。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践,注重学以致用,因此,经常开展科学实验,开展学术讨论,定期举办学术报告会,通过写毕业论文等,不断培养同学的实际工作能力。
  四、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浙大西迁贵州期间,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学。学校分设在遵义、湄潭和永兴三个地方,在同一个地方,也没有统一集中的校舍,而是因简就陋利用当地的破庙、祠堂、会馆等场所。因此,师生们生活在群众之中,通过接触、了解,与当地人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学校开展文艺、体育活动,举办各种学术会,常有当地群众参加。浙大师生还帮助地方举办职业教育,办各种短期训练班,推广优良品种和实用技术,共同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每当师生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历史,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浙大对贵州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贵州人民又养育了浙大师生;没有贵州人民的无私支援,浙大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发展。我作为浙大遵湄期间培养出来的校友,既感谢母校教师的辛勤教导,也感谢黔北人民的无私奉献。愿母校“求是”精神发扬光大,愿贵州经济飞速发展。

(本文作者:贵州农业干部管理学院教授,浙大农经系1946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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