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于忘怀的五年

《浙江大学在遵义》

难于忘怀的五年
王淦昌

  1940年,由于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辗转迁到贵州遵义,一年后,浙大理学院又从遵义迁到湄潭,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们在湄潭渡过了将近五个年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五年不算长,但它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抗战时期的湄潭,物质条件很差,学校没有电灯,用油灯照明,没有实验设备,杂志也很少,国外期刊只有《物理评论》,国内期刊几乎看不到。那时我只有三十几岁(与我年龄相近的教师还有好几位,如物理系的束星北、何增禄、王谟显、朱福炘,化学的王葆仁,生物系的谈家桢、贝时璋等),对于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黄金时代。我们一般从教已经十多年,有了一些实际经验,各方面比较成熟了,思想十分活跃,敢想、敢问、肯钻。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开发试验研究,对国内外科学进展情况非常敏感,我们尽可能地搜集国外的研究报告,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然后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因此,在这五年中虽然环境很差,我们的身体也不太健康,但仍然在物理、化学方面做了诈多工作,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有10多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就是在那时提出的。但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设备条件太差,许多好的思想和理论无法进行验证。如果条件能够稍为好一些,我相信我们会做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来。
  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孜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风气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有几位同学,如程开甲、蒋泰龙、胡济民、忻贤杰、姚錱、许良英、梅镇安、李政道等,他们在各自所学的专业范围内学习成绩优秀,思想非常活跃,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争论得脸红脖子粗。每当我想起在湄潭时的情景,顿时会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说实话,那是我最为留恋和怀念的时光。
  湄潭是一个很小的山城,那里风景优美,丛丛竹林掩映着缕缕炊烟,更显得山城的幽雅、宁静。那里的风水联堡和观音洞是我们工作之余常常留连忘返的地方。现在回想起这些,尚有心旷神怡之感!

(本文作者: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原任浙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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