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上弦歌——记浙大生物系在湄潭

《浙江大学在遵义》

湄上弦歌
——记浙大生物系在湄潭
姚錱 周本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9月,母校浙江大学开始辗转西迁,初迁西天目、建德,继迁江西吉安、泰和,再迁广西宜山,最后于1940年初,全校师生员工陆续到达贵州遵义。途中且行且止,颠沛流离,每驻一地,虽蓬窗茅舍,破屋残垣,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都能因陋就简,正常上课,教书育人,寒暑无间,从未耽误学生学业。“浙大西迁,间关千里,而弦歌不绝”,深受时人称道。
  1940年秋,理学院生物学系又随同农学院各系迁往遵义东北面之湄潭县,直到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才陆续复员东下,重聚杭州,回归钱塘旧址,在遵义、湄潭整整七个年头。

在水之湄
  湄潭山明水秀,景色宜人,物产丰饶,民风淳朴,素有“小江南”、“黔北粮仓”之称,出县城西门不远,有一条碧波清澈的湄江蜿蜒而过。跨湄江桥可通西岸。桥头水边南侧有一四合院房,座落在缓坡上,称魏家院子。生物系有好几位教授就住在这所院落内。当时风气,尊师爱生,亲如家人。魏家院子也是学生常去看望老师和登门求教的地方。
  魏家院子西南一里许,又有一座四合院落,称唐家祠堂。四周林木葱蔚,山色当窗,生物系便设在这里。院内环绕天井有十数间房屋,有的辟作工作室,供老师备课和做科学研究;有的辟作学生的实验室,供上实验课和讨论会之用。那时学生人数不多,有些课程需在城内文庙和财神庙教室内上课,有些则在生物系实验室内讲授。按时作息,秩序井然。
  在湄潭的六年多,虽然生活清苦,学术活动却十分频繁,在一批蜚声中外的著名教授的率领下,师生们刻苦钻研,就在破旧的唐家祠堂在内,作出卓著的成绩,取得了许多令人叹服的科研成果。当时先后在浙大生物系执教的名教授有贝时璋、蔡堡、谈家桢、罗宗洛、张肇骞、张孟闻、仲崇信、江希明、王曰玮、吴长春等,贝时璋教授任系主任。这些师长共同的特点是:学识渊博,工作认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们培养出不少后来的专家教授。
  回思往事,历历在目。昔日的年轻人,如今已值古稀,经过40多年的阴晴风雨,当时生物系的师生,除少数几位先生已经作古,健在的也都天各一方。但庆幸的是,所有师生没有忘记当年生物系的优良传统,都坚守岗位,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继续为祖国的教学和科研事业作出贡献。现写下生物系在湄潭的年月里有关教学科研和培养人才的二三事,既是对那段艰苦岁月和曾经支持我们、哺育我们的贵州乡亲们的怀念,也是对未来办学的希冀。正是,“娄山明月湄江水,曾照寒窗润砚田”。

课堂讲授
  生物系的教学工作抓得很紧,对学生要求严格,既往重课堂知识的传授,又十分注重实验技能的培养。由于战时教科书缺乏,讲课时多由老师口授,学生笔记,不发讲义,但指定适当的参考书籍和文献。老师备课认真,讲解透彻,富有启发性。对生物学中没有定论的问题,总是兼容并蓄,将诸家论点,讲清讲透,再加评论,有时还结合老师自己的研究工作,启发学生思考,以激起研究探讨生物学问题的兴趣。由于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不多,师生接触的机会也就相对地多一些,这样老师就容易掌握学生考虑问题的思路。上课时教室内肃静无哗;教室周周环境又很幽静;学生全神贯注,细心聆听。为使学生不致遗漏要点,有时老师会抽查学生的笔记,及时订正。这种负责精神,令人敬慕。
  生物系当时开设的课程,除必修课外,尚有选修课,如贝时璋教授开的“实验形态学”、谈家桢教授开的“实验进化”、仲崇信教授开的“植物生态学”等。这些课程的讲授内容,有的涉及生物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有的涉及当代新的研究趋向和新的生物学分支学科。理学院生物学系本科的修习年限为4年。主要的必修课程多在前3年中学完。有时从二年级第二学期起,学生如有学习余力,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以后的一年半中,多选读一些选修课程。这时便可自选导师,或接受系主任的建议,选定导师,接受毕业论文指导。既选定了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便可根据导师的指点和自己的思考,按研究方向的要求,选读一定的选修课程。除了课堂讲授中获得教益,还要参加书报讨论,汲取中外专家研究的精华,作为自己成长的营养。高班同学,经过上述的选读课程,便能受到较强的训练,大体上能把分类、形态、生理、组织胚胎和细胞遗传等课程的关系沟通起来,从生物的结构和进化、细胞构造和功能以及机体的生命活动规律等出发,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加深了对生物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理解。

实验课
  生物系所开的课程,差不多每门都有实验课。一周常常安排5个下午的实验。实验和讲授都计学分,合计起来成为一门课程的学分。例如每周3小时课堂讲授为二学分, 一个下午单元的实验为1学分,共计3个学分。实验课不及格不能补考,必须补做。要求严格,便能更好地训练学生的观察和动手能力。
  至于实验所用材料,除一些标本和组织切片,系从杭州随图书仪器内迁湄潭外,其它许多新鲜实验材料,都随季节变化,就地取材。因此当时的老师对当地的动植物资源,都有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如湄潭的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以及无脊椎动物等实验材料;种子植物和低等植物的种类,事前都要作一定的调查研究:担任动植物分类学实验的老师,经常带领同学在附近山林水域,作野外实地观察和采集。由于离城不远就有林木溪涧,自然景观;这些地方都成了很好的野外课堂。
  生物形态实验常离不开绘图,绘图是基本工夫。不论是肉眼或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圈,都要求学生画得准确.否则,教授或助教都会严厉指出,要求重画,绝不放过,直至准确无误为止。曾有连续退图重画两三次的例子.所以严师出高徒,久有明训,绝非偶然。
  战时物质供应困难。有些实验需要用化学药品,都尽量设法取得,保证进行。有时各系之间亦能互通有无,相互调剂,但来源总比较紧张。因此要求学生节约使用药品。学生也听从指导,从无怨言,十分自觉。例如战时以酒精和木炭作为能源代替汽油,特别是纯酒精比较匮乏,用过的酒精都要回收。做一次组织学的切片实验,一组同学往往只能使用10-20毫升的纯酒精。记得以无水硫酸铜吸取水分做纯酒精的方法,也是那时候采用的。
  在大学的教学工作中,教授讲课讲得好固然重要,但如果助教实验室管不好,实验课上不好,也会影响到整个课程的教学质量。浙大在这方面对助教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常要他们挑重担。在战时,教授们调动或短期离校,讲师和高年资助教,就得顶班上课。因此助教平素都非常努力,除管理好实验外,还经常旁听化学系,农学院的有关课程。学生阅读课外参考书和文献质疑时,遇到英语语法分析困难或内容难以理解, 一般都由助教负责答疑。那时,学生的实验报告,都用英语描述和以科学拉丁术语作图注,助教也要用英语批改作业。工作所需,就得不断提高自己,不断上进。助教能独立教一门课,是升任讲师的一个重要条件。
  总之,母校生物系在教学和实验中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和勤俭办学的精神和学风。这些优良传统既给每位同学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在业务上打下扎实的基础。

科学研究
  唐家祠堂的实验室,总共只有十多间,由于年久失修,脚步重了地饭就会颤动,所以师生们在实验室内走路必须放轻脚步,说话也低声细语,生怕影响别人的工作。教师备课,从事科学研究和学生做实验,绝大部分都在唐家祠堂内完成。
  当时的实验室和研究室,设备少而简陋,无坛跟今天重点大学的条件相比,常用的只有几架显微镜和一些温箱、烘箱而已,当时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作显微镜观察时,白天靠天然阳光,晚间则藉助于桐油灯或柏油灯照明,温箱用木炭粉末做成炭饼来生火加温。有些实验材料,如培养用作实验的果蝇,夏天怕热,只好挖地窖放置。实验室每天都要用水,就集大家的智慧,在祠堂外边造一个小水塔,上置一只大木桶,把清沏的湄江水,经过净化一担一担挑上去,利用位差压力,便成自来水,用竹管接出来使用。一架较高倍的显微镜或解剖镜,往往教授、助教、研究生五六人轮流使用,白天轮不到,就利用晚间在油灯下观察。四壁昏昏,一灯如豆,搞科学研究的艰难程度,非身历其境者很难想象。
  1942年,湄潭生物系建立研究所,全称是浙大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后改称为生物学研究所)。除招收国内研究生外,还有印度研究生。教授、讲师和助教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一面搞教学,一面孜孜不倦地进行科学研究,成果累累。
  从1942到1946年的5年中,先后在国内《科学纪录》、《实验生物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10 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英国的《自然》、《实验生物学杂志》、《植物学记事》、《动物学集刊》和美国的《生理动物学》、《植物学杂志》、《遗传学》以及《美国自然科学家》等刊物上共发表了20多篇文章。这些研究成绩,即使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也是不简单的,何况那时条件艰难,弥觉可贵。当时,浙大其他院系也是一样,学术空气浓厚,科学研究活跃,在国内外很有影响。1944年冬,英国李约瑟教授在参观遵湄以后,曾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的剑桥”。
  剑桥和牛津是当时英国两所世界闻名的第一流高等学府,而我国当时受到时代局限,科学相当落后。李氏的比喻可能主要是从浙大在学术上自由探讨的气氛非常浓厚,科学家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日夜奋斗,敢于研究当代各科学领域中的一些前沿问题等情况出发的。
  至于当时为什么浙大能产生这样的学术研究环境,我们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队发扬“求是”精神,提倡民主办校,充分发挥了教授和各级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和监督作用;实行导师制,实行学术民主;倡导“大学应注重研究”,力争聘请国内著名教授来校执教。例如1940年聘请著名植物生理学教授罗宗洛时,竺校长打破惯例,慨然允诺他带四位助手一起来浙大。这些因素促成了科学研究蓬勃开展的局面。
  以当时生物系的情况来说,科学研究工作大体上具有三个特点:( 1)就地取材,(2)联系实际,(3)跟踪国际学术研究趋势。有时在一项研究工作中,这三者可以同时体现。
  当时全系的研究工作比较活跃的有三个研究小组:
  一个是由贝时璋教授领导的实验形态学研究小组,实验材料主要取自于湄潭附近池塘沟涧中容易找到的小动物。如杆吻虫、涡虫、水螅、线虫等,来源丰富。有时采得后还能在实验室内作短期培养。做实验观察时并不需要有很多的设备,而所涉及却是当时间际领域内非常活跃的课题——整体动物切割后再生过程中涉及到的生理梯度问题,也就是对动物头、尾(前端和后端)、背、腹及两侧之间存在的生理性差异现象和极性问题等进行分析研究。
  第二个研究小组是由罗宗洛教授领导的植物生理学研究小组。实验研究多取材于当地的水稻、小麦、玉米和菜豆等农作物。着重研究微量元素和生长激素,对这些作物早期发育和生长的促进作用、问题既联系了实际,又是当时国际植物生理学领域中的先进课题。
  第三个研究小组是由谈家桢教授领导的遗传学研究小组。主要从事瓢虫鞘翅色斑和果蝇遗传的研究,贵州遵湄地区的瓢虫,代表着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变异遗传类型。这一研究,对群体遗传与进化问题作了很重要的贡献。此外,这个小组还研究果蝇的染色体和地理变异,以及作物染色体的研究等等。

书报讨论和学术讨论
  书报讨论和学术上的自由争论也促进了良好学风的形成和发展。生物系的书报讨论,最初始于杭州。战时西迁湄潭后,又及时恢复了活动。进行时,主要是由教授、讲师或助教、研究生和高年级学生轮流主讲。事前须阅读大量文献。题目可能是生物学研究的动向和趋势,对某一学术研究领域内的综述性报告,也可以结合文献报告自己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研究生和做毕业论文的高年级学生,都须参加书报讨论,在导师的指导下,也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书报讨论的规模,有时以研究小组形式进行;有时则全系各研究组合并进行。一般于每周六举行一次,七年内从未间断。这一学术活动对培养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同学的独立阅读、分析、综合能力以及表达能力,起着很大的作用.使他们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对教授们来说,参加这类学术活动,也可以起到相互切磋,相互了解和各取所长的作用。
  除上述经常性的书报讨论外,有时还专门组织大型的学术讨论会.记得在湄潭曾有过两次较大的活动:一次是在1941年冬天,为庆祝贝时璋教授任职12年的荣誉休假所举行的关于“性因子、性遗传”方面的讨论会。当时竺校长,张孟闻,谈家桢,罗宗洛,江希明和贝时璋教授都作了报告。另一次是1944年冬在湄潭召开的中国科学社的学术年会,英国李约瑟博士夫妇、毕丹耀博士等被邀参加。年会内容丰富,除特别邀请的专题报告外,还宣读了数十篇自然科学领域的论文,不少生物系的论文和其他理农二院有关学科的论文等。
  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自由讨论,是学术民主的一种反映,当时浙大学术空气活跃,学术争论也很普遍。其中有一件事对我们印象特别深。那是1943年,英国有两位科学家提出一个新的假设,认为动植物细胞染色体的主要成分不是去氧核糖核酸(DNA),而是酸性蛋白质,去氧核糖核酸只存在于核液中,对经典的孚尔根(Feulgen)反应提出质疑,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争论。贝时璋教授和他的学生以摇蚊的唾腺染色体为材料,针对上述假设,设计了多方面的实验。于1945年和1946年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短文,用客观事实对这个假设的论点提出了疑问和自己的观点。这种实事求是、敢于学术争论的精神,对大家很有启发,起着楷模的作用。

对湄潭的怀念
  写到这里,使我们不能不想到当时湄潭的自然环境和父老乡亲。湄潭地处黔北,距遵义县城(今遵义市)70多公里,步行须走两天。当时很少汽车代步。湄潭县城位于湄江之滨的小盆地,四面群山坏绕,成为天然屏障。我们在湄潭的六年中从来没有听到过日机空袭的警报,(在广西宜山时则经常遇到日机狂轰滥炸),因此湄潭的环境比较幽静,是做学问的好地方。抗战时期交通运输属然困难,然而由于当地各界的大力支持,一般生活资料和食物用品还是能得到基本供应。浙大师生员工和当地群众相处得十分和谐。对所谓“下江人”并不另眼看待,包括在遵义也是这样。遵湄两地,对我们的成长都有过惠泽,至今难忘。
  古时山东的洙水与泗水之间,为孔子聚徒讲学之所,后人有“洙泗上,弦歌地”的吟咏。湄潭有湄江,湄水环绕浙大理农二院,故以“湄上弦歌”为题,以记鸿泥。抚今追昔,有绵绵不尽之思。

(本文作者:
姚錱,中科院细胞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浙大生物系30年代毕业生,曾在浙大任教
周本湘,华东师大教授、浙大生物研究所40年代毕业生,曾在浙大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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